建国之前，要搞“一党专政”的，是当权的国民党蒋介石。对此，毛泽东曾经讥讽道：
党外无党，
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
千奇百怪。
但是，建国后，毛泽东当家了，中国却真正出现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政治局面。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后来1954年的宪法，都规定了“工人阶级领导”。而毛泽东早在1949年6月就确定，所谓工人阶级领导，是“经过共产党”的，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
因此，工人阶级领导，并非真的工人阶级来领导。而所谓“党的领导”，也就是“党的领袖的领导”，就算是“工人阶级领导”了。
至于几个“民主党派”，建国前的年代里，还可以算是“党”吧，但是建国后很快就“非党化”了，在政坛上基本无声无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自“一党专政”（“非民主制度”）确立后，所谓“政党政治”，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因此，8个所谓“民主党派”，其党派性也就不存在了。而共产党本身，由于失去了“对立统一”的对立面，其党派性质也随之不存在了。
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道理吧？
由于建国后，各种“党”实际上全都失去了真正“政党”的性质，这样一来，党的“机构”，无论是共产党的机构，或者“民主党派”的机构，全都失去了它们本来应有的作用和意义。共产党的挂牌机构，很快就明显地“政府化”了，这也是必然的，不可能避免的，合乎逻辑的。只是，它们与那些挂牌“政府”的机构，在职能上缠夹不清、互相扯皮，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整个中国社会为此而浪费了大量精力和资源。现在，许多人在呼吁“党政分开”，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到底看清了问题的症结没有？我认为，不是“分开”，而是应当去掉一项，因为这两项的内容和功能，是重叠的，除了浪费社会资源和人民的税收，没有别的功效。
当然，这里说的，还是假设在“没有贪污”的情况下。若再加上贪污，那么，由于机构重叠，“党、政机构”浪费的“功效”还会成几倍地增加。
至于民主党派的机构，当然，也只能都成了某种寄生性机构，徒然浪费国家的财政。它们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在非民主的政治状态中，我想不出来，
所以，可以因此认为：
自“一党专政”确定后，所有的“党”，包括共产党，在实质上都消失了。我认为，也就是说，实质上中国也就没有“党”了。
所谓政党政治，是这样一种政治：一些希望从政的人、即希望从事政府工作的人们，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党，来参加竞选，获胜后、即获得人民多数投票支持后，他们就可以“执政”了，成为执政党。同时，还有在野党或者反对党存在着，他们批评和监督着“执政党”，以期在下一次竞选后，也能够获得人民多数选票而成为“执政党”。
当然，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那也就没有所谓“政党政治”了。
既然没有“在野党”，那么，哪里会有“执政党”？所以，“执政党”，是相对于“在野党”而言的。这也就是毛泽东《矛盾论》里也承认的：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前，无所谓后；没有左，无所谓右……。所以，显然，没有在野党，就无所谓执政党。
建国之初，对于国民党时期里曾经共同奋斗的“民主党派”，还是安排了不少高级的职位。当时叫做“长期共存，肝胆相照”。但实际上，显然，这些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甚至也不是明确的在野党。似乎，就是要安排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因为他们也曾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不可缺少的贡献，虽然不是军事上的贡献。而且，让他们继续挂着“民主党派”的牌子，似乎也可以证明共产党（也就是毛泽东）是多么英明伟大，多么胸怀宽广。虽然在实际上，简直一点胸怀也没有。
如果说，有人认为共产党建国后“对不起”民主党，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若认真分析起来，还是没有太多道理的。因为，民主党派人士们的物质生活，还是比较好的，虽然1957年政治上挨了一下整，但是，与文革比较起来，“政治冲击”的狂暴程度也并不能算很大。要想想，在那时一个“非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下，民主党派们还能做出点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吗？我看，不可能指望他们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这是社会制度决定了的。
为什么会发生1957年的“反右派”？当然，包含着毛对民主党派的不满，居然有人敢讲什么“轮流坐庄”！那不是隐含着要他下台的意思吗？这正是毛不能容忍的。毛能打天下，历史已经证明，但他并不是一个善于治国的人。他也根本不善于团结人才、集思广益，对于不同意见的“容忍度”，简直一点也谈不上。所以，他听到“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批评，就火了。因为要共产党下台，那就是要他本人下台。至于别人，例如刘周陈等，是不是也要下台，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不会在乎的。
其实，民主党派当年真正讲了点什么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言论么？或者真正分析了“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问题吗？也没有。中国的悲剧就在于，文革前，一直没有人能透彻地谈一谈“政治民主化”的问题。那是一个当时要掉脑袋的题目。似乎是一直到了文革中，顾准先生在与其弟弟的私人通信中，才首次明确提出了政治民主和两党制。当然，这也是极为冒险的讨论，一旦被别人发现，后果也会是极为可怕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文革根本不是民主，更不是什么大民主了，而是极其凶暴而狭隘的专政！千千万万的人们，不过是由于“言论”而失去生命。现在，国内竟然出现了一种为文革翻案的思潮，真令人对咱们中国人要另眼相看，我们还是正常的人群吗？也难怪，鲁迅先生要将“奴隶”和“奴才”分开来。那些一味歌颂“文革奴役”的人们，如果又经过了文革，特别是又经过了“被奴役”，还要歌唱文革，那这种人只能是专制主义制度的“奴才”而已。我想，多数人大概是没有经过文革的毛头小伙子。要求这些年轻人能够理解前一代人的苦难，似乎是要求过高了。
所以，1957年，虽然这之前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什么的，但是，由中国的民主党派一些头面人士们推动的、含有一点民主气息的“帮党整风”，并不能算一次强大的民主运动。与1989年的民主运动的规模相比，还是很微弱的。但在当时毛泽东的高压中，也不容易就是了。后来，毛只是用自己的几篇文章，就轻易地摧毁了所谓“右派向党的猖狂进攻”。
所以，这进攻，也根本谈不上有多“猖狂”。
当然，这一段历史，对不少人来说，是难以忘怀的。但是究竟应当如何分析这一段历史，还是仁者智者各不同的。
依我看，1957年的反右派并非“党争”。
最近，网上看到一种声音，来自《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章伯钧先生的女儿。她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究竟毛泽东的反右运动针对谁？是什么性质？这话还用问？当然是针对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大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章诒和）
“五七历史，就是「人祸史」。反右运动从政党性质、意义上消灭了民主党派，但更重要的是它消灭了人格。令人自己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澌灭人性，摧毁人伦，将每个人潜藏很深的动物性、兽性都开掘出来，泛滥于社会。五七历史，是「背叛史」。中共公开背叛盟友，公开背叛联合政府的誓言，公开背叛宪法和国民。当然，中共也是彻底背叛了当初的自己。”（章诒和）
“五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脏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章诒和）
“我要说：纪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义是为了五十年后，百年后。我们纪念反右，向加害者索赔是应该的，讨个说法也是应该的。为什么不赔？而且应该从中共的党产里拿出钱来赔偿！道歉更是起码的事了。赔偿之前，首先要搞清楚 —— 共产党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章诒和）
“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对反右运动，共产党必须交代清楚。我们自己也要搞清楚。而把事情弄清楚，不过是事情的第一步！中国人对二十世纪血泪历史的梳理、反思、归纳、研究、总结，才刚刚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了！我们决不后退，谁也无法禁止。” （章诒和）
章诒和女士在文章的结尾，特别提到了林彪的女儿对她说：她的父辈，对不起章诒和的父辈。
这里，我不明白，林彪的女儿，凭什么能够代表“共产党”向民主党派道歉？并且代表“一辈人”来道歉。
从上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章女士的基本观点。但我很吃惊，这么国内外著名的章女士，摸历史的脉搏，竟是这样肤浅。现在，她似乎是代表民主党，与共产党斗争了。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还是为了给“民主党派”讨个说法，或者弄一点“赔偿”。
而且，我也不知道，中共的“党产”究竟是什么？这个从台湾借过来的词汇，并不能真正描述大陆中国。其实，建国以后，真正统治大陆中国的只有一个人，而国家并不依赖“党”而存在。所谓“党产”，是没有的，只有国家财产。难道像我们单位，每个党员交几块钱党费，就是“党产”了吗？
在抗战刚结束时，美国也希望中国搞联合政府，而不要打内战。那时候，中共是考虑过“经营党产”的，这也就是文革中被批判的“红色资本家”的由来。而建国以后，怎么可能有“党产”呢？难道民主党派们有自己的“党产”吗？都没有！全都是国家的财产！都是劳动人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
尽管我不认为1957年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党争”，但是，有时候我也想过：
民主党派就没有自己的“历史责任”吗？
它们凭什么1957年这么听话？这么任人宰割？他们当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精神哪儿去了？
如果民主党派坚持“党争”，团结一致，不屈不挠，毛泽东独裁也可能不能这样顺利地达到“为所欲为”。正是由于民主党派坚持不住，也就更加就谈不上是个真正的“党派”了，所以，后来才发生了更大的恐怖。民主，在1957年的失败，说明了“民主党派”枉为民主党，束手就擒。也可以说，民主党派并没有为人民挡住独裁，这也使得后面更为疯狂的“反右倾”和“文革”滚滚而来时，全中国人民也就更加挡不住了。
民主党派，说起来，在1957年应当比“共产党内”的有民主意识的人们，更有力量一些。因为他们没有“组织”的束缚。而且，实际上，中国最高的统治者，对民主党派，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们，老实说，还是相当客气的。可以说，是真正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些头面人物的生活，一直是很不错的。而对共产党内的人们，那才真正是杀气腾腾的。章伯钧先生，罗隆基先生，章乃器先生，被划为“右派”的首领时，周恩来还是把他们都找来，无论好赖吧，还是和气地谈了话。后来文革中，对民主党派的高级人士，也立刻实施了保护，并没有真正受到冲击。从统治者来讲，这当然也谈不上什么“仁政”，不过仍然是一种照顾。统治者不愿因此转移对刘少奇等共产党人士的“斗争大方向”，再说，他从来对于非共人士就比较客气。对于章、罗等民主党派的几位先生，我并不认识他们，但不知为什么，我从中学时起，就一直对这几人有好感。但现在想想，如果那时他们所有民主党派顶尖人士们团结一致，和毛泽东“论争”的话，若都像梁漱溟先生那样倔强，毛泽东会把这些“花瓶”都一起打碎吗？我想，他总还要考虑一些脸面吧。依我看，就是因为大家不能团结，所以才被各个击破。
因此，1957年，批评当政者的一点点微小民主气息，才被最高当权者很容易地就掐死了。
其实，某种意义上，毛泽东1957年打压民主党派，也拉高了民主党派。按我的看法，中国民主党派，并没有很强的“民主意识”。民主党派里，也没有一个党是进行“全党选举”的，至今也没有！所以，章诒和还是有点“贵族元老”的影子，在境外出版的《往事并不如烟》书名叫《最后的贵族》，倒是有点味道。还是贵族的派头。但实际上，要真正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这点影子还是远远不够的。
民主党派的子女后代，对于1957年有切肤之痛，这是不难理解。他们的记忆，如烟的往事，对于历史研究，也有宝贵的地方。但是，我认为他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政治民主的问题。不是现在要求共产党用“党产”来赔偿“右派分子”就能解决中国这个最大问题的。
当然，我也不反对赔偿，但这似乎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本人非常亲的一个亲舅舅，1957年就在中央党校被划为右派分子。当年，对“党内右派”的打击，我感觉，比对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要凶不少。而我父亲的“右派言论”的材料，据说也已经报到中央组织部，只是因为他谈的都是些具体业务工作而作罢。我还认识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一直做戏剧工作的老共产党员戴再明先生，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北京周围所有的监狱他都坐遍了。1960年的经济极端困难时期，他也是在监狱里度过的，非常苦，当时里面一些人就饿死了。他们，当然是所谓“思想犯”。
以“肃反”的名义，疯狂打击、甚至屠杀党内同志，在革命年代是有“传统”的。我以前曾经写过，最为痛苦的，是那些拼命奋斗、而最终被“自己人”屠杀的勇士们。千千万万的普通的共产党员，正是这种惨痛历史的承当者。我的二舅舅，就是在赣东北的红军中，被“自己人”屠杀的。而这件事，家里一直不敢告诉我的外祖母，以致当老人家1936年临终时，还奇怪为什么那么亲切孝顺的二儿子不来看看她。而母亲每说起她儿时在乡下，二哥背着她上山去玩的情景，总是伤心万分。尽管我的二舅舅他们的灵位，后来都被摆放在江西烈士纪念堂里，但是，当年千千万万优秀的红军战士被“肃反”所残暴地杀害，这是一笔历史的巨债！在江西瑞金苏区、在闽西、在湘鄂西、在川陕……，几乎无一例外，都在疯狂而大量杀害自己的同志。这笔巨大的血账，我们现在去找谁算呢？
后来，“延安整风”又带来了对内“整肃”新的一幕，当然血腥味道比红军时期要小了，但是，仍然发生过杀害同志的极端凶恶事件。我认为，写《野百合花》的王实味先生，也是一位革命烈士！
只有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全面停止了“肃反”，于是，战争就胜利了。
由此可见，正是对内“肃反”，极大地摧残了革命，延缓了革命的胜利。如果1946-1949年，革命仍然延续红军时期大砍大杀自己人的传统，那么，解放军也就肯定会首先自己摧毁了自己。
但是建国后，对内部的整肃，很快就卷土重来。我一直不知道那位饶漱石先生究竟有什么问题？几十年失去自由，一直到死去。而“陈饶”也改叫了“陈粟”，历史被随意变了一个样子。还有潘汉年一案，下手如此凶狠！潘汉年先生最终还是死在监狱，真是太惨了。这两个案子，都牵连广泛。
当然，事情还远不止这些。
所以“一党专政”势必演变为“领袖专政”，而不是真的“党”专政。章诒和上述文章中一再讲“共产党”和“中共”如何如何，实际上开脱了“领袖专政”。而事实上，领袖专政，才是实质。即使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那种人，没有斯大林那么凶暴，但实际上仍是领袖专政。所以，“一党专政”实质是“领袖独裁”，几乎没有当权的共产党不落入这个政治枯井里：只有“一人能得道”，不听话的都打倒。而斯大林时期“大恐怖”所屠杀的，大都是共产党人，特别是那些“异己”的高级干部，斯大林都把他们都从肉体上残暴地消灭了。
所以，中国的“领袖专制”，也不是从1957年才开始的。
尽管1957年发生了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被“整”的恶劣事件，也发生了55万以上的人们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样一个令人切齿扼腕的事实，但是，随后发生的对共产党内的“整肃”运动，却具有了更大的规模和更加凶暴的方式。例如：
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一大批党内高级干部，遭到比1957年的“反右”更加猛烈的批判和对待。同时，全国因“右倾”问题，整肃了300万左右的干部和共产党员。他们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若不是后来发生了亘古未见的巨大饥荒，这些“右倾分子”也会永世不得抬头的。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也是很凶的，一时间，谁都不敢讲真话了。
正因此，于是，空前的饥饿来到了。
后来，当1963-1965年国家经济在刘少奇、周恩来的领导下，人民刚刚过上3年“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的日子时，一个更加凶猛无比的“文化大革命”正悄悄地伸出了爪牙，忽然间猛地扑向全国。
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毫无疑问，也是共产党员们。
尽管章诒和女士所崇敬的王友琴（美国）声称：文革，主要是对着中小学教师的；尽管王友琴声称，煤炭部长张霖之是唯一的一个被整死的“部级”干部，但是文革的历史，不是王友琴的胡说八道能够改变的。毛泽东文革主要要打击的对象，当然不是中小学老师，而是共产党内的那些高级的“当权派”！这才是毛泽东最忌讳的“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们，这也是文革《16条》所明确规定的。一个王友琴是改变不了的。
中国共产党的大量党员，不仅牺牲在为“解放劳苦大众”的战争中，而且牺牲在毛泽东的疯狂文革中。在文革中，我认为，非正常的死亡总数不下百万人！至于挨整的、或者家破人亡的共产党员，那简直不计其数。
1957年的反右运动，虽然也疯狂，但与文革相比，毕竟没有大量整死人。而在文革中，整死人，成了相当普遍的事。章诒和要向中共讨要“党产”，振振有词。但在文革中，我们死了那么多共产党员，我们又找谁去要？
文革的矛头，无疑，是对着共产党内的。不仅是对着如刘少奇、彭德怀这些被认为是“赫鲁晓夫式人物”，也就是对“毛泽东独裁”威胁最大的人物们，而且，最令人痛苦的，还对着例如美丽柔弱的张志新烈士，以及千千万万和张志新一样的、良心不容侵犯的、坚强的普通百姓。
文革的受害者，毫无疑问，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是，海外却有人说“文革是中共的集体犯罪”。这完全荒谬到了极点，除了反共宣泄，并没有说出真理。他想打倒中共，可能他也想与蒋介石和某些美国政治家一样，把世上所有的中共分子都定为犯罪分子，最好都杀光。他是真的爱中国吗？显然不是。他们只爱自己。
后来，到了改革中，那些心里装着“工人农民”的老共产党员，跟不上邓小平的改革时代了，因为他们不懂，什么老板啊，老总啊，这种“新阶层人士”，那才是改革时代主宰。所以，他们绝大多数被以“离休”方式、统统驱离了政治舞台。奇异的是，尽管他们大都是老脑筋，但后来却仍然被老百姓们所误解，误认为他们是“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所以我看，革命年代出生入死的多数老共产党员们，才是心灵上最为痛苦的一批中国人。他们的境遇始终是苦！革命中苦，革命后也苦，进亦苦，退亦苦，几乎从来没有快乐的时候。
而且，好像至今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们。
“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新上台的官员们，我认为，多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们。肯定，也有少数过去的顶尖高干子弟，这些人，确实为老百姓所痛恨。恨得应该！但是，发大财的，成为千万、亿万富翁的，主要而大量的，还是那些“非战争年代干部”的“超级高干”们的子女和亲属、亲信、情妇、二奶之流。
而绝大多数战争时期的老共产党员的子女，并没有“富”起来。
这样的事情，在未来政治民主化之后，应当是不难查出来的。
章诒和女士写了一本《往事并不如烟》，这使得人们重新正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不公正的是，有一些人以为，只有“非共产党员”受的苦，才是苦；而那些“共产党员”们受的苦，则是活该！谁让他们是共产党员呢！
要知道，真正应当负历史责任的，是独裁者！而不是众多普通党员。
而且，“责难”是容易的，而“斗争”才是不容易的。
我认为，不要为“一党一派”、“一群”甚至“一家”的冤屈而叨叨不休。而是要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而奋斗。而目前，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反共”，而是争民主。只有实现了政治民主，中国才有可能真正避免1957年、1959年和1966年、乃至1989年发生的那种可怕的悲剧。
（2007.9.20.）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