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594594 · Sep 20, 2026
没有体制外的人民：改变中国的人从哪里来？——“改革已死”的政治社会学
经常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些最激烈反对现体制的人，同时也最执着于寻找“纯洁的反抗者”。你过去是不是党员？是不是体制内的人？是不是吃过体制的饭？是不是和官员打过交道？是不是曾经说过拥护这个制度的话？是不是曾经相信改革？是不是做生意时依靠过政府关系？甚至，你是不是直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以后才开始反抗？只要其中某一项答案是“是”，这个人的反抗就可能受到怀疑。
如此，一个企业家过去与政府合作，后来与体制决裂，有人说假的；一个干部或者党员后来公开反思，有人说洗白；一个知识分子过去相信改革，后来转向反对，有人说投机；一个普通人过去岁月静好，直到自己的房子、土地、企业或者亲人受到伤害才开始维权，又有人说铁拳没有砸到自己头上时为什么不说话？
按照这种逻辑不断追问下去，最后会发现一个荒谬的结果：我们竟然找不到合格的人民了。因为我们试图寻找的，其实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人——从出生那一天起就站在体制之外，从未被教育、宣传、利益和生活塑造，从未妥协，从未恐惧，从未相信，从未沉默，甚至从未犯过错误的“纯洁反抗者”。
这样的人在哪里？几乎不存在。
一、寻找“纯洁反抗者”，仍然是革命思维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政治洁癖表面上极端反体制，思维方式却可能仍然没有摆脱革命政治遗留下来的敌我二分。革命政治最熟悉的世界，是把人分成两个阵营：敌人和自己人；革命者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人民和人民的敌人。一旦一个人被划入敌人阵营，他过去做过什么、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都可能变得不再重要。因为身份压倒了行为，出身压倒了选择，历史压倒了现在。
这种思维最危险的地方，并不只是它制造仇恨，是它取消了人的变化。一个人昨天属于体制，所以今天永远属于体制；一个商人过去依附权力，所以后来不可能真正反抗权力；一个知识分子过去相信改革，所以后来对制度的批判就一定不彻底；一个普通人曾经沉默，所以他后来觉醒也没有资格。如果这种逻辑成立，政治转型反而成为不可能，因为旧制度中的人永远不能变成新制度中的人。
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旧制度中的人不能改变，我们还能依靠谁改变旧制度？
二、没有体制外的人民
绝大多数构成民族与人民的人，是无力挣脱既有政体最初的捕获的。没有人出生以前能够选择自己的国家，一个中国孩子出生的时候，国家已经在那里，政府已经在那里，学校、户籍、土地制度、考试制度、宣传系统和法律秩序也已经在那里。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什么可以公开表达，什么最好保持沉默；怎样读书，怎样就业，怎样经商，怎样与政府打交道——一个庞大的制度世界先于个人存在。
人首先面对的是一种政治的既定性，用最朴素的话说：在什么山上，先唱什么歌。一个政体最强大的力量，也从来不只是警察、军队和监狱，更深刻的力量是，它构成了人的生活世界。人在其中出生，在其中接受教育，在其中谋生，在其中寻找安全和成功，也在其中形成自己最初的是非判断。
政体不仅统治人，政体还塑造人，这就是政体的捕获。如果绝大多数人首先都是被既有政体捕获的人，那么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就是：改变政体的人，也只能从被政体捕获的人中产生，没有另外一群人民。
三、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你过去是谁”
所以，对于政治转型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应该只是你过去是谁，应该是你后来为什么变了？一个企业家为什么从依附权力走向要求产权？一个律师为什么从相信法律走向质疑制造法律的权力？一个记者为什么从接受审查走向拒绝说谎？一个干部为什么从体制内部走向公开批评？一个普通人为什么从“政治与我无关”，走向为一个陌生人的遭遇发声？甚至一个曾经坚定相信这个制度的人，为什么有一天突然开始怀疑？
这些变化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政治社会学，政治转型归根到底，就是大量的人发生这样的变化。一个社会真正的变化，从来不是突然凭空出现一群新人，是旧制度中的人开始变成不同于昨天的自己。
四、为什么说“改革已死”
有人曾经抽象地反驳“改革已死”：既然从来没有真正的改革，怎么会有改革已死？我并不否认这种批判包含道理。如果所谓改革必须意味着执政者主动放弃权力垄断，最终建立民主宪政，那当然可以说，中共从来没有这样的改革。但这仍然没有回答历史中的人是怎样生活的。我门讨论的不是一场抽象意义上的“真正改革”有没有存在过，是人们是否曾经相信改革可能存在。
答案显然不能简单归零。曾经有很多人相信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法治，相信私人产权的发展最终会限制公权力，相信中产阶级壮大会促进政治开放，相信新闻会越来越自由，相信律师、媒体、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能够逐渐成长，相信司法改革能够慢慢推动依法治国，甚至相信经济改革走到一定阶段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终究无法回避。这些判断可能过于乐观，有些甚至从一开始就是误判。但我要强调一句：错误的希望也是希望，有限甚至虚假的改革，也可能产生真实的改革预期；历史不能因为一种希望后来破灭，就宣布这种希望从未存在。
五、“改革已死”，死的是一种政治预期
“改革已死”，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是政府以后还会不会推出名为“改革”的政策。当然还会，机构可以改革，税收可以改革，金融可以改革，教育可以改革，国企也可以改革。真正死亡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越来越多人不再相信这些改革最终能够约束权力本身。
改革从来不只是政策，改革也是一种时间意识。一个人为什么愿意等，因为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好一点；为什么愿意忍，因为相信制度还有自我修复能力；为什么接受渐进，因为相信今天得不到的东西，明天可能得到。改革主义真正重要的政治资源，从来不是几个被称为“改革派”的官员，是社会对于未来仍然可以渐进改善的信任。当这种信任持续消失，真正死亡的就是改革预期；当改革预期死亡以后，人与政体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
六、政治转变不是一道开关
但这种变化绝不是昨天服从，今天革命。真实的人没有这么简单，人的政治意识更像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既定性——捕获——服从——希望——参与——失望——疏离——绝望——抵抗。不是每个人都会走完全程，有人永远停留在服从，有人失望以后犬儒化，有人退出公共生活，有人选择移民，有人转向宗教，有人开始维权，有人从保护自己的利益，逐渐走向保护别人的权利；有人形成明确的政治反对，也有人在绝望以后滑向仇恨和暴力。
必须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绝望不会自动产生自由；它既可能产生公民，也可能产生暴民；既可能产生自治，也可能产生民粹；既可能产生对于制度的理性反思，也可能产生寻找另一个强人的冲动。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已死”如果只剩下一句愤怒的口号，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改革已死以后怎么办？
七、改革已死，不等于革命复活
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政治思想，很容易掉进一个二元陷阱：改革，或者革命；改革不成，就革命；渐进道路堵死，就重新想象暴力。但经历过二十世纪以后，我们至少应该明白：摧毁旧秩序，并不会自动产生自由秩序。
一个人因为痛恨旧制度而拿起武器，并不能因此获得统治别人的正当性；一个组织能够推翻政府，也不能因此自动取得建立新制度的天然权利。暴力可以制造政治事实，却不能制造政治正当性。所以，我愿意把今天中国的困境概括为：改革已死，革命无能。前一句意味着，不能继续把自由寄托于统治者最终主动完成自我约束；后一句意味着，也不能重新回到“打碎旧世界就自然产生新世界”的革命神话。
那么，路在哪里？
八、不要首先寻找救世主，要寻找公民
这时，问题应该改变。不要首先问谁能够夺取政权，应该问什么样的人能够组成一个自由共和国；不要首先问谁来领导人民，应该问人民怎样成为不需要被永久领导的公民；不要首先问哪一个反对派最纯洁，应该问一个普通人怎样从服从走向自主？
问题一旦这样改变，政治的基本单位也发生变化。一个农民开始保护自己的土地；一个业主要求知道公共维修基金去了哪里；一个劳动者要求获得自己的工资；一个消费者要求契约得到履行；一个企业家要求产权不被随意剥夺；一个律师坚持程序正义；一个记者拒绝把明明知道是假的东西继续写下去；一个父亲为了孩子追问学校和政府的责任；一个普通人第一次为了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遭受的不公而站出来说话。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小，甚至很多时候根本没有被称为政治。但公民正从这里产生，一个人首先意识到我不是权力任意处置的对象，然后进一步意识到别人也不是；第一句话产生权利意识，第二句话产生公共正义。
九、公民先于宪政，私法先于公法
这也是为什么我越来越坚持两个判断：公民先于宪政，私法先于公法。
这当然不是说宪法不重要。正因为宪法太重要，所以它不能只是一张写满漂亮词语的纸。真正的宪政必须拥有社会学基础，而这个基础首先来自一个个具有独立人格、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的人。我的身体是不是我的？我的房子是不是我的？我的劳动所得是不是我的？我的人格能不能被任意羞辱？政府为什么能够拿走我的财产？警察为什么可以进入我的住宅？别人承诺我的事情是不是必须履行？我能不能与别人自由组成一个共同体？
这些看起来都是非常琐碎的民法问题，但它们实际上训练着一种对于自由政治至关重要的人格：一个具有边界的人。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他才会进一步追问国家的边界在哪里，权利意识由此开始限制权力。这就是我所谓“私法宪政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十、从臣民到公民，才是最困难的革命
专制制度最深刻的捕获，不只是让人服从某一个政府，是让人习惯等待。等待清官，等待明君，等待中央，等待改革派。甚至有一天成为反对派以后，又开始等待另一个英雄、另一个领袖、另一个组织或者另一场革命来拯救自己。如果只是换了一个等待对象，那么捕获实际上还没有结束。
真正的挣脱发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时刻：一个人意识到——我的生活首先是我的责任，我的人格不需要权力批准，我的权利不是统治者赏赐的礼物；我可以与别人订立契约，我可以建立共同体，我可以帮助陌生人；我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对权力说不。这一声“不”也许非常微弱，但从政治意义上说，一个重要变化已经发生：被治理者开始成为权利主体，臣民开始成为公民。
十一、我们没有另外一群人民
回到文章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我反对执着寻找“纯洁的反抗者”？这不仅不现实，而且可能把我们重新带回一种极端的敌我革命思维。政治转型不是清洗历史，共和国也不是一个只有政治上从未犯过错误的人才有资格进入的天堂。如果一个人必须证明自己从未相信过旧制度、从未依附过旧制度、从未从旧制度获益、从未沉默、从未妥协，才有资格成为未来共同体的一员，那么未来的共和国最终还能剩下多少人？
更重要的是：一个自由社会存在的意义，恰恰在于承认人能够改变。人可以反思，可以悔悟，可以退出，可以重新选择；昨天的党员可以成为今天的异议者，昨天依附权力的企业家可以成为今天要求产权的人，昨天相信改革的知识分子可以成为今天批判制度的人；昨天沉默的普通人可以成为今天的维权者。
真正应该判断的，不是一个人的血统和出身，是他的行为；不是他曾经属于哪里，是他现在选择什么。如果我们连这种变化都不承认，那么我们反对的那套以身份划分敌我的政治逻辑，实际上仍然活在我们自己身上。
十二、改变中国的人从哪里来？
答案其实并不浪漫。他们不会从天上来，也不会突然从某个体制之外的世界降临。他们就在今天的社会里，在企业里，在学校里，在法院里，在政府机关里，在农村和城市里，在沉默的人群里，甚至也在我们今天并不喜欢的人中间。
他们中的很多人今天仍然可能相信体制，仍然可能顺从，仍然可能恐惧，仍然可能沉默，甚至仍然可能从既有秩序中获益。但是政治真正值得关注的，从来不是给所有人拍下一张永恒不变的身份照片，是观察人的移动。从相信到怀疑，从服从到质疑，从依附到自主，从私人抱怨到公共表达，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到理解陌生人的权利，从等待别人拯救，到开始承担自己的责任，从被政体捕获，到成为独立的公民。
所以，“改革已死”不是终点。它只是旧希望耗尽之后，我们重新寻找政治主体的起点。改革已死，意味着不能再把中国的未来完全寄托于统治者主动改变自己；革命无能，意味着也不能幻想通过一次暴力清算创造一个全新的人民；剩下来的，是更加缓慢，也更加困难的工作：人的工作。
我们没有另外一群人民，没有一群未经旧制度塑造、等待着接管中国的完美公民。我们只有这些真实的人——有恐惧，有软弱，有利益，有过去，有错误，也具有反思、学习、联合和改变自己的可能。
中国未来最深刻的政治转型，也许并不是某一天突然更换了一面旗帜，是越来越多生活在旧制度中的人开始意识到：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被治理者。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这样理解自己，并且同样承认别人的人格、权利与自由的时候，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才真正开始形成。
所以，改变中国的人从哪里来？答案只能是从今天的中国人中来，从曾经相信的人中来，从曾经沉默的人中来，从曾经服从的人中来，甚至从曾经依附这个体制的人中来。没有体制外的人民，真正的政治转型，从来不是找到一群纯洁的人去取代另一群不纯洁的人；是让被旧制度塑造的人，逐渐获得超越旧制度的能力。这才是从“改革已死”走向公民生成的真正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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