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郎晓君文学江湖 思想的回廊 2026年9月25日
1872年8月11日，上海码头，一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站着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三十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梁诚是其中之一。到美国后，梁诚迷上了棒球，成了校队的三垒手，一次关键比赛里的制胜一击，多年后师生们还记得。可整个“留美幼童”计划，四批一共120人，却在1881年被朝廷仓促召回，一半人还没能读完大学，梁诚也在其中。
没人能料到，二十多年后，正是这位当年的三垒手，以清朝驻美公使的身份重返母校，被已经当上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小罗斯福总统的叔叔）一眼认出：“你就是当年那个厉害的棒球手？”两人的交情由此而来。也正是靠着这层关系和梁诚随后几年的据理力争，美国国会才在1908年同意，把多收的庚子赔款部分退还中国，用于资助更多学生赴美留学，其中一笔钱后来盖起了清华学堂。
一
梁诚登船的二十八年前，中美之间已经打过一次交道。1844年，美国特使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与清廷代表耆英谈判三个月，签下《望厦条约》。美国由此正式挤进列强在华特权体系，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这本身就是一份不平等条约，与英法后来在华攫取的特权在法理性质上并无二致，某种程度上还照搬了两年前中英《南京条约》的模板，老牌帝国踩出一条路，后来者跟着分一杯羹。真正让美国径显得与众不同的，是它没有像英国占据香港、法国经营广州湾、俄国染指东北那样，在中国划出一块专属自己的势力范围。原因并不神秘：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正忙于开发北美大陆本身，从加州淘金热到横贯大陆的铁路，精力大半花在了国内，无暇像老牌帝国那样经营远东殖民地。
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骤然逼近。1899年到1900年间，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两次发出“门户开放”照会，主张各国在华商业机会均等，反对排他性的关税与铁路特权，并要求维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这份照会算不上道义宣言：作为工业实力正在崛起、却在东亚缺乏军事据点的后来者，美国最怕的是被别人关在门外。一个统一开放的中国市场，远比一块被瓜分殆尽、任人分割的殖民地符合美方商业利益。英、俄、日、德、法、意六国收到照会后态度暧昧，大多含糊表态“原则同意”，唯独俄国迟迟不肯明确答复，海约翰索性对外宣称各国均已“最终同意”，用外交辞令把各国架了上去。它在列强的瓜分狂潮中充当了一种制衡力量，让任何单一强权都难以彻底吞并中国，在国际法层面维持住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
也是在这一年，八国联军因义和团运动开进北京，美国部队也是其中之一，曾短暂参与对北京的占领与治安接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1919年巴黎和会，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结果英法美等大国出于战时密约与相互妥协，把山东转手给了日本。这一消息传回国内，直接引爆五四运动。威尔逊总统虽在会上未能坚持“十四点原则”，饱受国内外指责，但美国国会最终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客观上使美国没有在法律上承认山东权益转让的合法性。为收拾这个烂摊子，也为遏制日本在东亚坐大，美国于1921年到1922年由国务卿休斯出面主导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的主轴其实是限制英美日等国的主力舰吨位、终结英日同盟，山东问题只是会外的一场穿插调停。但会议促成《九国公约》，再次确认“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并在美英监督下，促使日本承诺归还胶州湾租借地、交还胶济铁路。1922年12月，中国正式收回青岛主权，山东悬案得以解决。这场调停的本质，仍是美国通过构建多边条约体系维系东亚均势，但中国因此收回的，是实实在在的领土和铁路。但真正把美国拉近中国普通人生活的，还不是外交桌上的博弈，而是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运作的、一笔本不该存在的赔款。
二
梁诚没能读完大学就被清廷召回，但“留美幼童”这场半途而废的实验证明了一件事：把中国的孩子送去美国读书，能带回不同寻常的东西。同一批孩子里，还走出了日后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三十年后，一笔本不该属于中国的赔款，让这件事有了重新来过的机会。
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承担高达4.5亿两白银的赔款，美国分得约2400万美元。核算逐渐清楚，各国索赔数额普遍超出实际损失。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致信老罗斯福总统，建议把多收的部分退还中国，专门用于教育，认为这比任何军事或商业手段都更能影响中国的未来；已经升任清朝驻美公使的梁诚，也在华盛顿据理力争，前后交涉数年，他与罗斯福那层因棒球结下的私交，多少也帮了忙。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退还多收的约1078万美元；1924至1925年，又退还第二批余额本金约613万美元。两笔款项连本带利，实退总额达3493万美元，占美国所获庚款总额的六成以上。
退款附带一个条件：必须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兴办教育，不得挪作他用。清政府据此在1909年设立游美学务处，最初三年里分三批共送出180余名学生赴美，1911年又建立清华学堂，也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此后清华毕业生几乎全部公费留美深造，成为常态化的人才输送渠道。这笔钱的用途里，确实包含着培养亲美精英、影响中国社会走向的战略盘算。建议退款的明恩溥本人就在信里直言，把这一代中国青年的教育权拿到手里，比任何炮舰或商约都更能左右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这层意思在当年的国会辩论里也说得相当直白。但清华学堂及其留美预备体系，最终为近代中国输送了大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的奠基者：语言学家赵元任、物理学家叶企孙、后来担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都出自这套体系，这个结果超出了任何单一意图所能预设的范围。
差不多同一时期，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民间慈善，在中国现代医学与科学体系的奠基上留下了更深的印记。1915年到1916年，基金会通过中华医学基金会收购北京豫亲王府地块，完全参照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标准，建成北京协和医学院。外观是绿色琉璃瓦的中式宫殿屋顶，内里却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实验室设备。从1916年到1947年，基金会累计投入超过4400万美元用于协和的建设与运营。协和实行极为严苛的八年制精英教育与淘汰制，走出了林巧稚、张孝骞、吴阶平、黄家驷这批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物，其中林巧稚一生接生的婴儿超过五万名，被后人称作“万婴之母”。基金会的钱还流向了别处：燕京大学、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农学院都曾受其资助，社会学、农业经济研究因此获得起步的土壤，费孝通、吴文藻等学者的早期调查工作也从中受益。1929年，协和医学院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办的新生代研究室（同样靠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维持）在周口店挖出了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轰动世界学界，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称之为中国人在现代科学领域拿到的第一枚金牌。裴文中、贾兰坡这批日后享誉海内外的古人类学家，都是从这间由外国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室里走出来的。清华园和协和医学院里读书的这代人，很快就要面对一场把中美两国真正绑在一起的战争。
三
这场战争的序幕，从一个人开始。1937年，陈纳德受宋美龄邀请出任中国空军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罗斯福总统的助手科科伦第一次见到陈纳德时心里嘀咕：这个人到底是天才还是疯子。据陈纳德后人回忆，真正打动科科伦的，是陈纳德摊开地图，指着那些由中国人徒手凿石、肩挑背扛修出来的机场跑道。没有机械设备，全靠人力。陈纳德后来说，他由此真正懂得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他们决心赢得胜利，绝不投降。面对性能远胜于己的日军零式战斗机，陈纳德没有硬拼缠斗，而是设计了依靠速度优势俯冲攻击、打完就走的战术，把P-40战机的短板尽量避开。这套打法后来被证明是当时对付零式最有效的应对方案之一。
飞虎队的飞行员大多是从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秘密招募的现役军人，以平民身份辞职受雇，月薪远高于军中同级待遇，每击落一架日机另有奖金：这支雇佣性质浓厚的队伍，是罗斯福政府在美国正式参战前，绕开国内孤立主义舆论支持中国的一条隐蔽渠道。1941年8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即飞虎队）正式成立。同年12月20日，日军轰炸机扑向昆明，飞虎队第一、二中队升空迎击：10架来犯日机，6架被当场击落，3架带伤逃窜，志愿队毫发无损。昆明市区锣鼓喧天，鞭炮声响了一整夜。这是志愿队的第一场胜仗，也是昆明百姓许久未见的空中捷报。此后数年里，飞虎队在滇缅战场与中国腹地屡次交手，机头绘着鲨鱼血盆大口的P-40战机成了昆明人心里的护身符，不同史料统计的战果从两百余架到近三百架日机不等，具体数字至今仍有争议，但制空权的天平确实因此发生了倾斜。
比空战更艰苦的，是那条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驼峰航线。1942年，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后，中国与外界的陆路和海路通道全部断绝。罗斯福下令不惜代价打通中印之间的空中走廊，飞机从印度阿萨姆邦起飞，向东横越喜马拉雅山脉，航线平均海拔4500到5500米，最高处达7000米，气流、暴风雪与日机的威胁并存。飞行员们把主力机型C-46运输机戏称为“飞行棺材”，因为它在高空中随时可能因结冰或引擎故障失控坠毁。三年多的空运中，中美双方共损失飞机609架，牺牲和失踪的飞行人员超过1500人（其中中国航空公司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人员107人，74人是中国人及华人）。八十年后，滇西的冰川峡谷里仍能找到当年坠机残留的铝制碎片，当地人称那片区域为“铝谷”。就是靠着这条航线，累计约70万吨物资被运进中国，成为抗战最艰难时期几乎唯一的外部生命线。飞机和物资，只是这场同盟看得见的部分，真正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是华盛顿写字桌上的另一份文件。
四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战场牵制着日本陆军的主力，一度拖住超过百万日军，使其无法投入太平洋战线，这也是罗斯福政府愿意把中国抬到“四强”之列的现实考量之一。中国的战略价值，首先体现在它替盟军分担了多少压力。1943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与蒋介石在开罗会晤，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明确写下：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这份宣言后来被写进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成为战后台湾回归中国、1895年《马关条约》割让效力被推翻的国际法依据。
1943年2月18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站上美国国会讲台，成为第一位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的中国人。旁听席座无虚席，议员们起立鼓掌数次。她向参议员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几名参与轰炸东京的美军飞行员迫降在中国内地，村民奔向他们，一位飞行员挥手喊出他唯一会说的中文，“美国”，村民们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欢呼迎接。这场演讲之后，罗斯福同意年底前向中国交付五百架飞机。同年8月，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与苏联出兵东北一起，成为压垮日本军部的最后一根稻草，加速了战争的结束。
1943年1月11日，也就是宋美龄访美前不久，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签署《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史称《中美平等新约》。美籍人员从此完全受中国司法管辖，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及北平使馆区的行政权力归还中国，外国舰船在中国内河的自由航行权也被彻底放弃。这份条约撕掉了套在中国身上一百年的治外法权枷锁，随后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陆续跟进签署新约。中华民国政府将1月11日定为“司法节”。
同年，罗斯福在美方的强力倡导下，推动中国被确立为战后四大战胜国之一；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中国成为《联合国宪章》第一签署国，进而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从被瓜分的对象，走到了国际秩序缔造者的位置。2025年9月，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活动上，陈纳德的女儿受邀出席，讲述了父亲当年的这段经历，这场跨越八十年的战友情谊，至今仍被两国的一些人记着。可这份战时情谊没能维持太久。朝鲜战争爆发，两国军队兵戎相见，此后整整二十年互不来往，直到一场意外的乒乓球赛，才把双方重新拉回谈判桌。
五
1971年，一支美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上被意外邀请访华，“乒乓外交”这个词由此进入两国外交史。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重新塑造了冷战的地缘格局。1979年1月28日，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启程赴美，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访美的中国领导人。行程中的一站，是得克萨斯州休斯敦附近的小镇西蒙顿，邓小平换上一顶宽边牛仔帽，登上马车观看牛仔竞技表演，照片传回国内，成了那个年代最广为流传的一张外交影像。这次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开启了大规模官方与民间交流的序幕。
同一个月，一位名叫威尔其的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来华访问，意外发现中国农民正在种植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杂交水稻。美国是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的故乡，靠向全世界出售种子积累了巨大财富，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恰恰受此启发而萌生。洛克菲勒财团曾在菲律宾斥巨资建立国际水稻研究所，试图攻克这项技术，最终却是中国人率先拿下了发明权。威尔其带着商人的直觉，两度赴京谈判，试种结果显示：中国种子的单产比美国良种高出165%到180%，美国人目瞪口呆，称之为“东方魔稻”。1980年1月，双方签署技术转让协议：圆环种子公司先付20万美元首期费用，中方派专家赴美传授制种技术，美方支付专家在美期间的工资；此后在美国、巴西、埃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销售的杂交稻种，每年从销售收入中提成6%付给中方。这是中国出口的第一项农业专利技术，也是美国最早引进的中国杂交水稻。如今美国杂交水稻种植比例接近六成。
也是在这几年，美国重新向中国学生打开高等教育的大门。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发起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此后十年间，近千名中国物理系学生通过这一渠道被美国名校录取攻读博士，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础科学人才回流的第一批种子。留学潮由此持续了数十年，为中国后来的产业升级和基础科研积累了大批人才。但中美经济关系里分量最重的一步，还是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过长达十余年的艰难谈判，朱镕基1999年4月访美期间双方一度接近达成协议却又临门错过；一个月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关系骤然跌入低谷，谈判也随之一度停摆。直到当年11月双方在北京重启并签署市场准入协议，再到次年克林顿政府与国会正式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才扫清了中国2001年正式入世的最大障碍。
二十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逾十倍，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制造业大国。美国当年支持中国入世，出发点是自由主义贸易逻辑里那套“以接触促改变”的设想。这个设想后来在不少美国政策圈人士看来，并没有完全兑现，这也是过去十年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的一部分背景。但中国凭借高效的组织能力、完善的工业基础设施与庞大的人口红利，把这扇打开的门，走成了近代史上一段极为罕见的经济崛起。
我的六个故事讲完了，剩下的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近代以来的中美关系？
六
把近代以来的中美关系简单归结为“美国对中国最好”或“美国对中国最坏”，都偏离了历史的实相。
如果只因为美国曾经参加八国联军、签订《望厦条约》，就把美国与其他列强完全等量齐观，显然看不见后来发生的事情；如果因为美国退还庚款、支持中国抗战、放弃治外法权、支持中国加入WTO，就把美国写成一个长期乐意帮助中国的国家，同样也不太客观。
国家间从来不是慈善机构。美国对华政策当然服从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厦门门户开放，是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调停山东问题，有遏制日本的考虑；援助中国抗战，有牵制日本和维护美国安全的需要；扶持中国成为战后大国，也与美国自己的全球战略有关；支持中国加入WTO，同样包含对市场、贸易和国际秩序的判断。
但国家利益与历史善果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但在几个决定中国近代命运的关口，美国的选择确实产生了不同于其他列强的后果。近代史相较于其它列强之中，美国确实是对中国相对好的一个。这里的“好”，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好，而是一个相对的历史判断。
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做出的选择，有时确实同时给中国带来了真实的利益，而且有些影响极其深远。支配近代国际关系的，是利益、实力、制度、战略和偶然性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网络。一个国家可能在昨天还是竞争者，今天成为盟友，明天又重新成为对手。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不断变化的利益；但同样不能因为国家有利益，就否定利益交汇时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合作。
真正成熟的历史观，是承认一个国家可以有自己的利益，一个国家也可以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给另一个国家留下真实而持久的利益；强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善恶，只有不断变化的利益；但历史也不会因为利益而失去是非。真正值得一个民族珍惜的，从来不是别人的恩赐，而是在与世界碰撞之后，终于获得选择自己命运的能力,近代以来的六个历史现场给出的提示是：中美关系每一次真正的回暖，都发生在两国各自利益出现交集的时刻，也有双方表现出来的善意,这份善意可能带来出乎意料的历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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