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茂春 (Miles Yu)
A gathering in celebration of the 105th founding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held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on July 1, 2026, in Beijing, China. (Getty Images)
中國帶給世界最大的戰略挑戰，或許不是中國共產黨成功之後會發生什麼，而是它一旦突然失敗、垮台之後，世界將面臨什麼。
幾十年來，西方的對華政策幾乎完全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之上：中共將長期存在，成為國際政治中的永久因素。因此，我們研究如何遏制其軍事擴張、反制經濟脅迫、保護關鍵科技與供應鏈、保衛台灣，以及與北京爭奪全球影響力。
但我們很少認真思考另一種可能：如果中共不是逐漸衰落，而是突然垮台呢？
這是一種危險的想像力缺失。
歷史一再證明，看似牢不可破的獨裁政權，往往會以驚人的速度突然消失。1989年，東歐六個共產政權在幾個月內相繼垮台。象徵冷戰分裂的柏林圍牆幾乎一夜之間倒下。兩年後，曾經不可一世的蘇聯也從世界版圖上消失。
正如哈德遜研究所《共產主義之後的中國：為後中共時代做好準備》（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報告所指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歷經危機而存續至今，但世界上統治時間最長的共產黨專政政權，以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突然崩潰，絕非不可想像。
而它的後果將遠遠超過中國本身。
中國擁有核武器、世界規模最大的常備軍之一、龐大的安全與情報機構、先進的生物實驗室、巨型國有企業、重要金融機構，以及深度嵌入全球經濟的供應鏈。一旦中央權力突然瓦解，軍事、金融、人道、政治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危機可能同時爆發。
誰來控制核武庫？誰指揮解放軍？武警、民兵、國家安全部以及龐大的國內監控機器由誰接管？誰確保危險生物設施的安全？誰防止地方軍事指揮官或安全首腦割據一方、演變成軍閥？
人民幣怎麼辦？中國的銀行、國家債務、國有企業、外匯儲備以及數以兆美元計的國內資產又如何處置？
政治問題更加棘手。
西藏、新疆會發生什麼——種族復仇，還是立即宣布獨立？香港何去何從？新政府如何處理台灣問題？近一億名中共黨員如何處置？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時代留下的政治罪行——天安門鎮壓、宗教迫害、大規模監控、強迫勞動以及其他侵犯人權行為——如何調查和追究，同時又避免讓正義變成復仇？
這些問題不能等到中共垮台之後才開始思考。到了那一天再準備，可能已經太晚。
20世紀政權轉型最重要的教訓，就是準備決定成敗。
波蘭進入1989年轉型時，已經具備俄羅斯後來明顯缺乏的一項條件：一個有組織、有能力成為替代性政治合法性中心的公民社會。團結工會經過多年努力，建立起知識分子、工人、經濟學家、律師、神職人員和政治活動人士組成的龐大網絡。
在共產政權真正倒下之前，與團結工會有關的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認真討論貨幣穩定、財產權、市場制度和經濟轉型。後來的巴爾采羅維奇改革雖然迅猛而痛苦，卻並非在政治真空中臨時拼湊，而是建立在有組織的反對力量、社會合法性以及相對清晰的制度方向之上。
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七七憲章」以及長期存在的異議人士網絡。他們多年來一直思考人權、政治責任、歷史真相以及政府統治的道德基礎。因此，當共產黨政權崩潰時，這些網絡立即為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和公民論壇提供人才、互信與政治合法性。
東德也是如此。當政權開始解體，反對派與正在瓦解的舊體制迅速成立「中央圓桌會議」，處理自由選舉、解散秘密警察、民主轉型甚至制定新憲法。1989年12月7日第一次會議召開時，便成立了起草新憲法的工作小組。
這些轉型並非沒有痛苦。真正的教訓是：成功的後極權重建，需要在舊制度倒塌之前，就準備好人才、制度、原則和方案。
俄羅斯展示的則是另一條道路。
蘇聯崩潰時，俄羅斯沒有成熟的民主制度設計，沒有足以承擔治理責任的獨立公民社會，也缺乏具有廣泛合法性的國有資產私有化制度與穩固的憲政共識。
結果，經濟改革與政治上的臨時應變糾纏在一起。國有財富迅速落入少數寡頭手中，國家制度持續弱化，最終又走向如今的民族主義威權統治。
普丁並沒有恢復蘇聯共產主義。他利用的是蘇聯共產主義垮台後留下的制度廢墟。
烏克蘭同樣繼承了腐敗網絡、寡頭政治和薄弱的國家制度，此後數十年一直艱難地試圖建立一個更加民主、更具問責性的國家。
這些經驗提醒我們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獨裁政權的死亡，並不等於民主制度的誕生。
中國一旦發生同樣的劇變，規模和後果都將大得多。
因此，哈德遜研究所的報告把「後中共時代」規劃視為一項戰略準備，而不是政治幻想。它提出的問題包括：如何確保危險設施和戰略武器安全、穩定金融體系、處理國有資產、重組解放軍與安全機構、保護弱勢群體、開放秘密警察檔案、建立真相與和解機制，最終啟動新的制憲進程。
美國在這方面既有特殊責任，也有特殊能力。
1945年之後，美國沒有在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戰敗後慶祝勝利，然後一走了之。美國與盟國以及德、日兩國人民一道，解除軍國主義體制，重建國家制度，恢復經濟，建立憲政政府，最終使兩個昔日的軍國主義獨裁國家成為繁榮的民主國家和美國最重要的盟友。
日本戰後的占領改革尤其明確地以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為目標，並協助建立延續至今的憲政秩序。
因此，美國現在就應該開始準備。
這不是要替中國決定未來，更不是要把一個美國設計的政府強加給中國人民。中國的未來，只能由中國人民自己決定。
但美國、日本、台灣、歐洲、澳洲、南韓、印度以及其他民主國家，都有重大的自身利益確保中共統治一旦崩潰，不會立即演變成內戰、核武擴散、金融崩盤、種族復仇，或者另一個獨裁政權的誕生。
華盛頓應建立一套常設的跨部門「後中共時代」應變規劃機制，並與盟國、中國民主人士、經濟學家、憲法學者、異議人士、宗教領袖、海外華人社群以及轉型正義專家共同思考各種可能情境。
必須預先準備的事項包括：確保核武器及其他戰略武器安全；維持基本公共服務；穩定金融市場；保護政府和秘密警察檔案；防止大規模報復；解散政治警察機構；使軍隊脫離共產黨控制；建立合法透明的國有資產私有化程序；追回被侵吞的公共財產；建立真相與和解機制；以及協助中國公民建立新的憲政秩序。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國有資產問題。
俄羅斯的經驗證明，沒有民主合法性的私有化，很容易從「全民所有」變成「權貴所有」。 如果中國數以兆美元計的國家資產在政治真空中被黨政權貴、軍方將領、安全部門首腦或既得利益集團瓜分，一個新的寡頭體制可能在舊共產體制的廢墟上迅速形成。
那將不是自由中國的誕生，而只是另一種獨裁制度的開始。
因此，後中共規劃的目標絕不是設計一個「美國式中國」，而是盡可能為中國人民創造條件，讓他們自己建立一個自由、和平、實行法治與憲政的中國。
冷戰期間，西方花了40多年研究如何遏制和戰勝蘇聯共產主義，卻令人驚訝地很少認真準備：如果有一天共產主義真的垮台，第二天早晨該怎麼辦？
我們當年的幸運，在於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歐其他國家的人民，早已替自己做了大量準備。
下一次，我們不能再把歷史寄託於幸運。
中共可能還會統治幾十年，也可能像1989年的東歐共產政權一樣，以幾乎所有專家都來不及預測的速度突然瓦解。我們不知道那一天何時到來。但是歷史沒有給我們第二次措手不及的藉口。
為「共產主義之後的中國」做好準備，不是「政權更迭」政策，更不是鼓吹混亂。恰恰相反，它是為了防止一個獨裁政權的終結演變成更大的災難。
這是自由世界為21世紀最具重大後果的政治突發事件預先買下的一份戰略保險。
附：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后中共設計”報告全文在此自由下載：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China+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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