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8-30
毛語：「我們是很沒良心哩」
康正果解讀伊娃書寫，包括尋找飢荒倖存者、逃荒婦女娃娃、人吃人三大塊（三大本）：
從分田到“分人”（人的可支配化）、微觀權力的肆虐（基層幹部），最後揭橥毛時代制度史的一條強有力的路徑：从一隻掌瓢的手，一直追問到毛澤東大言不慚，一再號召最高層執行其“良心不多”的命令——倫理逆轉機制。
此睿智深刻、讀出制度意義的兩點：基層專制機制與非毛化，他說，「我的核心打击面是首恶毛泽东，一提起毛，我就恶向胆边生」；同時，他轉給我一篇『蘇曉康「非毛化」觀點完整詳解』，居然是AI寫的：
當然，「非毛化」已是當代一個思想現象，咎因二則：一是中國大災大難之後必須挖掘禍根，再則，中南海裡已經住進一個「毛孫」，啟心動念要搞「第二次文革」，事實上，今日中國「不右」就只有左轉一條道可走。順便，我也捋一捋「非毛化」的脈絡：
毛泽东很少讲人类，更没有讲过“以人为本”，甚至很少单独用一个“人”字，大概是力避超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力避所谓“抽象的人”吧（偶有例外，从早年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到晚年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都是把具象的和抽象的人和人口当作他的斗争对象）。而在一九五八年人海战术式的大跃进初起之际，他竟在《介绍一个合作社》文中，大谈“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仿佛极其重视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时在从上到下批驳马寅初《新人口论》后不久，却是正面把“人多”同“干劲大”联系起来，既符合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又紧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兵团作战战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千百万人，如同在战争时期被视为兵源-战斗力一样，在此刻则是实现其超英赶美宏伟蓝图的劳动力-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帝王们居高临下，只见匍匐于地的百姓的黑发，故称之为“黎民”“黔首”，今天“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黎民”“黔首”们在权力者眼中的实际地位，与中外古代奴隶主看作“会说话的牲畜”又有多少不同呢？
邵燕祥：走出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阴影
四九後第一場鎮反運動，金鐘指出其兩大特點：其一，古今罕見的按比例殺人；其二，殺人決策權高度集中於毛一人之手。金鐘梳理三點：
——鎮反歷時三年，第一年（1950-51）殺人占75%，71.2萬人，超過國共內戰（三大戰役）雙方死亡人數總數；
——毛澤東以殺人為樂，嗜血以致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
——四九後第一場大屠殺，開啟中共無法無天的野蠻時代，葬送辛亥以來創立的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
金鐘引章伯均言：「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統治五億農奴，非造反不可」，概括一場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遠為殘酷的「反右派運動」，亦引杜光言：反右派是「中國民主力量與新專制主義政權的第一次對決」，出現許多英雄，林昭是一個最慘烈的例子；
文革學：從解剖毛澤東開始
習近平是一個「黑五類」，卻拿到權力也搞文革，他受迫害的教訓，是去迫害更多的人，這便重新定義了「青史成灰」可以殘酷到什麼程度；八十年代「非毛化」、反思文革等所謂「思想解放」，還是太幼稚了，中國人對於舊觀念的復辟、新價值的存活，都太存僥倖心態，所以這個文明長壽而腐朽
從去人化到利益化：依娃「尋找」三部曲所揭示的基層專制機制
康正果
小引
近來斷斷續續，翻閱了依娃的三部訪談紀實錄：《尋找大飢荒幸存者》、《尋找逃荒婦女娃娃》和《尋找人吃人見證》。她歷時十年，多次从美國飛到中國，往返行程全部自費，先後冒風險獨自出行採訪五百餘人，如實記錄數百餓死者和被害者的姓名與數十起人相食的案例 ，最終完成了這項可稱之為“民間哭墻”的口述史工程。這些原汁原味的訪談錄具有三個突出的史學特徵與看點：
一是摒絕文學加工，盡量保留了受訪農民的錄音談話，形成一種近乎「原始檔案」的文本結構。
二是將死亡「具名化」，從而銘刻下五百多名死者姓名的纸上墓碑。這一把「數字」落實到每一名「個人」身上的操作顯然確立了對官方抽象統計暴力的尖鋭對抗。
三是構築了不容反駁的證詞：訪談錄中那些基本雷同的個案提供了多點交叉的人證，通过分佈在甘肅和陝西兩省所有受访者自述的經歷，羅列出他們如何被強行徵糧以及忍饑挨餓、羞辱恐懼等基本上敘述一致的細節，從而構成了那一場大饑荒不是天災是人禍的歷史鐵證。
而這個人禍，可以說自中共奪權建政之初即埋下了禍根，進而一步步為害彌彰，以致釀成三千多萬（楊繼繩《墓碑》）到四千多萬（馮客《毛澤東的大飢荒》）人口被活活餓死的災難。這個禍根就是自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的土地改革運動。
從土改說起
之所以要從土改起追溯緣由，蓋因依娃所記錄的那些暴行並非突然出現在大躍進中，而是早在土改中就奠定了農村人口的政治身份、財產關係和基層權力結構。土改的第一目的確實是“分田”，即把地主、富農家的土地分給無田和田少的農戶，從而滿足貧困農戶獲得土地的強烈願望。然而分田只是手段，其核心目的是摧毁傳統鄉村中獨立於共產黨之外的社會權力結構。地主、鄉紳和宗族頭面人物，不只是土地佔有者，也是地方社會中具有財產、聲望以及人際網絡和文化資源的人物。土改通過劃分階級、鬥爭地富、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在完成重新分配财富的同時，進而重新定位了鄉村社會的政治身份。農村人口從此被重新編碼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僱農。可以說，中共正是通過重新分田，制定了重新“分人”的家庭成份體系。
在此需要進一步追問：既然土地最終要走後來的集體化道路，何必要率先走奪取地富的土地分給貧下中農的那條彎路呢？因為在一九四九年前後的中國農村，不可能從地主土地所有制一步跨入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共產黨首先需要讓廣大貧苦農民成為革命新秩序的受益者。所以先走第一步棋：“打土豪分田地”，確立政治認同；然後才走第二步，把感念黨恩的個體農戶納入合作化洪流。
土地改革後，全國湧現千百萬擁有私田的小農戶，他們有權自己決定種什麼莊稼、出賣多少莊稼以及出賣給誰。對於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實行計劃工業化的新政權來说，面臨著巨大的治理難題：政府面對的不是一個農業部門，而是千百萬分散的自耕農决策者。一九五五年，毛澤東曾發表其長篇講話，題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講到合作化與統購統銷的問題時，他曾揚言：
「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兇哩，良心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列主義。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很有意義的好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二一八-二一九。原文上的黑體為筆者所加）
這個沒良心的革命就是首先通過土改剝離地主對土地和鄉村的支配權；接著通過合作化，逐步剝離農民對土地的獨立經營權；同時通過統購統銷，進一步剝離農民自由處理主要農產品的市場權。他們獲得土地不久，就被組織進合作社，最後進入人民公社。從此以後，國家只需面對吞併了千千萬個體農戶的合作社/集體，便可輕易征糧，進而全面操控生產計劃、勞動力調配、農業剩餘提取乃至政治動員了。一九五六年的粮食統購統銷規定已經非常明確：粮食征購不再按個體農戶，而是「以社為单位」統一計算和核定。
这是非常關鍵的制度變化：合作化不僅改變產權，而且大幅降低了國家控制農村的組織成本。所以毛一再對部下強調說「良心少一點好」。當時負責經濟工作的陳雲說得很明確：「中國是個農業國，工業化的投資不能不從農業上打主意。」這就是所謂的「剪刀差」——國家以相對較低的價格購得農產品，同時以較高價格向農村出售工業品。正是執行了這一「沒良心」的價格政策，國家建立了由農業向工業轉移剩餘的制度機制。這也正是廣大農民始終陷於貧困的緣由。
綜上所述，土改首先是一次社會革命和政權革命，它摧毁了舊鄉村的精英結構，建立起共產黨在農村的政治基礎；随著重工業優先和社會主義改造路線确立，合作化則進一步把分散的小農經濟改造成國家可以組織、計劃、征購和動員的集体經濟。
於是出現了這樣一個特具歷史反諷意味的過程：農民通過土改成為土地的主人，却没能成为稳定的獨立自耕農，而是在獲得土地不久，就在「小生產也絕種」的進一步改造中，被「沒有良心」地組織進合作社，乃至人民公社了。
大躍進鬧劇：人的可支配化
所有制改造既是意識形態目的，同時也是實現全面支配的制度手段。一旦「公有」，一切均歸黨國控制，消滅私人所有權便不只是經濟制度的變更，而已成為把分散在千家萬戶、各種社會組織中的支配權集中到黨國手中的過程。因此，「所有制改造」真正要命的地方已不只是回答「土地、工廠歸誰所有」，而是回答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誰有權決定農田怎麼種、糧食怎麼分、工廠生產什麼、人到哪裡工作，以及一個人能不能離開自己被安排的位置？
若從這個角度觀察，一九五○年代一系列看似分屬不同領域的制度便突然貫通起來了：農村合作化與人民公社控制農民；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消滅獨立工商業者；統購統銷控制主要生活資料；單位制把城市居民的工作、住房、福利乃至政治身份扭成了一股繩；戶籍制度限制城鄉人口自由流動；檔案、政審和階級成分則把人的政治命運納入了組織掌握。最後形成的局面已不只是「國有經濟」，而是一種對資源配置權的高度壟斷。毛的特殊之處在於，他並不滿足於建立一套官僚化的計劃經濟。到了大躍進、人民公社乃至文革，他反覆表現出一種更激進的衝動：不但物要調動，人也要調動；不但勞動力要調動，人的生活方式、思想、家庭關係乃至日常作息也可以經政治動員而重新安排。所謂「人力資源」，其稱謂已略嫌溫和。更準確地說，乃是人的可支配化。
從依娃訪談錄中縷述的村民遭遇可以看出，大躍進尤其把這一股「共產風」推到了近乎荒誕的極端。幾千萬農民可以突然被征調去煉鋼、興修水利工程；家庭炊事可以一聲令下併入公共食堂；鍋盆鐵器可以收走煉鋼；農民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可以被嚴令取消；密植、深翻之類的耕田操作竟被強制執行到由政治權力直接下令實施。這時候「公有制」最深刻的政治效果便兇相畢露：一旦個人喪失其獨立掌握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他抵抗政治命令的物質基礎即隨之大幅縮小。
讓我們再次回到毛所揚言的「沒良心」問題。「良心」二字恰好觸及一個更深的問題。傳統倫理要求一個人在行動之前應自問：「如此待人，我於心何忍？」孟子曾有所謂「文王視民如傷」之說。革命倫理卻可以把問題改寫成：「此人屬於哪一階級？對革命有利還是有害？」一旦後一判斷取得絕對優先地位，具體的人便可以被歷史進程的目標所吞沒。殺地主不是殺一個具體的人，而叫「消滅封建階級」；奪取農民糧食不再顧忌會讓某家人挨餓，而可叫「完成國家征購任務」；整肅知識分子不屬於加害某個人，而叫「反右」；大躍進造成幾千萬人死亡的災難，仍可以解釋成路線執行中出了某些問題。這就是毛政一貫强行推广的「去人化機制」（Dehumanization mechanism）了：先把一個人變成階級符號，然後對這個符號施加暴力，從而大大降低道德負擔。
公社化運動時期，有所謂「人民公社是金橋，共產主義是天堂」的口號。這個所謂的「天堂」，已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極權制度，而是被鬧劇成一個毛所想像的高度可塑、從而不斷重新編排的社會。土地可以重分，人口可以調動，職業可以硬性安排，城市青年可以上山下鄉，農民可以集體煉鋼，知識分子可以下放勞動，甚至整個國家可以週期性地發動一場場運動，从而重新排列人的政治地位。就這一意義而言，毛所追求的未必只是「佔有一切」，而是比佔有更進一步的調遣一切。
傳統皇帝號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皇權實際上不可能直接安排成千上萬農戶每天如何勞動。五十年代的新中國竟能依靠黨組織、戶籍、單位、公社、檔案、糧票、統購統銷和政治運動，曠古未有地實現了深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組織技能。毛式社會主義改造的深層政治結果是以消滅私人所有制為起點，從而消滅個人得以拒絕國家調遣的物質空間。「公有」遂逐漸轉化為黨國對物的支配，而對物的支配最終又落實為對人的支配。
讓我們再回到以上所引毛的講話：「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兇哩，良心是不多哩……」随後毛連續說，要使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以及小生產也絕種」，並再次強調「良心少一点好」。這裡所強調的「小生產」，正是土改中分得地富田地的貧下中農。毛的良心泯滅早在那時已作好佈局：先通過土改消滅地主土地所有制，使農民得到土地并在政治上「到我們這邊來」；然後通過合作化消滅這種剛建立起來的個體小農經濟。毛當時口口聲聲的「良心不多」，明確透露出一種相當重要的革命倫理：既然自己代表歷史發展的必然方向，那麼對於被判定應該「絕種」的社會階級、經濟形態和生活方式，若還要考慮個人倫理意義上的仁慈，那就是太軟弱太幼稚的表現。所以他紧接着就說：「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义。」這句话尤其值得仔細玩味。它事實上建立了一个價值轉換：仁慈就是不够革命，不夠馬克思主义；而「兇」則有助於推動歷史進步，因而更符合馬克思主義。這一轉換便遠遠超出所有制問題，而已進入革命如何解除普通人的道德約束之问题了。
微觀權力的肆虐加重了苦難
我在閱讀依娃這三部訪談錄的過程中，心裡總是不由得困惑一個問題：為什麼生產隊的基層幹部及其隨從的一群會對地富成分以及其他弱勢的同村農戶殘暴行兇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難道這些人都是天生的惡人？不可否認，其中有些人可能會藉機報復泄憤，多吃多佔，乃至满足虐待欲；但如果千千萬萬個村莊都反復出現類似行為，就很難僅就個人品質解釋清楚了。在此，恐怕得進一步追問：什麼樣的制度能够把普通人的惡成倍放大，以致壓制乃至泯滅其本應具備的善意？
基層幹部不僅掌握政治標籤，而且操控實際生存資源——工分、口糧、公共食堂、勞動安排，乃至是否准許社員請假外出。在饑荒條件下，這些微小權力突然具有了生殺予奪的淫威。若借用米歇爾•福柯的用语，這種深入日常生活、直接作用於身體的權力，可從「微觀權力」（Microphysics of Power）的角度加以觀察。福柯指出，權力如同毛細血管一樣，彌散並運作於社會的最基層、日常的規訓手段以及對肉體的直接支配中。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期間，災難的成因固然源於宏觀政策的失誤，但基層領導和生產隊幹部如何將抽象的國家意志轉化為具體的肉體折磨，進而加重弱勢群體——如老人、兒童、婦女、生病者或所謂「地富反壞右」等政治邊緣人——的苦難，則活生生展現了微觀權力的殘酷運作。福柯認為，現代權力的核心是對身體的規訓，使其成為「馴服且有用」的肉體（Docile Bodies）。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生產隊幹部掌握了對社員的絕對控制權。首先是工分制與生存權綁定：列寧那句「不勞動者不得食」的語錄便成了生產隊幹部的口頭禪。他們透過日常的勞動考勤、評工記分，將微觀的「勞動表現」與延續生命的糧食分配直接掛鉤。從依娃訪談錄中縷述的事實可看到：老人、兒童、孕婦和生病者等弱勢群體，由於生理原因難以從事高強度勞動，他們多被歸類為「缺乏生產力」的身體。生產隊幹部往往任意扣減甚至剝奪他們的口糧，導致他們最先面臨飢餓和死亡。
特別是在毛澤東視察山東徐水縣大讚「公共食堂」，甚至信口開河倡導一天吃五頓飯的狂言之後，全國刮起共產風，基層幹部帶頭砸碎社員自家的鍋灶，社員的所有糧食、蔬菜、柴火全部收歸公社，所有人必須到食堂就餐。全中國的社員樂得大吃大喝一陣後，豐盛的大鍋飯很快就難以為繼。可悲的是，「吃飽飯的權力」從此由家庭內部轉移到生產隊幹部和司務長手中。幹部手中的舀飯瓢成了行使微觀權力的武器，掌瓢者只需在盛飯時「手抖一抖」，多給一勺稠的或少給一勺稀的，就能決定一個弱勢者的饑飽生死。對於不聽話、幹活怠慢或持異議言論的弱勢社員，幹部常用的懲罰手段就是「扣飯」、「禁止入食堂」，直接將弱勢者逼入絕境。
在當時，「大放衛星」、「畝產萬斤」等政治神話風行一時，生產隊和公社幹部為迎合上級、保住官職，遂虛報產量，動輒畝產數千乃至上萬斤。待招致上級按照虛報產量強行「高徵購」時，為掩蓋謊言，基層幹部便展開殘酷的「反瞞產私分」運動。據依娃書中大量的受訪者所述，幸存者記憶最深的就是民兵拿著鐵鍁、鋼釬沖進家裏，刨開地皮、搗毀竈臺、拆掉炕頭，甚至搜查墻縫和草垛，連社員藏起來救命的一把青稞或幾塊紅薯都不放過。
私刑與日常懲罰完全合法化，遊街、捆綁、毒打與連坐經常施虐於弱勢群體。據那些倖存的受訪者所言：為了維持公社的紀律，基層幹部經常透過開批鬥會、剝奪某人全家口糧等方式，激發社員內部的自我監視和相互揭發，使弱勢群體在同村熟人社會的嚴密監視和無情舉報下，尊嚴喪盡，備受荼毒。依娃的訪談中有件「一把黃豆三條命」的慘劇，說的是姓張的地主人家，男的因女兒飢餓啼哭，於心不忍，冒險偷了生產隊地裡的一把黃豆。隊長發現後要開他的批鬥會，嚇得他逃跑在外。他妻子於是被民兵強行拉去頂罪批鬥，在押送途中因不堪民兵的羞辱而縱身跳崖自盡。男方躲過數日後返回，隊長仍不依不饒，執意要開他的批鬥會，遂被逼得上吊自盡，失去父母的小女孩竟至活活餓死在空屋中（《尋找大飢荒的倖存者》，頁351-353）
由此可見，大飢荒中弱勢群體的深重苦難不只是宏觀歷史政策的產物，更是微觀權力在基層惡性膨脹的後果。當國家的意志與最底層的生存資源——掌瓢權、工分、食堂——融為一體，一任有權者作威作福時，生產隊的幹部就化身為微觀權力的代理人。他們通過偽造數據迎合上級以邀功領賞，轉而將國家機器的重壓施暴於弱勢群體，把後者的生存空間剝奪殆盡。
小結；倫理逆轉機制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一个宣揚階級鬥爭的政治制度竟然嚴峻到令懷有「不忍人之心」者陷入處境危險，反而使「兇狠」者得到獎勵，使人與人之間原有的倫理聯繫被政治分類一刀切斷，最終竟縱容一個小小的生產隊隊長能够在集體所有制的名義下，对自己同村的農戶做出種種令人髮指的暴行。這正是從依娃的具體見證進入毛時代制度史的一條強有力的路徑：从一隻掌瓢的手，一直追問到毛澤東大言不慚，一再號召最高層執行其“良心不多”的命令。
這種由中共最高當局主導的權力下放自有其不言而喻利益機制。基層幹部積極貫徹上邊的政策，固然可能出於意識形態認同、政治恐懼或從眾心理。但一旦施暴本身又能帶來現實利益，就會吸引更多積極分子加入其中。例如：貧農批鬥了地主，可以分房、分家具、分糧食；加入積極分子的行列，可以多得工分；獲取幹部信任，可以提升政治身份而得以耀武揚威。暴力於是贏得了「收益」。社會心理學告訴我們，最危險的制度，不是要求人人都當英雄，而是獎勵壞行为，作惡於是具有了政治經濟學意義。
生產隊的幹部從來都不是單槍匹馬，行使其作威作福的權利的，他們身邊總會形成利益小圈子：親戚、朋友、民兵、貧協骨幹和青年積極分子，他們協同一起，多吃多佔，有機會幹上輕鬆的活路，從而分享權力帶來的種種利益，進而促成極權基層統治的稳定運行。
依娃是一位優秀的訪談記錄者，她的「尋找」三部曲为中國現代史保存下最容易被忽略的材料：以受難者的經歷見證了極權制度如何滲透到日常生活，如何改變了人與人之間最普通的倫理关系。她從倖存者口中搶救下來的這些第一手見證讓我們看到：真正需要解釋的，不只是受害者為何含冤受害，更是旁觀者為何冷眼旁觀、執行者為何肆意妄為。 換言之，她提供的不只是歷史事實，更是一部關於人性在制度壓力下如何發生變化的豐富個案，讓讀者身臨其境地看到暴行何以成為一種可以持續運作的社会機制：首先是「去人化機制」，即把受害者界定為階級敵人，不再當人看待。繼而鼓勵暴行，以致同情受害者成為政治錯誤，參與迫害成為政治正確。當群體的迫害行動達到這一程度，善惡的標準便遭到徹底顛覆，形成了中共暴政下特有的「倫理逆轉機制」（the inversion of moral order）。從中央到基層，眾多大小領導都遵從毛主席的教導，紛紛採取了「良心少一點好」的活法。去人化使施暴者不必把受害者當人看，利益化又使施暴本身變得有利可圖；當胸懷不忍人之心者會受到懲罰，而殘酷行為反能獲得政治嘉獎與物質報償，善惡的倫理秩序便隨之發生逆轉，毛澤東禍害老百姓的種種運動就一波波連軸轉下去了。
二○二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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