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8-14
【按：網上有兩張照片，第一張我放在下面，「穿旗袍的張愛玲，正緊跟著挑夫狂奔」；第二張照片也有文字：「1952年，深圳，羅湖橋頭，草叢中」。作者似乎在營造一種「乘桴浮于海」的情势，可那大概只是小河溝，然而四九至五二年的深圳羅湖橋下，實乃「大陸變色」的楚河漢界，跨過這道鴻溝者，寥寥無幾，而張愛玲之傲世孤立，又遭世道譏諷，說她讀爛紅樓、錯嫁男人、棄世遺立，她在當代中國，僅一人而已，此非歷史現象，毋寧就是思想史。】
一、陰暗而深刻
一九九五年秋﹐報上刊出張愛玲去世的消息﹐中文媒體議論紛紛﹐有稱“孤絕之美”﹑“遺世獨立”的﹐也有人說這是“瘋狂和天才的臨界點”﹐還有人說她“幾十年過的非常狹窄﹑陰暗﹐但很深刻”。總之沒有人知道這位絕世之才的晚年心境﹐這是最神秘的。
而我卻在想﹐對生的淡泊﹐這種境界是迷人的﹐但不靠什么信仰的外力﹐張晚年的孤絕靠什么支撐﹖不信永生與不朽﹐難道是一個女人的獨特發現嗎﹖人們議論她，獨立﹑自主，但不快樂。我則弄不懂﹕一種對生命的不是絕望﹑不是厭世的看淡﹐對世間不是仇視不是蔑視的冷漠﹐對一個活到七十四歲的人來說﹐時間是怎么被熬掉的﹖我只是覺得難熬得很﹐而她內心再未有過沖動嗎﹖最後﹐她一直不走是在等什么呢﹖她難道只活在當年的孤島上海﹖
她最後一次見胡適在紐約﹐在嚴冬站在街上看河看怔了﹐「……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時代沒有站在這兩個純中國文人的一邊。張的封筆﹐可能就始于那年嚴冬在曼哈頓河畔，而胡適，我們這代人難免低估這個開荒者﹐在中國知識傳統上﹐他是他一類的最後生還者，前有古人，但后不見來者。
後來我又讀了一本司馬新著『張愛玲與賴雅』﹐讀她晚年棄世孤居的景況﹐不寒而慄，她竟為避虱子而在洛杉磯的汽車旅館輾轉住了三年半﹐隨身多年的家具只有一只鋼制的台燈。
張愛玲其實只在二三十歲時寫出好東西﹐後來的世道已不給她創作的條件﹐她還是苦苦掙扎﹐但無用。才華并不決定一切。心和情緒的適應外界占了很大的分量。作為女子她也是最悲劇的﹐愛過的兩個男人都不值得﹐而令她付出極巨﹐耗盡生命。她自己卻從未寫到這一層。
我終於明白她的棄世。這個世道是不值得人對它抱樂觀主義﹑希望﹑幻想以及理想的﹐樂觀無非是自我安慰﹐而理想基本上是幼稚﹑無知甚而殘忍。無力改變外界以保護自己﹐則只有棄世。張的小說是很世俗的﹐棄世使她無法再去臨摹人世﹐尤其是對人情之絕望﹐讓她那支婉約之筆失去魔力。她的英文寫得極好﹐卻不能靠英文創作成功﹐或許也是一種與現代社會的格格不入。由此觀之﹐文字乃生命之流露﹐源頭傷盡或可有傷感文字但也可能絕盡。
二、不动声色写人性之微妙
從普大東亞系葛思德圖書館借了张爱玲的《流言》。她是天生的作家，自称九岁就开始写小说，也是从模仿《隋唐演义》、张资平似的新文艺烂腔、张恨水的鸳鸯蝴蝶派等开始的，还写过一篇章回的《摩登红楼梦》。
她说，小说不是想写就可以写的，“誓如说我现在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索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沁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著，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
她是说的小说不能硬写、靠材料来写，只能写生活里的琐事，如她自己最擅长的恋爱结婚、家庭冲突、生老病死，那不是太专门的，生活里平平常常的人情世故而已。这也是中国传统话本的题材，不过古人有时候是专门去搜集民间传说、口头故事来加工，如冯梦龙之辈。至于张爱玲的技术处理，那是她读古典小说读来的，如把《红楼梦》读得那样烂熟，是把语言和技巧都读出来了，另外，她有一种古典的审美，渗透在文字里。
又借到《海上花列传》的张爱玲国语转译本，她改为《海上花开》与《海上花落》两册。繁琐平庸的晚清狎邪小说，如今去读真是不耐烦，唯有张爱玲的文字还是好，从中可见她流亡美国尝试英文写作失败之余，还是锺情于中国传统小说之技法，竟耗费精力去把这部吴语方言的小说全部翻译出来，出版时附有一篇《译后记》，是很好的文章，对小说技法颇多议论。中国传统小说，也没有甚么特别的技法，就是在日常的吃喝玩乐之中，不动声色刻划人性的微妙处、幽暗处，《海上花》也只写清末民初一群闲人在上海妓院里如何喝花酒、调情、解闷而已，填写了百年前人生的一个空白。
张爱玲说，《红楼梦》是一个高峰，而高峰成了断隘。但是一百年后倒居然又出了个《海上花》。《海上花》两次悄悄的自生自灭之后，有点甚么东西死了。死了甚么？她没有说。可能是指那种含蓄，那种在繁琐平庸中不动声色写人性之复杂微妙的技法，而且一定要写得让后人去考据才肯罢休。
又讀《儒林外史》，读得极有兴味。书中写出至少清末的世态，下层文人儒士与佛道的关系极密切，穷教书匠大凡是在庙里开馆，靠和尚供奉；第七回讲两个童生乡试出来，就到观音庵摆酒，和尚迎接，先拜佛，再向和尚施礼；庙里也供著中举人的牌位；又写此二人考中后，一个道士便来行骗，作扶乩，二人需设坛、焚香、默祝，任道士沙盘乩笔，算出富贵、穷通、贫贱、寿夭来。这些细节很关键，是故事的衬底。现代中国的此类衬底是什麼？
很奇怪，到读《海上花列传》，才读出《儒林外史》的好处，主要是觉得那种文字，更适合男人的味道，不像《海》甚至《红》，乃是男人写女性写得好，女性反而从来没有写出过，只到张爱玲才欣赏得了，于是模仿《红》，成现代文学一个源头之一，反而《儒》的风采失传了。《儒》是老辣、幽默、世故的，刻意不在风月场，而在男人的功名场；中国文化底下，写男人不沾风月方能成全男子气，一沾风月就是污秽不堪，乃至兽性大发。传统小说爱写男女风情，却永远是意淫，永远是男性中心，于是今日你不可能再套用那种技法，那技法只在刻划卿卿我我之中炉火纯青，否则没有味道，不是小说；《儒》则回避了这个泥潭，可以把男人写得丰满一些，不是只在胭脂气里显身段。
三、她寫出了中國古典的悲愴落幕
張愛玲不是學者，也沒讀過什麼比較文學，但她的品味，好得並世無兩，不僅是第一流的紅學家，也是後人不敢望其項背的文學史家。
她說讀《海上花》：“我十三四歲第一次看這書，看完了沒得看了，才又倒過來看前面的序……此後二十年，直到出國，每隔幾年再看一遍《紅樓夢》《金瓶梅》，只有《海上花》就我們家從前那一部亞東本，看了《胡適文存》上的《海上花》序去買來的，別處從來沒有。”這篇《譯後記》洋洋灑灑萬言，津津樂道於青樓迷幻的戀情，以及小說技法，又旁及『紅樓夢』，勝似閒筆，卻一點不比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遜色，或也可視為對她上一代的五四鉅子們文學觀作結，更彷彿寫了一曲中國古典的悲愴落幕。
對古典小說，她幾個字就說透了：“旧小说好的不多，就是几个长篇小说。”“《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此外就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 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她比胡適更看深了一層。胡適欣賞《老殘遊記》，她則衷情這本《海上花》。
通篇看去，張愛玲真是一個曹雪芹的來世轉生，“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詮釋“戀愛的定義之一，我想是誇張一個異性與其他一切異性的分別”；“雖然沒這麼理想，妓女從良至少比良家婦女有自決權。嫁過去雖然家裡有正室，不是戀愛結合的，又不同些”；“盲婚的夫婦也有婚後發生愛情的，但是先有性再有愛，缺少緊張懸疑、憧憬與神秘感，就不是戀愛，雖然可能是最珍貴的感情。戀愛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這髒亂的角落裡還許有機會。再就只有聊齋中狐鬼的狂想曲了。直到民初也還是這樣。北伐後，婚姻自主、廢妾、離婚才有法律上的保障。戀愛婚姻流行了，寫妓院的小說忽然過了時，一掃而空，該不是偶然的巧合。”
她讀爛了“才子佳人書”，才讀出一點訣竅。“本來此書已經夠簡略的了。《金瓶梅》《紅樓夢》一脈相傳，儘管長江大河滔滔泊泊，而能放能收，含蓄的地方非常含蓄，以致引起後世許多誤解與爭論。《海上花》承繼了這傳統而走極端，是否太隱晦了？沒有人嫌李商隱的詩或是英格瑪•柏格曼的影片太晦。”
她責備現代人枉負了古典文學描摹的愛情，“「爸爸，我愛你」，「孩子，我也愛你」只能是譯文。惟有在小說裡我們呼天搶地，耳提面命誨人不倦。”“前幾年有報刊舉行過一次民意測驗，對《紅樓夢》裡印象最深的十件事除了黛玉葬花與鳳姐的兩段，其他七項都是續書內的！如果說這種民意測驗不大靠得住，光從常見的關於《紅樓夢》的文字上——有些大概是中文系大學生的論文，拿去發表的——也看得出一般較感興趣的不外鳳姐的淫行與臨終冤鬼索命；妙玉走火入魔 ；二尤——是改良尤三姐；黛玉歸天與「掉包」同時進行，黛玉向紫鵑宣稱「我的身子是清白的」，就像連紫鵑都疑心她與寶玉有染。”
她也有極好的歷史感：“拋開《紅樓夢》的好處不談，它是第一部以愛情為主題的長篇小說，而我們是一個愛情荒蕪的國家。它空前絕後的成功不會完全與這無關。自從十八世紀末印行以來，它在中國的地位大概全世界沒有任何小說可比。”“百廿回《紅樓夢》對小說的影響大到無法估計。等到十九世紀末《海上花》出版的時候，閱讀趣味早已形成了，唯一的標準是傳奇化的情節，寫實的細節。迄今就連大陸的傷痕文學也都還是這樣，比大陸外更明顯，因為多年封閉隔絕，西方的影響消失了。當然，由於壓制迫害，作家第一要有膽氣，有犧牲精神，寫實方面就不能苛求了。只要看上去是在這一類的單位待過，不是完全閉門造車就是了。但也還有無比珍貴的材料，不可磨滅的片段印象，如收工後一個女孩單獨蹲在黃昏的曠野裡繼續操作，周圍一圈大山的黑影。但是整個的看來，令人驚異的是一旦擺脫了外來的影響與中共一部分的禁條，露出的本來面目這樣稚嫩，彷彿我們沒有過去，至少過去沒有小說。”
她的時空穿越沒人寫得出來：“中國文化古老而且有連續性，沒中斷過，所以滲透得特別深遠，連見聞最不廣的中國人也都不太天真。獨有小說的薪傳中斷過不止一次。所以這方面我們不是文如其人的。中國人不但談戀愛「含情脈脈」，就連親情友情也都有約制。”“上世紀末葉久已是這樣了。微妙的平淡無奇的《海上花》自然使人嘴裡談出鳥來。它第二次出現，正當五四運動進入高潮。認真愛好文藝的人拿它跟西方名著一比，南轅北轍，《海上花》把傳統發展到極端，比任何古典小說都更不像西方長篇小說——更散漫，更簡略，只有個姓名的人物更多……當時的新文藝，小說另起爐灶，已經是它歷史上的第二次中斷了。第一 次是發展到《紅樓夢》是個高峰，而高峰成了斷崖。但是一百年後倒居然又出了個《海上花》。《海上花》兩次悄悄的自生自滅之後，有點什麼東西死了。”
四、張愛玲只身逃亡海外
協和醫院割錯了一只腎而使梁啟超死在五十五歲英年，這個細節難道是薇爾瑪•費正清寫的傳記第一次提到的嗎？當時協和醫院還給隱瞞下來，錯割乃因護士以碘酒標位標錯，而手術醫生沒有double check，這麼一絲疏忽便斷送了中國呼喚現代的第一支如椽大筆，人生恰如飲冰室主人晚期眷慕佛教所言之無常，而最早進入傳統中國的西醫及其系統可以秘而不宣的行政技術，真是叫人驚嘆！
西醫也耽誤了任公長子思成摔斷的腿，令其一生跛足。任公愛惜教誨乃至操切安頓愛子一切的苦心，在中國曖昧如晦的現代前夜，是何等感人而又辛酸，從安排學業、留洋直至婚姻，他的擇媳眼光之犀利亦可謂空前——原來思成醉心建築學暨中國古建築樣式研究，到底還是受了才女徽因的影響，這也是薇爾瑪第一手史料、首次透露？可見林徽因乃第一流人才，喜好藝術如詩歌、戲劇、美術，在賓大以美術學士畢業（雖然讀的還是建築），又去耶魯讀舞台布景，建築學於她只是次等的興趣；又可見她與徐志摩之間也是第一等人才的相慕，不必一定是男女之情，她以女流須得先屈服現實，認領梁家婚約，把志摩閃失得離婚後倉皇攆回中國、又跌進下一個“成熟女人”的泥淖中，以為替代，還不能屈服現實，須以“追求自由”之堂皇高調來掩飾，所以現代文學史早期最美的散文，是一個失戀的第一等人才的流涕，不過借了西化“自由”的桂冠而已，胡適等人對他的辯解自然蒼白，而任公的道德責難亦流於自私。思成以西洋建築理論解構中國古建築樣式之謎，完成一樁堪稱曠古之業，榮獲普林斯頓榮譽博士，又稱“大師”於中國大陸，到底不過是匠術，而才女林徽因只留下了幾首小詩，和這個世界對她的驚羨，如此而已。
徐志摩“沒心沒肺”，他想從王賡那里奪愛陸小曼，又怕“軍閥”勢力威逼，獨自逃往歐洲避禍，卻又去找張幼儀，還要前妻陪他去看被他拋棄而夭折的兒子彼得之骨骸，還寫了一篇散文，父親做到這一份兒，大概在傳統和現代都不可思議。他與幼儀離婚，其實是愛慕林徽因，陸小曼不過他的一個‘紅紛知己’，卻被“五四”時代讚為追求愛情的傳世佳話，真有些可笑。大量知名人士在此事上大事宣染，包括胡適在內，均因徐志摩的詩寫得太好。而王賡黯然退出，不以其權勢幹預此“奪妻之恨”，實乃他是一個西方教育出來的人。王賡被淹沒是很徹底的，至今不僅早已被中國人遺忘，想找一點有關他身世的資料也是大海撈針一般。價值破碎下的人格破碎，其所謂“曖昧如晦”，不只是“夾在中間”那麼簡單，風俗還是舊的，新潮誘人但是也殺人，因為人言可恤，張幼儀就處處忌憚人言，父母公婆甚至弟兄兒子；林徽因“一九三四年硤石車站”，她那篇散文的詠嘆，誰又寫得出來？她一生仿佛都處在這微妙卻殘酷的caught in the middle﹙夾在中間﹚，而淩叔華何嘗不是？
林徽因此人，真是民初中國一位罕見才女，悲劇性的深刻也是群芳之冠，庶出於林長民之妾，一生為母拖累；愛幕神交於徐志摩，但不願嫁給他；與思成的感情如何不得而知，但有建築分心，可是她最傑出的設計“故都的項鏈”（北京城墻改公園）付之東流，而後她可能傷感而死。她的天賦在藝術的多方面，真正一個絕代佳人，要涵蓋了四九後的命運之逆轉，才更顯悲劇性。
八十年代我接觸梁思成題材，對他如此屈服於專制的顢頇很詫異，與他對中國古建築的醉心不協調，一種性格上的軟弱，只有對自己“洗腦”一個向度，絲毫沒有反抗，還在反右中入了黨，不可思議。從薇爾瑪的書中可以看出，這是梁啟超對這個兒子早期嚴厲的壓迫式教育的後果，使思成沒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和意識，二十年代在費城留學所受西方之教育對他影響不大。
我曾為梁思成寫了一篇《最後的故都》，偶然看到一個資料，說四八年中共圍困北平時，曾到清華園找梁思成詢問攻城打炮需要避忌哪些古建築，令梁林極為感動；但江山到手後，大肆毀滅古城，為建天安門廣場先拆金水橋前三座門、正陽門牌樓，後為交通又拆東西四牌樓、北海“金鰲玉東”橋，急得梁林直哭。梁林曾飽受日本侵華戰爭之苦，顛沛流離大西南特別是李莊那九年，對他們是一個徹底的幻滅，所以抗戰後對國民黨打內戰深惡痛絕，其實他們不知道是共產黨非打不可；這個時期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一邊倒是普遍性的；後來在共產黨極權下是更徹底的毀滅，可是沒有資料顯示他們有過再次的幻滅，梁思成從精神上被征服是明顯的，那麼林徽因呢？看不到資料。他們那個兒子梁從誡有篇回憶，竟刻意突出母親“思想改造”的一些資料，尤其是林給梁的兩封信說她如何被斯大林所感召，以及如何對自己“改造”， 讀了令我有一夜竟不能成眠。只有第一次幻滅，此後在更劇烈的精神奴役下連第二次幻滅的能力都沒有，這是非常悲劇性的，尤其在林徽因的個案上，她是一個具有叛逆性格而又不極端的極有教養學識的天才，竟也是這種結局，這是我難過的地方。也許她的早死才能解釋。同情他們的費正清夫婦則要到八九年天安門屠殺後才有所醒悟，也是一個悲劇。從梁啟超到其孫子，真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個縮影。梁從誡對其母之墓碑文革中被毀毫無憤怒。
至於胡適，五四新文化之大纛，鼓吹“全盤西化”，卻厭惡基督教之“傳教”，難道不是一種“失根”的西化？如此說來，胡適反傳統即挖“中國之根”，亦厭惡“西洋之根”，所以他一生盛名，乃是向中國輸入了一個“無根的現代化”，難怪日後中國的墮落無底。《胡適日記》中還有他對英美在華教會教育的看法，如1921年某次東興樓飯局，他認為基督教不過是“迷信”而已，雖然他們很羨慕西方近世文明如醫學、學校、貧民窟居留等等，這是民初基督教在華傳教的寶貴資料。那時有所謂“非基化”運動，當今教會人士皆認為與“五四”思潮有關，看胡適日記果然不錯。難道因此也使得中國現代前夜曖昧如晦？
王國維預知而自沈昆明湖、陳寅恪看盡興亡目失明、張愛玲只身逃亡海外，果然中國後來「亡天下」，成了一個地蠻天荒世界，大知識分子一邊倒的阿諛新政權，毛澤東肆無忌憚地侮辱文人、調教幹部、戲弄民眾，而無人敢出一聲，出聲的都割掉喉嚨，槍斃的還要你付子彈費，由此任他鬧饑荒鬧文革，以致发生慘絕人寰之“七仙女”被剖腹；“紅太陽”民族主義交替淩遲人性，人倫及生態一路崩解至盡頭，連達賴喇嘛也逃離西藏高原，西方再此恐懼「黃禍」……。
一九九七年春天，我沈浸在民初人物之中，陸續寫了王賡、林徽因、徐志摩、賽珍珠等，民初真是一個群星燦爛的時代：
1、詩人：有點李白古風，仙魔而贛大，
2、才媛：冰雪聰明，卻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3、建築師：天才而自卑，
4、哲學家：透徹而圓滑，
5、維新大蠹，卻仍然“包辦婚姻”，
6、新文化旗手，二重人格，
7、雜文鬼手，自卑而陰暗，
其他如林語堂、郁達夫、冰心、丁玲、沈從文、陳衡哲……。
我有時候會納悶，這樣的時代，為什麼只會星光一閃就寂滅了？
五、「我是从罗湖桥走出大陆的」
普林斯顿小镇，被一条小街糖葫芦似的贯穿，南端伸出去的签子，接206号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参天古木，夏季尤为绿荫深浓。那一带是普镇精华，林木中散落栋栋宅院，让我油然想起王维辋川绝句里的“仄径荫宫槐，幽阴多绿苔”。这个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里，我驱车往返那丛林小径不知几何，常常不是伴随着翻腾的思绪，就是悲伤的咀嚼，皆因这是我生命中劫难的一段岁月，而小径之旅每每又是受用不尽的精神陶冶。
大凡是造化的捉弄，一众六四流亡者被那常青藤名校接纳，落脚普镇，我也忝列其间。大家在东亚系弄出一个流亡项目，有一次请历史学家余英时讲讲什么是历史。他说，你们是创造历史的人，写历史则是另一回事情，你须先知道前人说过什么，然后才知道你能说什么。当时在座的，有不少八十年代如雷贯耳的角色，且刚刚逃出一个血腥历史，然而“创造历史的人”竟是写不来历史的，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则非但没有写成什么史，反而跌入一场“离魂历劫”的个人灾难史，流亡项目散了，我却滞留下来又多年。
我孤寂中读了余先生写的陈寅恪身世后，又一次同他谈了近六个小时，旁及人生和学术诸多话题。先生说我：你静心修练几年，会成完全另外一个人。他说，为中国忧虑的人，常常会遭遇大不幸。你要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跳出来你才更理智清醒，缠在里面不好。要有长期准备了，也许是一辈子没有尽头的，从最坏处着眼，期望不要过高，你才不至总被失望击倒。去同历史上的优秀人物接通心灵，充实自己。陈寅恪四九年后就是在极度的悲苦中只写心史的。我想谈陈寅恪，先生则对我谈了很多粱启超，他说，超越自己的过去不容易，梁启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断超越自己，后来康有为都说“我不如卓如”。
后续几年，我直接就在余太太陈淑平的引领下，从普林斯顿“1915级的优秀生”王赓开始，一路写了张幼仪、徐志摩、陆小曼、林徽因、赛珍珠等一个“五四人物”系列。常常是在美国东岸被暴风雪袭击的那些苦寒日子里，用小纸条贴满书的精彩处，再去图书馆找其他参考书。我的英文也是那时候才读通的，写林徽因时参考一本英文传记，有耶鲁史景迁的一篇序，写得大气磅礴（余在耶鲁任教时，陈淑平是史景迁的中文助手），我翻不出来去请教余先生，他教我如何从意思而不是从词句上翻译这类英文，最后还是他亲自润色的。（后来台湾出版这书中译本时，译者很欣赏我译的这几句，全搬过去了，还付我几百美金。）那时余先生见我沉浸在徐志摩的往事里，竟送了一套徐志摩全集给我，我是颇醉心徐的散文，尤其是写杭州西湖的文字；但是回望上个世纪初的这些巨灵才媛，都是何等了得的人物，却哪一个不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五四人物”练笔，其实是我的一个“书写复苏”，不久我便应杨泽之邀，在时报《人间》副刊写起一年“三老四少”，最后由季季编辑成书《离魂历劫自序》，这个书名就是我向余先生讨来的。这本书写到结尾时，屋后出现郁金香，开得正盛。余先生暮色里悄悄来看过那神奇的花。
余府仍掩映在那丛林中，小径狭窄而坑凹不平。那时余先生还在教书，府上门可罗雀，余太太照料着他的饮食起居，大西洋飓风或暴风雪会刮断树枝电线，掩埋道路，他们一直到退休后还住在那里。
2001春天普大有一场“中国的过去与将来”国际学术会议，其实余先生的荣退典礼，我去听了两天他的弟子们发言，觉得他们是被“余老师”训练得可以做学问了，都是从很小很专门的一点出发去研究，如王梵森谈明清盗版问题，罗志田则谈民初的《山海经》热，罗是唯一从大陆赶来的，变得很俏皮，说余先生在大陆如今已是“一尊偶像”，某人从海外回国捎来一本书到处炫耀：“这本《土与中国文化》最畅销。”
余英时的“士魂商才”，就是中国版的韦伯“新教伦理”，讲的都是一种正派商业精神，中外皆然，我在美国生活感受很深的一点，也是这个东西，美国人人炒股，天上掉馅儿饼的大有人在，豪宅名车却游手好闲的人约十分之一吧？但那十分之九都视其为当然，没有嫉妒两个字，自己依然老老实实赚辛苦钱，一分是一分，我周围都是这样的人，小康而快乐。中国大概要恢复到这种境地，才是正道。
大体来说，市场经济之下，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法制形成过程、银行系体完备过程、保险制度完备过程、必要适量的福利制度完备过程等等，才可能把传统的权力交换彻底转换为市场交换，其间无数的社会化细节大概要费百年岁月，才能渐进完成，而且还必须在一个风调雨顺、安定的百年里。由此而见，中国的一切，最终还是归结到不能激进，余英时的历史观在此便尤其显出深刻。
浩瀚的中国典籍，是没有“童子功”就不得入门，也无处问津的，有趣的是，余英时这样的“童子功”教授，全世界也没剩几个了，他从耶鲁走后，那里的中国研究，就只剩下史景汉这个不靠中文也可以一辈子给洋人写中国古典故事的牛津汉了。往下美国学界还会不会产生一个余英时，就希望渺茫，所以西方汉学的危机已是可以看到的了。依我看，美国学界如果懂行，似应在普林斯顿或耶鲁，让余英时这样的硕果仅存者，从中国找几个幼童来，关在校园里，不碰英语，专门办私塾，也许还可以一脉香火传承。
余先生也常说“对中国这个民族失望”。2000年法国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一大早就有电话来采访，我说这是他个人的荣誉，跟中国和中国现代文学无关，台北的杨泽一听就笑起来说“真是怪人怪语”。其实瑞典煞费苦心，还是嘲弄了中国当局和中国现代文学，余英时说他很高兴这种选择，但也怪我说得太极端。高之获奖，至少是一个常识，即中文人才大量流失，流到中文意义世界之外去了，而中文世界品质下跌，通俗占据主流，阳春白雪已成绝响，种种下里巴人的说书、童话、言情、武侠、连环画汹涌澎湃；相反则是，在中文世界之外，却可养育孤独的中文精华。后来高行健的演说词出来，我立刻传真给余府，余先生随之来电话说“真好，不卑不亢，有自信”，并移用苏东波句，稍改两字赠高：“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今已破天荒”，非常精当。
2006年底余英时获克鲁格奖。余英时的眼光，实非眼下一般中国学人所能比肩者，在于他视此奖为“西方社会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国这种古老文化”、“是真正有兴趣脱离‘西方为中心’的思维”，这种虚怀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一次重估：第一、中国传统是“转轴时代的原创超越”；第二、在与早期印度佛学和晚近西学的比较中认识中国传统，摈弃“中国中心主义”；第三、中国的“朝代循环”不似西方模式；第四、中西文化、价值的重叠、共识多于对抗。这么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国学人中无第二人可为，其支撑不仅在学养，更在心胸气度，即一种态度，从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种态度。
从这里也可窥见余的学养何以围绕、尊崇两人：陈寅恪和胡适，前者长于印度佛学东渐中土的学识，后者则慧识于晚近西学东渐，此相距两个千年的文明演化，昭示中国传统应对变局、顺应大势，皆依据内在感悟到的人类共通价值，而这也是余英时坚守人权、人道、民主价值的根柢。近六十年中土的变局，则是传统衰微而沉渣泛起，一百余年中土应对变局唯有激进之道，终于是耗尽自我精萃而又未得普世真道，两厢落空，直面此情境，余英时洁身自好，凛然拒斥一切诱惑。他一直讲两个字：“骨气”。
然而，从普大退休的这位讲座教授，后来自愿给自由亚洲电台做“特约评论员”。2011年秋某日，余先生打电话来问，纽约时报称香港歌剧《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网上说中共忌讳纪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温，于是找了有关信息传真过去，他要准备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讲讲，接连打了三次电话找不到我，我出去采购了。晚上陈淑平来电话才讲出原委，原来余先生日前与北京《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访谈《回首辛亥革命》，是近来他极精彩的谈话，国内封杀，却被董桥欣赏而刊登于《苹果日报》。我这才找来阅读，果然把所谓“晚清变革”、“辛亥意义”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几年，“反‘反传统’”渐成主流话语，进而对“辛亥推翻皇权”作负面诠释、否定孙中山已成时髦，一个替代的说辞，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却是欲为中共今日“不改革”辩护。哪知“批判激进主义”的大师，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变革”、极言“满洲党”不肯改制才诱发革命，进而肯定革命并非“暴力”，甚至“军阀割据”才有多元空间而生出“五四”，比比皆历史洞见，非“大师”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证“所有历史皆当今史”，不从当下出发说历史则无异于空谈妄说。余英时满腹经纶，把玩古今于谈笑之间，却不沾一丝迂腐或高深，当今一人而已，学问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2000年底我有一则日记写道：余英时为文称八九年以来是“天地闭、贤人隐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经》，他说此话如今只对那些不识时务的知识人才有意义；在早已无“神”的“神州”，知识分子被“先锋队”视为“乱源”，“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陈寅恪1953年的诗句复见于新千禧年伊始之际，这不是“天地闭、贤人隐”又是什么？感恩节前陈淑平告诉我，余先生的表妹张先玲，儿子王楠被子弹打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个母亲，要来美国探亲了，他们约在华盛顿见一面。节后余先生来电话：“告诉你一件奇闻，这次见了张先玲才知道，她的妹妹原来是丁关根的太太，也就是说，这个丁关根居然是我的表妹夫，不过我完全记不得张先玲下面还有一个小妹妹，五十多年前我在他们家住过一年，对她还有一点模糊印象，他们桐城张家，出过两个宰相的。这事只告诉你一个人，不能传出去啊。”秋天他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访问归来，我们在电话上聊起大陆暴富风景，他说他对民主制度在中国，短期内已不做预想，我估计他的失望也包括近来台湾的乱局，那么我问他，难道中共就此稳坐下去了？“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苏联，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则看不到了……。”他说。
有人从国内，带来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给我，起初我想冲洗出来，寄给普镇余府，出去找到最近一家洗印店，未料那里的设备偏偏坏了，我也没去再找一家。回家跟傅莉商量，她则一再劝阻我：“你去打扰余先生干啥？他已经死了回家的念头。”据捎来照片的人讲，安徽潜山的余氏老宅，现已定名为“余英时故居”，作为当地旅游资源而整修装潢一新，照片可见于故居正堂上高悬“五世同堂、七叶衍祥”匾额，乃乾隆御赐；另有一间屋子上悬挂“余英时主卧室”字样。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写到的“潜山县官庄乡”，“在群山环抱之中，既贫困又闭塞，和外面的现代世界是完全隔离的。官庄没有任何现代的设备，如电灯、自来水、汽车，人民过的仍然是原始的农村生活”，“我的八、九年乡居使我相当彻底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我走过的路》）
余英时从那个山乡走出来，再也没有回头。聊天时他曾跟我说，1978年他曾随美国学术代表团访华，看到的是“城郭如旧人民非”，他发誓不再踏上那块土地。记得1993年秋我们在水牛城出了车祸，余先生余太太搭火车赶来，我把余先生从病房拉到外面，哭着说“我想带傅莉回国去”，他很诧异我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共产党会那么仁慈吗？” 整整二十后，2003年春我父亲癌症病危，中共就拒绝给我回国签证。这个时间长度，显示了一种洞穿力，至今中国人中极少具备它。
“我是从罗湖桥走出大陆的。”有一次也是聊天中余先生说。1950年，他可说是在改朝换代之惨烈变局中，极偶然地逸出中国本土的大崩坏，先香港后美国经西方教育系统训练，成为当今中国人文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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