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8-16
朱鎔基去世後，網上有不少他往日談香港的視頻流傳，一個是他在公開講話中說的：「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壞了，我们岂不成民族罪人？」
另一個是，他在一次禮賓府的講話中，用普通話背誦香港流行曲「獅子山下」的歌詞：「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聚，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兩次講話至今聽來，都令香港人覺得很貼心。第一句言外之意是，中共是對歷史負責任的，也對民族未來有期待，中共必定會搞好香港。第二句言外之意是，他知道香港人與中共在思想上有隔閡，但只要「拋棄區分求共對」，就可以「理想一起去追」。
朱鎔基當時對香港的善意，不是他獨有的，而是整個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共同表現。還記得鄧小平接見李嘉誠說的話，鄧說：五十年不變只是一個概念，五十年後大陸自己都變了，香港更不需變。
這句話聽在香港人耳朵裡，真是最大一顆定心丸。那時全世界的理解都是，中共會在經濟改革後繼續作出政治改革，改革到最後，中國大陸在體制上與香港都趨於一致了，那時香港當然不需要再變。
其實，我們都太一廂情願了。早在1979年3月30日，在北京舉行的「理論工作務實會」上，老鄧就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這個中國改革開放最後的紅線早就劃定在那裡，可惜我們對中共的老謀深算缺乏足夠的了解。
為什麼當年中共對香港那麼好？很簡單，那時他們有求於香港人。中國正在崩潰邊緣，再不改革就要垮台，但要改革，又沒有一點起碼的底氣。中共需要香港的資金、香港的技術與人才、香港的巿場管理經驗，也需要通過香港搭通世界貿易的通道。
那時的中共，對香港簡直好話說盡，又在鄰近香港的深圳劃出經濟特區，又給廣東的經濟發展最大限度的自由。那時中共根本顧不上香港是港英殖民地，香港人滿腦子自由、人權、法治和民主的價值觀，只要錢才能來，管理經驗輸入，借道香港搭通國際線，什麼都好說，什麼條件都可以談。
中共的慈眉善目收買了香港人，香港人果然最先踩進中國黑不見底的深水區，從那裡摸索往前走，把深圳無中生有搞起來，很快向廣東幅射，再向大陸東南先進地區擴張，再普及全中國。後來，台灣資本見香港捷足先登，也急忙回大陸投資，這樣才把中共的改革開放搞起來。
但中國經濟起來了，香港的價值就下去了，香港失去矜貴身份，中共對香港的承諾就拋到腦後，中英聯合聲明成了廢紙，基本法高高掛起，等到香港人開始不滿，中共的臉色就變了。直選是吊在天花板上一塊肉，志在讓我們流口水，民主沒到，自由已經嫌太多，法治要規管，人權更屬多餘。幾經抗議，幾經鎮壓，終於發展到反送中政治浪潮。
反送中是中共搞出來一台大戲，在香港人多年抗爭的形勢下，搞一條「送中條例」，在當時根本沒什麼必要性，只是借題發揮，但中共志在借「移交逃犯」條例來警告香港人，以後犯了事很大機會要送交大陸審理。
這是一種溫水煮蛙的手法，就是一點點的威脅不斷追加，直至把香港人都訓練成七百萬順民。但香港人長期壓抑的精神苦悶，卻借這一次小動作而大發作，這是中共未曾料到的。到那時，中共就露出一付青面獠牙的惡相出來，不但指使香港警察大開殺戒，習近平甚至準備調深圳武警入香港行暴力鎮壓，來一次香港式的六四事件。
如果不是特朗普反對，香港人已經血濺英皇道了，中共到那時，早已忘記曾經對香港人說過什麼，曾經如何的慈眉善目，與香港人幾成莫逆之交了。
我說過江澤民是機會主義者，朱鎔基是實用主義者，二者之分別很有限，而共同點卻是都沒有道德底線。中共本就沒有道德底線，所以在食碗面反碗底這件事上，兩人沒有什麼分別。
放習近平在改革開放之初，他也一樣會慈眉善目，放朱鎔基在今日，他也一樣會青面獠牙，不同的只是，朱鎔基相當聰明，習近平卻相當笨。中共幹部中，論政治上冷酷，人人都差不多，因為都是黨性訓練出來的，論處事的機智敏捷，高瞻遠矚，卻各人的素養不同。
放朱鎔基在今日，中共的事情不會敗壞成這樣，也不會敗壞得這麼快，始終朱鎔基善於審時度勢，統觀大局，腦袋好用，不會給自己挖坑。而習近平既沒有政治智慧，又魯莽衝動，他把容易的事辦砸了，又把難辦的事辦成災難。這是沒辦法的事，是中共一代不如一代，命中注定如此。
最關鍵的問題不是誰在中共最高層執政，而在於中共整個意識形態與組織架構，都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上生成出來。中國只有拋棄中國舊文化，與世界價值系統接軌，才能起死回生，否則永遠都是一種死亡輸迴，歷朝歷代都沒什麼本質差別，差只差在命長命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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