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7日,经济学家高善文去世,享年55岁。7月7日,这个日子有点特别。22年前的同一天,2004年7月7日,另一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去世,也是55岁。两位声誉显赫的中文经济学家,同一个日子,同样的年纪,同样死于癌症。大千世界,竟会有这种巧合。 一位朋友写了纪念高善文的文章,又贴出多年前写的纪念杨小凯的文章——《世间已无杨小凯》。那位朋友博览群书。这篇文章的题目看似平常,其实是有来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有句台词,是哈姆雷特怀念他父亲的话:“I shall not look upon his like again”,直译过来就是:“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更简短的翻译就是“世间再无此人”,或者“世间已无此人”。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去世后,他妻子给他做了一块墓碑,墓碑左右两侧各刻了一句话。右侧刻的就是哈姆雷特这句:“世间已无此人”。后来,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其中第三章写张居正,标题就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一个作者有没有学识,有没有眼光,对自己写的东西有没有感觉,往往从他的一句话,就能读出来。 高善文是1971年出生在山西临汾,17岁考上北大无线电系,毕业后转学经济,考进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来,他又去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读博士,导师是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他的职业生涯,是从人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光大证券,到安信证券。从2007年开始。他做安信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安信证券后来改名国投证券,他一直做到2025年。 在将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高善文的宏观分析报告可以说是市场上的硬通货。他的分析报告一出来,资产价格经常会跟着动。中国券商的首席经济学家多如牛毛,专业分析有这种权威性的,没有几个。 高善文读光华管理学院的时候,我也在北大读研究生,但我们不是一个系,我不认识他。后来,我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讲座,仰慕他的洞察力、良知、勇气和职业操守。写文章纪念他的那位朋友,跟他有过交往,了解他的为人和专业水平。 高善文去世后,朋友尊称他高博,提起一件事,说高博给自己的行当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下联是“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是“经济分析”。这显然是一种职业自嘲。自嘲是一种自信。一个水平这么高的人,能这样自嘲,表明他知道经济分析这门手艺的斤两,知道它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朋友也特别欣赏高善文这一点。她说,一直记得这幅对联,一个人能写出这个来,对自己职业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知,对那种自我神话的姿态充满警惕。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稀缺,写出来还能让人会心一笑,就更不容易。朋友对高博有个评价,说“他有自己的腔调,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愿意承担的部分,没有被那个位置磨成一个标准件。” 这个评价看似朴素,但我们这些所谓的职业人士,又有几个没有被自己的位置磨成一个标准件呢? 2024年12月初,高善文在深圳一个年度策略会上讲中国经济,说了一句后来传遍全网的话:老年人朝气蓬勃,年轻人死气沉沉,中年人生无可恋。十八个字,说尽了当下中国三代人的处境。这话听着不好听,但是很准确。高善文说话,很少用形容词堆砌,他喜欢白描,用简单的语言白描出很多人视而不见的事实。 那个讲话不久,他去了一趟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一家中国智库合办了一场论坛,他在会上谈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中国官方的数字是增长5%。但高善文根据各种经济指标推算,实际增长率可能只有2%左右。中国政府虚报GDP数据,这是经济学界公开的秘密,但是大部分从业人员只敢窃窃私语,不敢依据自己的研究公开说出来。 高善文在论坛上公开说出来,这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习近平博士震怒。《华尔街日报》有位长期报道中国经济的记者,名叫魏玲灵。她报导了这一事件。习博士下令彻查,中办主任蔡奇督办。高善文被禁止公开发言,原定的一场大学讲座被取消,对外公布的理由是行程冲突。 此后,高善文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去年11月,他从国投证券辞职。12月,确诊淋巴癌四期。今年7月7日,就去世了。 高善文去世以后,魏玲灵撰文回忆,说2019年,她给高善文打了个电话。当时习博士已进入第二个任期,外界对他迟迟没有推进国企改革大为失望,因为他上台的时候曾经承诺,要让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魏玲灵问,为什么改革迟迟没有到来?她的文章是这么说的:“高善文给出的答案让我至今难忘。他告诉我,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双腿’。人不可能砍掉自己的双腿……这只是我们在长谈中不经意间的一句闲话,却尽显他一贯的处事风格——气定神闲,且有着不动声色的自信。但事实证明,在当时针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各种研判中,很少有人能有他这样的远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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