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者 2026-7-28
劉蜀永在改寫香港歷史的過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把「六七暴動」改為「反英抗暴」，迎合了香港左派多年來「平反」的要求。連日來傳媒對新展覽的評論，很多都突出此點，因為它恰恰是切中香港史上一個重要的話題，也是中共對香港政策的一個痛點。
2026年2月24日《香港志》網站上載一篇文章解釋他們是如何處理有爭議的政治議題。文章說：「志書出版後，專欄作家屈穎妍女士提出：『六七暴動』，參與者及愛國人士稱之為『反英抗暴』事件，歷史一直未有定案。『六七暴動』四個字，是否能概括為事實的全部？對歷史的倖存者是否公允？《香港志》作為一部香港重要的編年史，應當作出不偏不倚的客觀記述，建議將『六七暴動』更正為『六七事件』」。對於屈穎妍的建議，志書編輯部的答覆是：「在編修《總述 大事記》的過程中編輯團隊已經查證，《〈大公報〉百年史》一書中記載了周恩來總理1967年底的總結：一、『香港群眾反對英國人的暴力鎮壓……錯誤是在於領導人把事件擴大為一場動亂』；二、香港左派領導人的錯誤『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三、這次的錯誤『香港有責任，北京有責任，主要責任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後著《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一書亦有類似的觀點。志書定稿前，編審委員會還曾召開特別會議，五位召集人及《大事記》主編一致接受書稿有關「六七暴動」的記述。因此，《總述 大事記》中採用主流社會慣用的『六七暴動』，亦在書中寫明『左派則稱其為”反英抗暴”』，客觀表達不同社會團體的觀點 [1] 」。筆者認為，這個處理方法還算比較客觀，可以接受。
但是，到了「香港歷史博物館」重新開門，人們卻看到只有用左派的語言「反英抗暴」，而主流社會慣用的「六七暴動」不見了！為甚麼短短幾個月之內，劉蜀永本來強調兩者並用的表述方式卻變成只採納左派的表述方式呢？難道歷史事件的定性，可以任由當權者隨心所欲地更改嗎？劉教授有必要解釋自己曾經持有的比較客觀的觀點為何一夜之間就被自我否定？筆者覺得這件事很值得探討。
首先，屈穎妍所說的「六七暴動」事件「歷史一直未有定案」，是真的嗎？屈小姐作為左派名噪一時的政治打手，應該好好研究一下歷史，因為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對「六七暴動」持反對態度，只是因為它是自己手下惹出來的禍，中央不能不啞忍而已。從1967年底開始，中央級別的文章就不斷否定「六七暴動」，只因屈小姐無知、或知而不願承認，才會作出「歷史一直未有定案」的謬論。為徹底推翻這些無知的論述，筆者將不厭其煩地從頭說一遍。
1/ 1967年5月27日（即暴動才開始不久），周恩來總理在聽取彙報後說了一句很重的話：「迫中央上馬」、「搞不好會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見吳荻舟《67筆記》5月27日條）。即是說，周恩來擔心香港左派搞暴動是要迫北京出手提早收回香港。
2/ 1967年12月底，周恩來下令結束暴動，並把香港左派的頭頭們集中在北京長達兩個多月，目的是要他們離開香港，讓他們的頭腦冷靜下來。冷靜期結束後，周恩來對他們發表了《大公報百年史》裏所記載的周恩來的講話（見上文），充分說明周恩來對暴動持否定態度。對於周恩來這次講話，外交部官員馬繼森在記錄此事時還說：「之所以把你們扣在這裏兩個月」，用到「扣」這個字眼，說明周恩來是用「軟禁」左派頭頭的方式迫使他們「思想轉彎」，停止暴動。
3/ 1972年11月，周恩來在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時再次表明不贊成香港左派的做法。
4/ 1978年3月國務院建立新的「港澳辦公室」時，召開港澳工作會議，再一次強調暴動是「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5/ 1981年6月中共中央11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香港67暴動作為大陸「文革」外溢的結果，也理所當然地要被否定。
6/ 1997年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後發表《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版稱為《回歸的歷程》），再一次系統地否定了香港左派發動的「六七暴動」。所以，單是中共官方出版的書刊，就最少有6次明確否定「六七暴動」（見附表）。這些資料有力地駁斥屈穎妍的讕言。除了屈穎妍的無知外，工聯會立法局議員郭偉強也以自己的無知展示他的無恥。他說：「五十幾年前的事，你和我都未出世，你卻只聽片面之詞，爭住做反對派隻卒？對於各位的能力只限於背誦經過別人篩選過的內容，我只感惋惜…我只奇怪只是聽單聲道，已令你哋着了魔一樣，不是正正做了政治替身嗎？」身為中共強悍的打手，郭偉強竟然以自己未出世為由拒絕接受歷史事實，則左派團隊水準之低也就暴露無遺了。
附表：中共歷次否定「六七暴動」的主要內容
| 時間及場合 | 內容 | 資料來源 |
| 第一次 1967年5月 | 「迫中央上馬」、「搞不好會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 | （見吳荻舟《67筆記》5月27日條） |
| 第二次 1967年12月 | 周恩來總理1967年底的總結：一、「香港群眾反對英國人的暴力鎮壓……錯誤是在於領導人把事件擴大為一場動亂」；二、香港左派領導人的錯誤「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三、這次的錯誤「香港有責任，北京有責任，主要責任在北京」。 | 《〈大公報〉百年史》433-434頁 |
| 周恩來召見港共領導說：「之所以把你們扣在這裏兩個月，就是要你們把頭腦冷靜下來……在香港，不要搞真假炸彈，這對人民有害，對港英無用；不要上街遊行；不要罷工。」 |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67-68頁，拙作《六七暴動始末》引用見162頁 | |
| 第三次 11月 | 1972年11 月，周恩來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霍姆時說：「我國政府對極左分子在1967年的活動和他們在香港採取的政策是不贊成的」。 |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367頁；《始末》引用見163頁 |
| 第四次 1978年12月 | 港澳工作會議，指出： 「1967年香港發生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反英抗暴鬥爭』中，實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罷工』、武鬥，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 見《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始末》頁19-20 |
| 第五次 1981年6月 | 中共十一屆六中會議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全面否定文革，67暴動作為文革的延伸，按上述邏輯也應該受到全面否定。 |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
| 第六次 1997年 | 港澳辦副主任李後代表中央作出總結： 「發生於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中方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在鬥爭中，不是引導群衆適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是毫無節制地一味鬥下去，致使事態迅速擴大…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衆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場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又說： 「1967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 | 見李後《回歸的歷程》頁64 《始末》頁18 |
其次，劉蜀永在新展覽中，放棄自己曾經堅持的「六七暴動」而改用「反英抗暴」，是否意味着中共還會進一步為這場運動「平反」呢？
自從1997以來，中共香港地下黨已經逐步在為「六七暴動」的平反鋪路。2002年（回歸後不久），政府已經把特區最高勳章「大紫荊」頒佈給「六七暴動」的標誌性人物楊光（當年「鬥委會」主任）。這在當年已經引起香港社會的不安。這是官方第一次作出為「六七暴動」平反的嘗試。
2020年由官方支持的《香港志》發表，完全儘量淡化「六七暴動」在香港歷史上的重要性了。這場被視為香港歷史「分水嶺」的社會動亂，在《香港志》的綜述部分僅僅佔用507字，而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暴動，其規模及歷史意義遠不及「六七暴動」的，反而用了546字。這種完全違反合理比例的處理手法，目的在於避免觸及中共地下黨在香港犯下的自1949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極左錯誤（見上引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後的話），也在於回避這次動亂引發的香港第一波移民潮以及從此產生的香港本土意識，這都不是治史者應該有的態度。這又是一次有官方背景的試圖為「六七暴動」平反的嘗試。
2026年經翻新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就索性直接採用左派的詞彙「反英抗暴」。官方從2002年頒大紫荊勳章給楊光開始，到2026年確認這場運動的性質是「反英抗暴」，特區政府基本上完成了為左派平反的工作。
除了官方不聲不響地部署為「六七暴動」平反外，左派的民間組織也在積極推動平反的工作。篇幅關係對於民間的工作暫時放下不表。
今年是中共文化大革命60周年，明年則是「文革」外溢到香港造成「67暴動」60周年。港共的政府和群眾團體還有些甚麼平反活動？從而徹底改變我們對香港歷史的認知？這是值得大家關注的問題。
資深傳媒人
[1] 見《香港志》網頁：政治爭議事件如何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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