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绅士变为流氓之时（一）
这篇文章酝酿的时间很长了，没有动手，不是因为拖延症，而是我还需要观察和思考。到现在，不能说完全成熟了，但我想把我的思考结果，甚至是思考过程写出来，让大家随着老傅，对我们的未来，或者说对人类的未来做一些思考。所以这篇文章不会全部写好才发，而是随写随发，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提意见，说说你们的想法。
5月20日，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大概只知道这是个向爱人表达爱意的日子，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37年前，我是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以激昂，悲壮的心情迎来了5月20日。记得头一天，也就是5月19日，我与我的同学在广场游弋了一天，傍晚时分已经很累了，正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却传来了今晚会有大事发生的消息。想作为历史见证者的愿望立马战胜了疲劳感。之所以不说饥渴感，是因为当时天安门广场上到处都是北京市民自发送来的食物和水，随便取用，但在广场走动一天，拍照，也是很累人的。（关于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事件我从一个普通参与者的身份已经分别在2018、2019、2020以及2023年、2025写过五篇有关纪念文章，大家可以到我的谷歌博客fuzhibin.blogspot.com阅读）。
记得大约在晚上八九点左右，或者更晚点，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忽然被全部熄灭。这时广场周围的学生纠察队手挽手拉起人墙，维持广场内秩序，同时广场内外学生市民同声唱起国歌和国际歌，场面很是悲壮，让人热血沸腾。再后，忽然传来军队在各个路口进城，被市民拦截，急需增援，大批学生跳上志愿者开来的卡车，急赴各路口增援。记得在大会堂旁卡车急拐，车上人员重心偏移，很多人还摔下车，酿成了一个小事故。我当时就在旁边，可以听到学生落地发出的闷声。那晚几点回家不记得了，也许天亮，也许天天亮之前，只记得天上有直升机盘旋，地下人们群情激愤，斗志昂扬。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比较了解了，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在2018年写的《29年后的回忆》我提到，在中共军队被学生市民堵截在北京市外各个路口的时候，天安门广场成了一个巨大的Party。（链接：https://fuzhibin.blogspot.com/2018/06/29.html）。一日有两个年轻的女学生问我（我看上去比较成熟些，像个青年老师）：学生能胜利吗？我很坚定地说，能，因为军队不开枪进不来。可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怎么可能向人民开枪，所以学生一定胜利。
不知道这两个女学生后来怎么样了，希望她们平安无事。经历了天安门屠杀，我吐出了最后一口狼奶，不再有幻想。
1992年，我离开中国，前往瑞士，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涯。当时出国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想看看这个世界，因为在中国我已经看不到希望。
当绅士变为流氓之时（二）
在《２９年后的回忆》里我交代了１９８９年天安门运动的背景，告诉大家这一事件起源实际是１９８０年以来大家对“文革”的反思，以及中共对这种反思的打击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１９８６年冬合肥、北京、上海学生提出的民主要求实际上比１９８９年天安门运动要清晰。记得当时我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对这场运动的报道，时刻关注运动的走向。以至于近些年上《美国之音》的节目时，一听主持人许波先生的声音，就想起了当年他报道１９８６年学生运动的往事，很是亲切。因为在处理１９８６年学生运动的意见不合，中共的傀儡总书记胡耀邦被实际掌权人邓小平撤职，１９８９年初，胡耀邦因心脏病过世，北京的学生们借清明节纪念胡耀邦开始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动，最后与４月２２日发生了在新华门前的大游行。接着中共发表了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实际社论在４月２５日就在北京到处播报，其中的语调与文革语调一摸一样。）学生们为了自保，４月２７日发动大游行，要求中共撤回社论，保证不秋后算账。（4月26晚我本人在北大三角地听过学生们关于第二天游行的讨论，有些学生已经在讨论坦克来了怎么办的话题），四二七大游行后中共对学生的要求没有反应，学生开始绝食抗议，然后就有了各行各业支持学生的五一七大游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开始支持学生。除了同情学生之外，文化人希望能有新闻自由，普通市民希望降低物价，同时大家对官员及官员家属利用双轨制轻松挣大钱极为不满，于是一场学生运动就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
作为一名政治学研究者，作为一个热爱民主自由的人，我当然非常关心这场运动的走向，而且非常偶然地地亲历了两次大游行和天安门广场戒严等关键场合，但说老实话我当时对运动的方向，形式，组织并不是很清楚，某些方面也不是百分之百地赞成，所以更多地是观察，想更多地记录下这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
前面说过我觉得在中国已经看不到希望，所以就想到当时心目中的发达民主国家去看看。选择瑞士而不是美国也是因为从大学开始就学德语，只能申请德语国家的大学。
到了瑞士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不过在瑞士作为学生打工挣的工资不少，语言关一过，基本也就没啥问题了。在还没过语言关的时候，就遇到了学校里基督教组织的热烈欢迎。参加了几次教会活动后，我惊奇地发现，这些基督教组织的行为方式，组织形式与中共极为相似，这是我写《洗脑的历史》灵感的最初来源。在瑞士，最初是读书，挣钱，后来做生意，拍电影，基本上与政治无关了，不过从中对瑞士，德国社会结构，主流思想倒也是摸了个门清。
2004年，12年后我又返回了中国。这次是 与德国人合作在中国开起了工厂，开启了我五年多的机械制造业生涯。后来我自嘲说，我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电影导演同时精通机械制造业的全套流程，或者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机械公司的老总会导演电影吧！
在做机械工厂的同时我还做起了工业地产，成了当地政府的红人，经常是省市领导们的座上宾，我也成了省市对外交流的名片。来了德国客人，领导们还要拉着我当翻译。最搞笑的一次本来我是领导邀请的陪客，但专业翻译听不懂领导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中国话，结果我成了主翻译。
我从中共政府的座上宾变为阶下囚始于我开始在微博上发言，然后在天涯杂谈，猫眼看人等热门网站上写文章。随着我在微博上粉丝逐渐增多，尤其是我的《洗脑的历史》在天涯社区获得极高关注，网络影响变大以后。到了2013年我的公路纪录片《西边有海》被下架。2014年《洗脑的历史》在台湾出版后不久中共的秘密警察“国内政治安全保卫总队”（江西）特别发出机密文件，将我出书之事列为”政治案件非政治化处理“的典型案件，将我在2014年9月9日深夜秘密抓捕。
下面两张照片是2014年8月21日，江西省公安厅国内安全总队发给南昌市青山湖区分局的函。为什么江西省的国内安全总队（简称国保）不直接抓我，而是要绕个圈子让青山湖区的警察出面呢？要害在最后一段：
“该案为‘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原则的具体应用，本质系国保案件，按照省厅有关意见，应不纳入执法考评监督检查”。也就是说，在中国，只要你触及了中共的核心利益，就不再有法制一说，所谓的法制建设，都是伪装的面孔。而且，“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这句话打括号，显然是中央文件上的原话。国保直接抓我是政治案件，授予国际社会指责中共搞政治迫害的口实。转个圈，让青山湖分局经侦队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的名义抓我，国际上就不好说话了。
从这份文件中大家可以看到，我被他们盯上的真正原因是“否定我党建国执政的合法性”。但大家还要注意里面这段话“并对我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等极端侮辱、抹黑，影响十分恶劣”。
不要小看这个“等”字，耐人寻味。在《洗脑的历史》第九章，我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三人的发迹历史为红线叙述了中共从无到有，在苏联的一手扶持之下夺取了政权并实施残酷统治的事实。其中毛泽东后人凋落，周恩来干脆没有，刘少奇的后人在2014年却还是很是活跃，而且刘少奇在文革后的中共叙事中都是悲情人物，但我在书中指出了刘少奇所做之恶不会比毛泽东、周恩来少，在文革前，甚至文革前期刘少奇都是中共很多统治手段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刘少奇不过是一个中共权斗中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好值得同情的。而且我当时主要活跃在北京，也根本不涉及江西地方事务，指令从何而下，一目了然。
另外，注意在此文件中的关于我的“罪行”的一处用词；“付志彬私自在境内销售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许可的境外书籍”，以后在法庭上因此发生了一桩有趣，但又可悲的事情，等我慢慢道来。
这份江西省公安厅国内政治保卫总队发出的机密文件，又是如何流出，我为何到现在才公布出来，也都待后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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