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5-21
【按：前有李翊雲獲普利策獎，今又有楊雙子金翎獲布克獎，前者其實是本悲書，後者卻是本寫旅遊與飲食的快樂書，怪不得如今網絡上俯拾即是的炒菜視頻和食譜，敢情全世界都風靡吃這件事，雖然兩書皆以英文書寫取勝，不敢列入中國人書寫之列，但是網絡上似乎頗有惡評，仿佛以一島嶼狂書飲食與食譜，是件輕狂不道德之事，殊不見文學與書寫從古代起就大量寫吃，「食色性也」，至少中國如此，《金瓶梅》、《紅樓夢》兩部書，皆把性與吃兩件事，寫到極致，才居文學頂峰；以閩南人而創閩菜，儼然例入中華八大菜系，仿佛也是「大一統」的一個旁證，而此書獲國際大獎，只讓「世界看見台灣」，文評界一聲不吭，又彷佛「食色非文學也」，所以此書被稱道者，叫著「混雜性」，又一次妥貼的詮釋了這個島嶼的身世和定位。】
一、发现东南一段蔚蓝色
三百多年前，一个中日混血儿在中国东南海面上创立了一个历史的开端。至今人们没有去想过，那是逸出大陆上五千年华夏格局的一段新的文明史。极具象征意味的是，在这个海洋地区，二十世纪出现的所谓"东亚文明"，恰好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明(西方的、日本的)之复合形态。
这片海洋对今天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在我们"华夷大防"的视野里，只有荷兰人的殖民、郑成功的反清复明、零汀洋的炮舰、春帆楼的耻辱和台湾的割让。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我们长期被压抑在近代痛史的恶梦中，只晓得我们的祖先一败涂地，只记得被焚毁的圆明园和那艘沉没在黄海的铁甲舰"定远号"，而未曾寻觅过那段痛史之外的种种努力，以及它对今天的意义。
悲叹内陆败于海洋，这是"河殇"的一个主旋律。它把东西方截然劈为黄色文明和蔚蓝色文明的说法，颇受质疑。众家批评之中，余英时教授说，自南北朝开始，中国文明的重心移向长江流域，宋明以后，又向海上发展，开拓了整个南洋，又有连续几个世纪的海外大移民，怎能说中国没有海洋文明呢?我听了砰然心动。最近，又读到了关于这个海洋文明的最新描述--"天下"杂志"发现台湾"特刊，以从未有过的独特视角，展示了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没的蔚蓝色。
看了这本特刊最后附的长长的参考书单，我便释然:只有心平气和以后，我们才会重新发现历史。
1、郑成功差一点就是查理曼大帝
"发现台湾"的独特视角，在于它的着墨点，是台湾在空间和时间上，怎样脱出而又滞入中国旧格局的那反反复复——十七世纪初，不论海盗郑芝龙还是荷兰人的到来有多么偶然，在那片洋面上，两个世纪前郑和开通的南洋航线已经繁忙起来，而"为了胡椒和灵魂"东来的西方炮舰也出现了，处于航海通道上的台湾，反正是要被某种文明格局拢过去的。问题就在于，当与贸易、竞争、征服相联系，以海洋势力为整合的时代和体系已经光顾这块化外之地，而中国的旧格局仍然会对它有巨大影响。严格的说，在安平时代之前，"台湾是一个空的社会"，所以，并非荷兰人"无意中把台湾拖离中国历史的轨道"，因为它并没有在中国历史的轨道上。
荷兰人和郑芝龙都是在明末大危机时，垂手得到台湾。由海盗和殖民者在一个"空的社会"创造的历史开端，虽然是全新的格局，但又几乎没有历史可言。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公司企业体的方式统治台湾，一切为了用税收方式拿走利润(1650年纯利四十万荷币)，这种殖民掠夺的管理方式，尽管是黄仁宇先生所说的用"数字管理"的先进格局(这是开出工业文明的基础)，但在台湾却并未开出新文明。君不见，当年荷兰人用西班牙文命名的好几座城，"名字大都不传"。西方人用殖民方式，能不能移植他们的文明，在印度是一种失败的例子，而在香港和新加坡则是成功的例子。至少，在这三个地方，他们不仅建立了公司管理体系，也建立了文官和法治制度，而历史给荷兰人的机会只有四十年，一切都来不及。郑芝龙这样的乱世枭雄，可借台湾地理之便，趁大陆政权无暇东顾，而坐收通洋之利(黄宗曦说一年有好几千万)，这自然是不懂海关税权的明政府拱手让给他的，但他除了当一个衣锦还乡的海盗，在家乡大兴土木之外，甚至不可能成为一个封建割据者。他对历史的唯一影响，是把在日本出生的儿子弄回来，让他接受中国正统教育，给了儿子一个永难泯灭的中原情结和大一统理想。因此，在我看来，安平前史虽给了台湾一个具有转口功能的商业化的基础，它却无法成为威尼斯。
更有意味的历史嬗变发生在郑成功身上。这位雄才大略的人物登上舞台的时候，正是中原易主，中国大结构发生破碎之际。以他从父亲那里接受下来的庞大势力，他对中国海上航线的绝对控制，他精通组织海上贸易(特刊关于"山五商"和"海五商"的描述令人叫绝)，台湾当时极微妙的地缘政治状况(基本处于真空)，以及他在战火纷飞的中国本土之外创立的东南繁荣，他是很可以真正把台湾纳入一个新的时代和体系，从此不走中国的老路。倘若说有封建的可能，则莫过于此时此人。这让我连想起八世纪西欧的查理曼大帝。那时西罗马已经被匈奴灭掉二百多年了，穆斯林什叶派横扫地中海沿岸，渐渐逼近西欧。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战，剽悍的法兰克国王"大锤"查理(Charles，"the Hammer")击败穆斯林，逼其从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进入西欧。偏安于战乱频仍的昔日"罗马世界"之外的西欧，因此自成格局，进入封建社会。
也许，今天人们都惋惜郑成功何苦要以一海岛独抗中原，白白将东南大好局面又缠进旧的历史格局中去。明季清初，皇帝都不想要台湾，后来只为灭郑氏而攻占它;明郑两世而斩，一如历史上许多短命小王朝，不成气候。如此等等，恐怕都怨不得哪个历史人物。毕竟，在十七世纪，虽然西方文明的突变已经做好了种种准备(那是几千年的一个漫长准备)，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明都根本没有觉察到世界将要进入新的格局的时候，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西岸，中国文明依然是那里的强势文明;以北京为中心的政治生态结构，也还远未衰落(不象西罗马灭亡后，地中海作为一种政治生态也不复存在了);甚至，中国文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边陲还有很大的吸引力，从海上进入中国文明边陲的西方力量还较微弱。这都说明郑成功为何不把台湾拖出中国旧格局，而一心要去"复明"。"复明"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甚至到孙中山时代还存在。
历史的有趣就在于，郑成功这样一个中日混血儿，偏偏给台湾带去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这一向被认为是他的历史功绩。若按照今天的看法，恰好是他把台湾"拖进"了已经注定要落伍的中国轨道，然而，这却是台湾得以摆脱蒙昧的第一步，毕竟，那时台湾将要进入的是农耕社会，而不是工商社会。
2、关于"华夷秩序"的颠倒和文明中心与边陲的易位
今天回首三百年历史，对东亚社会来说，其大势几乎就是一件事，即所谓"华夷秩序"的颠倒，以及连带发生的文明中心与边陲的易位。对前者，被颠倒的不仅是中国与西方的位置，也包括中日的位置，经过百多年的一再挫败，中国人基本认输，渐次坠入急功近利的"学习"和极度敏感的排外主义之中，内心却一直抱着"要把颠倒的秩序再颠倒过来"的强烈民族情绪。然而，对于中国文明内部中心与边陲的易位，至今没有多少人肯承认。以致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大陆在经过了一段成为"世界强国"和"革命中心"的虚假历史，中心再度衰落以后，大一统结构又陷入分崩离析。
"华夷秩序"这个概念，本身就内含着中国人极为短浅的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不必追寻到太远古，至少，从所谓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开始，基督教、儒家、佛教、伊斯兰教等几大文明，是并驾齐驱的几个不同体系，此间没有"我优你劣"的所谓秩序。我以为，正是中国传统当中蕴涵着将文明划为优劣的某种世界秩序，才从中国文明内部引出对于自己跌为弱势文明的强烈反映，即"发现台湾"特刊中所说的那种枢轴文化，对于接受外来事物有否定自己似的刻骨铭心的痛楚。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象中国人在"五四"以后这样全盘否定自己传统的现象，也是世界罕见的。这当然也是因为对文明有优劣之分的观念所造成的，不为王侯，便为盗寇，当盗寇也是为了造反再当王侯。排外与崇洋、守旧与猎奇、优越感与自卑感、民族耻辱与民族虚无，这些两极化的思维，在成为衰势的中国文化中统一得极和谐。
特刊在描述台湾历史中所作的关于中西、中日两个层次的文化比较，综合了许多学者的洞见。也只有从台湾这样一个处于中西、中日冲撞地带的特殊文化位置上，才可能把以往大而化之的笼统比较，变成这种可以把握的具体而微的历史过程。我想，把近百年中西文化冲突的研究，从聚焦于中心移向边陲，更重视承受外来文化冲激、濡染强烈得多的沿海地区，对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恐怕更有实质意义。今天的"东亚文明"，其孕育过程就发生在这些曾经是古典世界的"乡村"和儒家文明的边陲文化区。事实上，成为西方前现代过程的封建化，也是从罗马世界的"乡村"--西欧孕育出来的。基督教文明往昔的枢轴，如希腊、罗马，也早就衰落了。解释现代欧洲的出现，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解释罗马帝国与西欧封建制在文化上的断裂与连续，拉丁文、罗马法、基督教这三样东西，如何从一个帝国的结构中，存活到西欧那些小得多的政治单元中去的。我想，类似的文化变迁过程，同样发生在东亚地区，"天下"这期特刊，就提供了许多新鲜而有创见的解释。
例如，明清和德川幕府同样是闭关锁国，而后者的封建化与前者的高度中央集权，就导致了对世界大变局的不同适应;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也凸显了彻底学习与皮毛改革两种应对文明挑战方式的本质差别(过去，人们一直只注意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比较，其实，大陆称为"洋务运动"的同治中兴，才是决定中日易位的第一场较量，甲午海战就是这场较量的结局。中国因甲午大受刺激，从此跌入病态;戊戌变法的失败，又使政权中枢丧失改革的合法性，至此只剩革命一途)。特刊关于"岩仓考察团"(清朝后来也有五大臣出洋考察)、"自助论"等的描述，都很有特色。这些，也都颇说明枢轴文化与边陲文化的差别。
当然，对东亚各民族来说，这种文化变迁要远为复杂。如何继承本传统和融合新传统，变成一个很难调适的文化奥秘。在中西比较这个层面上，仅仅从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实证、精确、客观)和文化心态上的开放与否来解释，还是单一的视角。在两个源初价值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仅仅以现代化为座标论成败，常常导致把结果当作原因的偏锋思维，我在"河殇"里就被这种很能引起内心冲动和灵感的思路所驾驭。近来我越来越觉得，恐怕在非功利、无座标、多层面、无价值判断的前提下，文化的比较才是可能和有意义的。毕竟，从今天的结局反推出来的答案，纵使正确也只是历史现象，无法套用于并非重复历史的今天。此外，文化的变迁，恰恰是各种非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未预期后果，实非人们可以事先预设和控制的。以西方文明发展的轨迹，来论证中国文明如何不是这个轨迹，等于论证梨树为什么不结苹果。我们作了太多这样的比较，并不能说明问题。
3、多元的历史来源:台湾之幸运与困境
今日台湾与东亚的繁荣，创造了西方以外唯一的现代化奇迹，也引出了不同与西方的后现代困境。这个问题，自然也有其历史原因。
"发现台湾"的材料组织，使人颇可见出这个岛国错综复杂的历史积淀。不过三百年，荷兰殖民、明郑割据、满清之初八十年封岛、清末中国最先进的现代化尝试、五十年日据，再加上四十年孤悬海外，真正纳入西方体系，台湾在不同时期，获得差异极大的文化资源，仿佛一颗树被嫁接了多次。毫无疑问，多元的历史来源，是塑造今日台湾的合理解释，只追寻儒家传统一个来源，显然不能立论。特别是日据时代给台湾打下的基础，特刊没有回避，作了客观的介绍，肯定这段历史的意义。从土地私有化、行政、法治、教育等制度性的建设，直到"一人扫五家"的民风的培养，都不是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文化所能做到的。虽然是痛苦的殖民地遗产，但的确使台湾吸收了日本百多年向西方学来的精华，在不情愿之下获得了质变。
但同时，多元的历史来源，也埋下了台湾社会难以根治的内在分裂性。这主要是不同文化来源所造成的文化认同的分裂。台湾社会三百年，从未有过稳定的文化整合过程，"社会欠缺主导礼教的仕绅阶级"，也未能形成自己的精致文化(三百年大多是乱世)。事实上，台湾的文化人在不同时期一直扮演社会反叛角色，一路反清、反日、反国民党反下来，无法承担文化整合的使命。反之，一个文化上未整合的社会，只靠威权(满清的酷政、日本占领者、1949年后的戒严体制等)压服，更加深社会的内在分裂。或许，这也是边陲文化的某种性格?
总之，"天下"这期特刊所打开的台湾历史画卷，抹着一种海洋的蔚蓝色。它大概是中国文化的边缘色彩之一。中国或许还该有游牧文化的草绿色、高原文化的褐红色等等。可惜，他们还都被埋在那中原文化的土黄色底下。我想，文明由中心向边缘的转移，已是中国的大势。我已经不再把中国未来的期望，寄托给气数以尽的那个"中心"。虽然最近从北京还传出一群太子党人的颇类似当年满清昏君的声音，他们说，区区几个边缘海岛，能成什么大气候?他们实在没有那种眼光，可以看到，中国文明的新色彩，已经在边缘泛起。他们将会同大清一样，输给历史。
二、台灣的痛與美：大洋與大陸之間
「很像是陸地到了盡頭，出現海洋。思維和價值觀的海洋。同屬海洋世代，淺海和深海世代的思維和價值觀也有所不同」，郝明義如此說，而季季轉來「《臺灣的未來在海洋》新書講座：臺灣的未來為什麼在海洋──陸地思維和海洋思維需要對話」給我，無疑因為我是《河殤》作者。可惜我此刻無法飛躍大洋去聽這個講座。但是我一直是一個海洋文明的鼓吹者、思考者，前陣子我還出版了一本《海慟》，專門講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也講「華夏民族誕生在黃土高原，不知道海洋是什麼」；然而反之，海洋民族不是也不知道「內陸取向」是什麼，而心心念念於「大陸情結」嗎？那是封閉、保守、恐懼海洋，所以需要維持千年秦制，已經建立民主政體台灣，幻想再去親暱、勾連、貿易專制大陸，難聽點講：找死！海洋文明雖然近年才成熱門，它卻一個悠久的文化概念，甚至更是一种地理生物学概念，因为南太平洋，从来不是「汉文化」的势力范围，那里从六千年前就生存着一个海洋文明和族群，汉人反而是外来的。
《河殤》曾有「蔚藍色文明」一說，當年頗為標新立異，而我們身陷「黃土高原」，受困於知識的貧瘠和內陸型的封閉，以為那「蔚藍色」獨屬歐羅巴，卻不知近在東方的婆娑之洋上，便有一個龐大民族群體，存活在無數的島嶼上，其領域東西橫跨地球一多半的經度，擁有人口一億五千萬，乃是史前便興起的一個「海洋文明」，人稱「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1、假說台灣乃南島語族的原鄉
從非洲東部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到南美洲西岸外海的復活節島，再逶迤北上掠過印尼群島、菲律賓，直達台灣，在這浩瀚洋面上，六千年前曾發生過大規模的人類遷徙，稱為「南島語族擴張」，這個神秘的航海族群，是從哪裡來的呢？
大洋上早已渺無痕跡，只留下「語言化石」。「南島語族」共有九百五十九個語言，卻含有相同的關於海洋、水族、熱帶植物的詞彙，由此也引起關於它起源的種種探索和假說。一個驚人的假說，便論證台灣乃是龐大「南島語族」的原鄉，並為國際學界所接受。此說認為南島民族由亞洲大陸而來，可能與侗傣(Kam-Tai)語族或南亞語族（Austroasiatic）原是一家，大約在六千年前分家後，到台灣來，又大約在五千年前，開始從台灣南下擴散到菲律賓群島，主要是北部呂宋一帶；再到婆羅洲、印尼東部，然後往東、西兩方擴散，東至馬利安那群島(關島、塞班島一帶)以及南太平洋，往西則到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直至加洛林群島、波里尼西亞、新西蘭。
接下來，關於來自亞洲大陸何處，又延伸出「西來說」和「南來說」兩種遷移路線。「西來說」指南島語族直接由福建、廣東來到台灣，「南來說」則指此族群從南中國先去了東南亞，經由越南、菲律賓到台灣。到此，這項人類學探源開始摻進現代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西來說」指台灣土著人直接來自大陸，而滿足了「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欲念，「南來說」因為繞了一個彎子，便「撇開了大陸」，則支撐了「去中國化」的意願。其實，「南島語族」究竟來自何處，有那麼要緊嗎？
2、南島語族被華北漢人逐進大洋
在生理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看來，這個「南島語族」，可能是被說漢語的華北人，從亞洲大陸驅趕到太平洋上來的，他們甚至可能就是當年華南人的孑遺。如此壯闊的史前大波瀾，也被戴蒙建構成一種簡略的「語言代換」過程（language replacements），可參見其名著《槍炮、細菌與鋼鐵》。此說基本脈絡是，華北的漢語族群向南擴張，驅趕或同化了華南土著，即那裡的苗瑤語系、傣／佧岱語系的族群，而後者迫於來自北方的壓力，則從華南掃過熱帶東南亞，包括泰國、緬甸、越南、馬來半島，掀起另一波更為徹底的語言劇變，把先前曾在那裡的語言統統消滅。於是，殘存於大陸漢語海洋中的苗瑤語系，成為語言孤島；南島語系則飲恨大陸，存活於整個太平洋上。（見王道還、廖月娟的中譯本，台北《中時出版》，一九九八年初版）。
這本書的理論框架，有點像是把「物競天擇」的達爾文主義，擺進生物、地理、環境等新學科中，做了嶄新的綜合和闡述，要旨無非是，地理環境、氣候、物種等先天優勢，注定了誰能獲得農業的先機，便可獨領風騷於史前，而滯留於狩獵／採集階段的族群，只剩下滅族的份兒，其斷言「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決絕，比天演論有過之而無不及，卻都是言之成理的。「語言代換」寫來輕鬆，卻涉及戰爭、謀殺、傳染病、移民殺戮土著的血腥過程，最後迫使降族採用新語言；而華夏正宗從來蔑視未開化的夷蠻戎狄，漢文明的擴張，一向也是征伐驅趕、招降納叛、改土歸流。神州自古東有九夷，南有百越，相傳楚滅越，而越之子孫流落波濤大海；百越之族則遭北方華夏人擠壓，亦避遁南亞，此皆為上古歷史，恐怕還不是新石器時代那邈遠的一萬年前的波瀾呢。
戴蒙以演化生物學等多學科重建史前史，也困惑於中國無數其他語言消失而只剩漢語獨霸的反常。一般而言，人類學研究中，遺傳的證據最有信服力，文化證據次之，語言證據則最弱，但是在中國文明的個案裡，恐怕需要倒置這個順序才行——關於中國，離了漢語和漢字，便什麼歷史、文明都免談，倒也佐證了戴蒙之「語言代換」說的睿見。
2、史前史：蒸汽壓路機式的「漢化」
戴蒙此大作，劈出第十六章專講中國，標題設為「中國是怎麼變成中國的」，從頭到尾都在困惑和質疑這個龐然大物，彷彿是我們星球上一個不自然的孤例，以致於說「連問一句『中國是怎麼變成中國的？』都覺得有點荒謬。因為中國有史以來，就是中國」。
他的這些質疑，乃是今天中國人徹底失去的一種想像、思考的維度，我將其歸納為六點：
1、“百代皆行秦政制”，從公元前221年到今天，一直是中央集權制；
2、自從文字在中國地區出現以後，數千年來一直維持單一的書寫系統，而歐洲的拼音書寫系統雖然同出一源，今天卻出現成打的現代系統，互不相同；
3、中國從來不是一個「民族大熔爐」，因為十二億中國人裡，有八億說「普通話」，這是世界上用語人數最多的一種語言；另外三億人說七種方言，不過都是跟「普通話」極相近的方言；然而一個「正常」國家，如美國和俄國，都是近代才完成統一，國民中應包括許多說不同語言的族裔；
4、中國維持如此長久的統一，亦即其維持語言和文化的一致與一貫，有悖於人種遺傳學。華北人與華南人，顯然因所處環境、氣候差異極大，而遺傳差異也很大。華北人與西藏人、尼泊爾人極相近，而華南人更接近於越南人、菲律賓人。
5、戴蒙所謂的“語言代換”過程，就是“華化”（漢化），始之六千年前“新石器時代”，“南島語族”的形成脈絡如下：
華北漢語族群→華南土著
華南土著→熱帶東南亞土著→台灣
台灣→整個南太平洋
6、他總結：中國至少形成了兩個「獨立發生農業的中心」（independent centers of origins of food production），一北一南，但是只有在華北孕育出來的一種文字書寫系統，所向披靡，翦滅了任何其他的可能性，此乃漢文明一統天下的靈通寶玉。總之，中國的“不自然”概因“統一”得太早，也即“華化”得太徹底。
3、中國對亞洲三國的漢化
地理生物學所描述的這種史前史的「語言代換」風雲，曾是文明史裡未著一字的。所謂「漢化」，sinification，即中國文化的同化（assimilation）和擴張，西方漢學領域早有的一個說法，也譯為「中國化」，對應的詞是disinificaion，脫漢。漢唐兩朝，中國文明強盛而遠播四周，但並非無遠弗屆，其間自有其限制。華夏文明覆被四海，無非是漢代的武功，唐代的文治，其中有一半還歸功於佛教的法力。漢化的歷史積澱，即「漢字文化圈」／「中國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三國：韓國、越南、日本。
漢化第一波的興起，應是漢武帝在西元前一百年征服高麗，佛教被立為國教，中文書寫也被引進，國王還設館教授儒學。但是中國的文官制度卻在高麗無法戰勝當地豪強，也使中國不能徹底控制韓國，到唐朝依然。唐朝改採朝貢制度，接受高麗的藩屬地位，此宗主關係反而使漢化在韓國達到高峰，中國的技術創新、時尚、禮儀皆在韓國落地，上層社會習儒為榮，而平民階層信佛成風。
南亞的越南，卻在文化上更獨立一些。漢唐之間，中國征服越南，並引進其稻米種植，北方的農業和人口增長甚為受益，越南則從中原學來灌溉技術，其農業也受益匪淺。越南對漢化，沒有韓國順遂，其區別在越南人的忠孝觀和婦女地位，跟中國有明顯差異，儒家的父權制（patriarchy）在此沒有適宜的土壤，反而是佛教更受歡迎。中越之間的交換互利，似乎可以歸結為兩件大事：大米與佛教。
漢化在日本，愈加偏向佛教一端，是有意識的（intentionally）選擇性吸收。西元六四六年的大化改新，模仿中國的中央集權制，日本文人皆苦練中國書法和儒家經典。奈良時期佛教更是盛極，有五大寺，後來唐朝鑒真東渡，於奈良又建唐招提寺，以及西大寺，於是有了奈良七大寺。日本直接、間接從中國傳入六個佛教宗派或學派，晚唐以後自然還有禪宗傳入。
綜上所述，華夏澤被，皆朝東南：一個島國、兩個半島。漢文明背後的亞洲腹地，則是遊牧人的跑馬場，於是「漁陽鼙鼓動地來」，盛唐嘎然而止。農耕族群與遊牧族群的爭奪生存空間，即胡漢之爭，充填中華兩千年史，戴蒙教授的遊戲規則到此失靈，農耕人並不佔便宜，毋寧是幾番夷狄入主，明末顧炎武所謂「亡天下」是也，更不消說十三世紀的「蒙古風暴」洗劫歐亞，萬里荊棘銅駝。野蠻人有時候也「創造歷史」。漢文明在血泊裡依舊有「同化」的韌力，不覺自己也被野蠻「同化」了幾分，卻是無人深究的。
3、近代化與亞洲的脫漢
東南方瀕臨大洋的「漢字文化圈」，到近代民族主義興起，便面臨瓦解，因為近代化過程總是伴隨著語言運動，連中國本土都有「五四新文化」。漢字書寫系統的正統地位受到挑戰，稱為「脫漢」，在東南「三國」又大異其趣，緩急分殊。
如越南，十七世紀法國傳教士帶來羅馬拼音字母，起初也不能與漢字相抗，直到越南獨立，特別是胡志明得手政權後，羅馬化越南文由國策扶植，遂將漢字驅逐。在朝鮮半島，北韓情形類似北越，即共產體制於一九四九年全面廢除漢字，改行十五世紀韓人自創的「訓民正音」；南韓則廢止不徹底，夾雜使用漢字不絕如縷，後來政府又頒佈「新訂通用漢字」千餘字。日本又類似南韓，其文字改革初頗激進，有以假名全面取代漢字、羅馬字化、限制漢字三種方案，後因混亂而終止，改由政府不斷頒佈「標準漢字表」，終使千餘字穩定在日文裡。
這種「脫漢」的情勢，也是近代一股潮流，所謂「中心衰落，邊緣崛起」，歐洲亦然。頗可玩味者，不只是民族主義者／共產黨人在文化變遷中的操弄角色，更是文化認同抗拒的逐級遞升——越邊緣抗拒越激烈；而且，在一個反西方、反傳統、反漢化的鏈條中，中國只是一個次中心，位置尷尬，卻也暫時被冷戰的新格局掩蓋著。有一個所謂「共產主義陣營」關係，臨時替代了中國與韓、越（皆為北半部）的歷史關係，而且是舊式宗主關係的復辟；而在冷戰的另一側，即「工業東亞」，三十年前的「亞洲四小龍」，也是一個神話，此四地的經濟發達或因緣於冷戰超強博弈之偶然（如韓戰），亦不過是國際資本運作的殘羹剩飯，卻過度解釋為「儒家文明現代化」，繼而又作「民主轉型」的延伸敍述，其實台韓兩地只具跛足民主制，而港新兩地從未有過。冷戰外殼褪盡，中國大陸的帝國舊姿態必然再現，當它面對破碎的「漢字文化圈」，也只能望洋興嘆，卻惟有一個台灣，因為跟它的文化關係更加曖昧，而逃脫不了。
三、走不掉又獨不得的張力
在漢文明的地緣文化上，東亞的台灣離北京最近，政治分離殊為不易，若某種機緣湊巧，或能走掉，但它稍縱即逝，一旦錯過，便只剩徒勞，其中是否也包括文化認同的抗拒呢？這是本文所感興趣的。在這一路向的話語中，南島語族的再發掘，自然提供了遼闊的想像空間。
一九六四年在台灣發現的「大坌坑」，一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距今七千至五千年，絕對是文化認同的強大原初資源。哈佛考古學家張光直詮釋：「在中國有兩群早期農業文化平行發展：一為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另為東南沿海的大坌坑文化。」前述戴蒙教授已指出，一個農業發生的中心，便意味著一脈文明，台灣島與整個華夏文明，竟平起平坐了，令對岸的「統一」話語霸權大打折扣；設若一個龐大的海洋文明在台灣找到了「祖庭」，這個島上的總統再去「遙祭」遠在陝西的黃帝陵，就有點勉強了。
但是，關於台灣文化上的「認祖歸宗」，又有時間上的另一種「遙遠」：調頭轉向認同那萬頃碧波裡的南島語族，自然是台灣原住民的歸宿，可對於無論四百年前，還是六十年前來到此島的兩撥大陸族群來說，也似乎有點勉強。這遙遠，是四百年與七千年的距離；或許，把南島族群趕出大陸的，恰是四百年前過來的那個族群的祖先，即華南人呢？而七千年前就分叉了的兩個文明，是不能由你任選一個的。
「去中國化」，是否即指台灣人要去走一趟「脫漢」，即「漢字文化圈」那三國曾走過的路？能走得通嗎？把文化認同當作政治分離的鋪路石，是一件斬筋拆骨的事情，末了也只能構築一座海市蜃樓；將漢字書寫系統，當作中國「大統一」的替罪羊去攻擊，純屬幼稚思維。還不要去說，一個族群拋棄它唯一擁有的一個書寫系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即使看一看韓、越、日三國的前轍，便知輕率拆卸文字書寫系統（「文字改革」）的後果是什麼，如韓國人的後代，已經無法閱讀他們祖先的典籍。「脫漢」後的韓國，還生成一種「黑色幽默」，近年來不斷跟中國人爭奪漢文化「祖宗品牌」的專利權，聲稱諸如活字印刷術、針灸、圍棋、粽子，甚至漢字，都是他們發明的，而引起被民族主義充分餵養的中國憤青們暴跳如雷，唯有令人噴飯而已。
這個島嶼，面對一座大陸，背靠一片大洋，夾在中間，這個位置就是痛苦。一個是她無法拋棄的根柢，一個是被她遺忘了幾千年的起源，兩廂都由不得她。然而，不偏倚一側，取兩廂之利，方為上策，如何運用中華文明滋潤的智慧，拆解大陸的欺凌，回首親昵那無言的大洋，即善用「南島關聯性」，重構「南島共同體」，她才美麗得起來。
四、宴聊
二〇一三六月六日我帶傅莉飛抵台北，落腳國際藝術村，住進藝術村那天，冰箱裡已有芒果、荔枝、香蕉、西瓜、粽子、肉包、牛奶，塞得滿滿的，是季季派兒子昇儒送來的；還有一把為傅莉備的walker、洗浴凳、止滑墊等對殘廢人須臾不可離開的重要物件，就是她的四妹淑真家裡原有的，可謂關懷備至。淑真和六妹惠卿都認了傅莉這個姐姐，當然我也就順勢認了這兩個妹妹。惠卿在一家印刷公司做事，住在中和那邊，卻在兩個月裡，往我們住的藝術村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我是騎摩托車從中和那邊過來的」。蘇力颱風登陸那天一早，惠卿就騎摩托車送來一包食品，瘦肉、雞、餃子、青菜、水果，還有蓮子、白木耳、冰糖，有一種火龍果是美國沒見過的，血紅的果實，我從未吃；惠卿還教我用電鍋蒸白斬雞，這是要吃土雞的原味，鮮嫩不膩。七月十日晚，季季眾姐妹在一家宜蘭風味的台菜館呂桑食堂宴請我們，那一晚真乃良辰美景，我們在台北最溫馨片刻。她們姐妹身上都有濃厚的台灣人（閩南人）樸質厚道的氣質，假如說我們能在台灣抓到一點草根，那就是她們了。
我們到台北兩週後的一晚，邀請我來住市的台北市文化局與印刻出版社，聯合設宴紅豆食府，為我們接風，文化局長劉維公、印刻主編初安民主持，賓客有季季、楊澤、王健壯、尉天驄、國際藝術村總監肖淑文、印刻出版社經理田運良等，席間多半在聊出版界、文化界、民運界的軼聞，自然有人問起當時在海外頗轟動的一本奇書《叫父親太沉重》，我便聊起跟作者艾蓓見過兩面。
第一次還是八九之前在國內，當時中國作協主辦的大型文學刊物《中國作家》，主編是作協書記處書記馮牧，頗扶持我發表重頭報告文學，如《洪荒啟示錄》，就發表在這本刊物上；記得是八八年春節剛過，我就去拜訪節前已約好的《中國作家》編輯部主任張鳳珠（丁玲前秘書），她急著邀我去她的刊物當報告文學編輯，我則剛剛寫完長篇《烏托邦祭》，手頭還攥著一大堆好題材，怎捨得扔下寫作、而張鳳珠這樣的文學界人物又怎敢得罪？
她住在作協剛落成的一棟高層公寓裡，我一進門見先有一個女子已在座，一身軍裝，個頭兒也頗壯實，相貌平平，張鳳珠笑盈盈地介紹：「我正想跟你推薦一個人，這位是我的外甥女艾蓓，她是武警部隊作家，特別喜歡報告文學，非常想拜你為師呢！」當然我知道這是一種應酬，也沒當真。
一年後政局陡變、突發屠殺，我亦去國流亡，九〇年春從巴黎飛往舊金山參加一個會議，不料住在奧克蘭的台灣作家陳若曦，風風火火開車跑到酒店來，把我拉去她家，進門兀見艾蓓坐在她家，她也裝作不認識我，說在舊金山做訪問學者，那時的一種時髦；陳若曦送我回去的路上，神秘兮兮地說：你知道嗎，她是周恩來的養女哎……我不屑一顧地答了一句：嗨，你聽她胡編！完全沒有想到後來居然有一本《叫父親……》出世。
這裡岔開說點典故。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之際，中國正在刮起一股全國性的「紅太陽」影視歌詠大潮，中國人唱得如醉如狂，卻未料這股「毛澤東熱」一路「熱」到西方來時，那「人情味」十足的老毛已成了一個性虐狂。同步「熱」的另一件事情，是官方修史立傳熱，並出了一套「官修」制度，修完元帥修大將，偏偏征戰確富盛名的一個元帥林彪此刻卻沒有被「官修」的殊榮，於是便惹出了「私修」的事：一個自稱曾在毛家灣「行走」過的前秘書，冷不防拋出一本《毛家灣紀實》，專寫林彪一家的隱私。「官修」與「私修」之間，還有一個「家修」，羅瑞卿有個女兒頗有些才氣自負，硬要「家修」一本，出版《我的父親……》，或許從此便有了女兒「家修」的先例和體例，自持有些文采的女兒均操此業，這便是《叫父親太沉重》出籠的「文化背景」，其實此事件的關鍵並非艾蓓是否冒充，而是對最忌諱政治和隱私不清白的周恩來，偏偏由他的私生女出來「補」了一筆，不會再有比這一筆更讓周恩來還原為「人」的了，所以中共討伐艾蓓似乎比李志綏還猛烈。
九三年我在東岸發生車禍後，曾接到過艾蓓一個電話，一是問候，二是「經濟上吃緊嗎？我可以幫你」，聽上去她很篤定的樣子。忘了何時，從哈佛燕京學社那邊傳來，杜維明在鬧離婚、很狼狽，好像他的妻兄是個律師，把他整得賠光，孤身住在燕京學社，再往後……「你們知道嗎？現在杜維明在北京，是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他身邊有個女人，就是艾蓓！」我在宴席上說到最後，大家都一臉驚詫。
四天后，顏澤雅在一〇一的八十五樓欣葉台菜館宴請我們，季季作陪，我推傅莉坐捷運到市政府站下車，然後走十幾分鐘到那巨廈底下。這裡是所謂「台北東區」，高尚而繁華的區段，巨廈林立。小顏專為我們點台菜：黑魚籽、鵝肉、蚌肉、蝦絲、三杯雞、紅燒肉，還有未知名的蒸魚。餐後小顏又領我們先坐電梯轉到一〇一商場，再有一架信義商圈空中走廊，可以穿越到「新光三越」、「秀威影城」，再出來走幾步到「誠品書店」，在那裡喝了杯咖啡，又坐電梯下到東區地下街，最後進入捷運車站，如此便是下雨也無仿，這可能是連曼哈頓也為之遜色的商業設施。
傅莉見兩個餐飲處，大白天都有許多少男少女在那裡消費，似乎生計無擔憂，便問道：「他們怎麼不上班呢？」「這個台北東區過去是農村，或郊區民居，後來開發成商圈，寸土寸金，住民們只要有一塊小小的地，皆成億萬富翁，這些人就是他們的子女，可富兩三代不愁。」小顏答道。此情形當下在大陸便演成慘烈的拆遷流血之爭，慨因私有制未確立，官府成強盜。
平時我閒散時，也出來逛街，坐捷運亂跑，有一次往西去了一趟龍山寺，我對寺廟香火一向無感，這裡即艋胛，就去看旁邊那條西昌街夜市，幾乎全是食品，魷魚肉羹豬肚湯，民間攤位市井食品，還學了一個名詞「古早味」，這裡就是所謂「西區」，跟東區那些大商場和創意菜餚自是不能相比。夜市外面竟是一個老人聚集場所，有點北京的景山或天壇的味道。還有一次往北走到西門町夜市，卻串小巷子串丟了，一直走到捷運小南門站附近，才尋得回家的路，那一帶大概是老台北西區最繁華之地，尚有許多洋樓、餐館林立，飯鋪很多，價格低廉，我在一家永和豆腐鋪子要了四根油條、四個花生燒餅、四個豆包，共兩百一十元台幣；又在一家便當店要一盒菜（豆腐泡、茄子）才五十台幣。
幾日後又赴大安一家江浙餐館「朝天鍋」，這回是老作家尉天驄請我，我也想就台北生活知識求教於他。席間天驄強烈批評當下國民黨親共、民進黨放棄台獨，「與其迎接中國共產黨來統治，我寧可台獨」；他也說台灣無思想、無人文、青年不讀書；他強烈反共，批評陳映真、王曉波等人「可以接受專制」；特別引證台灣早期有三個「反左大將」胡秋源、徐複觀、鄭學稼，皆頗有著述，卻被人遺忘，他也在政治大學推動一個研究所做大陸研究；
對於現狀，天驄說台灣民間社會幫派勢力很大，又因族群分裂而更加劇烈，如今已深深嵌入「憲政」運作之中，選舉的操作全賴基層「樁腳」，其實就是黑白兩道的網絡。我在藝術村電腦室的書架上，拾得一本杜正勝《台灣心、台灣魂》散文集，說「台灣無史」（或文明史太短、近代因政權懸空而一再被外力「殖民」），故而歷史情節一層壓一層，如原住民對漢人、統派對日本、獨派對中國，五味雜陳，很難從日本殖民中承認近代化的積極、從漢人移民中承認文明的移入；他說台灣人其實「好勇鬥狠、重利笑貧、躁進無禮，重氣節者往往化為灰土，識時務者卻多榮華富貴」，這段文字，為尉天驄論說做了一個很好的註腳。
在台北期間，詩人兼飲食文學家焦桐，在淮揚菜館銀翼餐廳宴請，他當年在中國時報編《三少四壯》專欄時，我便在那裡寫了一年，只寫車禍後昏迷又甦醒傅莉，後來季季建議集成《離魂歷劫自序》一書，所以季季也帶著兒子昇儒、孫子湛華前來赴宴；消失多年的副刊同事李疾竟也現身了。焦桐自愛妻秀麗離世後，蓄了大鬍子，反而十分瀟灑，但悲戚難掩……。
臨走前的最後一場筵聊，是到一家湘菜館，赴約老朋友王汎森，他還請了張廣達和駱紳兩位老先生，此際他已身居中研院副院長之位，仍不忘三十年前在普林斯頓的一個大陸流亡者，他在當年陋室與妻子一道，請我和傅莉吃飯的情形，至今我還歷歷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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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na Chou 臉書 2026-5-20
這是一個曾經不存在的可能性，但在近年的台灣，被一一展現。
從文化研究的觀點，Stuart Hall 的論述提醒我們，身份不是本質，而是在歷史記憶、文化表述與權力關係中不斷形成。
蒐集國內外資訊，都說這本書表面上是愛情故事和台灣旅行故事，實際上在講更深的問題，在殖民關係裡，即使有善意與情感，也難以真正擺脫權力。
食物、地名、語言、註腳與翻譯，都是視角，不是單純展示台灣是什麼，而是在問，台灣如何被看見。
很多報導都提到，青山想靠近千鶴，但千鶴不讓她完全看懂。我猜想，一方面可能是千鶴刻意不被看懂；但也可能是在這樣的視角中，青山註定無法真正看懂。
我覺得，光是能不卑不亢地說出這個事實，就是一種進步。台灣不再只是等待被理解、被翻譯、被介紹的地方，而是開始有能力把自己的歷史複雜性，轉化成世界也能理解的文學與思想。
這是一個過去很難被想像的可能性，但在近年的台灣，許多案例讓這件事，一一成型。
我們有點複雜，但我們一點都不悲情，也開始成為理解世界的路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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