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中國的挑戰不在「躺平」 在「禁評」

作者：王丹 / 上報 2026-5-8

2026年4月，一篇出自中國國家安全系統的文章，將「躺平」現象直接上升為「境外勢力滲透」的結果。文章聲稱，有外部力量資助所謂「躺平網紅」，透過短影音平台系統性傳播「躺平即正義」「反內卷」等觀念，意在削弱中國青年的奮鬥意志。這一論斷迅速登上熱搜，但輿論的實際反應卻耐人尋味——大量年輕人並未認同這一解釋，反而提出更直接的問題：高失業率、高房價、回報遞減的努力，這些現實困境，難道同樣來自「境外操控」？

這一反差，恰恰揭示了問題的核心。中國當下面臨的挑戰，並不在於「躺平」本身，而在於「禁評」——對現實問題的公開討論被禁止，對社會情緒的理性表達被限制。結果是，本應成為社會調節訊號的「躺平」，被簡單定性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本應透過討論得到紓解的壓力，更無法找到舒緩和宣洩的管道。

其實從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躺平」並非中國獨有，而是發展到某一個階段經常會出現的社會經濟現象。在日本，所謂「低欲望社會」早已成為學界與輿論的共識， 所以才有草食男這樣的名詞來形容日本的躺平一族。經濟泡沫破裂後，年輕一代逐漸放棄對房產、奢侈消費與傳統人生路徑的追求，轉而選擇成本更低、風險更可控的生活方式。這種變化，並非單純的消極退縮，而是基於現實條件的理性選擇。在長期通縮壓力與收入成長乏力的背景下，「不過度追求」反而成為一種更穩健的策略。

關鍵在於，日本社會為這種選擇提供了制度支撐。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個體即便降低工作強度，也不至於陷入生存危機；醫療、養老與失業救濟形成基本安全網，使「低欲望」不等同於「高風險」。因此，這種「躺平」更多體現為生活方式的多樣化，而非系統性焦慮的外化。類似現象在台灣亦有體現。近年來流行的「小確幸」文化，本質上也是對高強度競爭的某種溫和回應。部分年輕人不再以財富最大化為唯一目標，而是追求生活中的確定性與可感知的幸福。這種選擇能夠成立，同樣依賴於制度環境：較高覆蓋率的公共醫療體系、相對開放的社會流動管道，以及最為關鍵的——表達不滿與參與公共事務的正常渠道以及對於社會和制度的基本信任。換言之，「躺平」在這些社會中，是可以被吸納、被討論、甚至被轉化的。

反觀中國，情況則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當部分年輕人選擇降低消費、延後婚育、減少職業投入時，這一現象並未被視為需要分析與回應的社會訊號，反而被迅速政治化、外部化。在相關論述中，「躺平」不再是結構性問題的結果，而被歸因為「境外勢力的敘事操控」。隨之而來的，是對相關表達的收緊——部分詞彙被限制，相關內容被下架，討論空間明顯縮小。這種處理方式的直接後果，是將原本可以公開討論的問題，轉變為難以表達的隱性情緒。。

從治理角度看，現代社會之所以能夠承受經濟波動與結構轉型，很大程度上依賴三項基礎條件：一是基本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個體風險；二是相對暢通的階層流動管道，使「努力」仍具意義；三是開放的表達與參與機制，使問題能夠被看見、被討論、被修正。在這些條件存在的情況下，即便出現「低欲望」或「躺平」趨勢，也更可能成為一種階段性現象，甚至成為推動改革的契機。相反，如果這些基礎條件不足，同時又缺乏公開討論的空間，那麼任何社會症狀，都可能被放大為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

當前中國所面臨的，正是這樣一種疊加局面。一方面，經濟轉型帶來的壓力尚未完全釋放，個體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上升；另一方面，表達與討論的空間收緊，使這些壓力難以轉化為制度改進的動力。相比之下，「禁評」所帶來的風險更為深遠。它削弱了社會的自我修復能力，使問題難以及時被識別與修正；同時也降低了政策與公眾之間的信任基礎，使任何官方敘事更容易遭遇質疑。當表達被限制時，理解也隨之減少，治理成本反而上升。

中國當下需要的，不是對「躺平」的再定義，而是對「禁評」的再審視。只有恢復正常的表達空間，讓社會情緒能夠被看見、被討論，政策調整才有現實依據，制度信任才有可能重建。「躺平」是表象，「禁評」才是問題所在。前者反映問題，後者決定問題能否被解決。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