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3-28
「晨曦」，是一個珍貴、美好的瞬間，唯有當它只屬於你一個人、只有你獨自佔有一個晨曦的瞬間。
晨曦恩惠於我，唯有在晨曦，我會思如泉湧、靈感澎湃、妙思翱翔，那是生命力的舞蹈，只降臨於晨曦，甚至朦朧中一縷霞光似的閃念迸出，我會從牀上蹦起來，直奔電腦下抓住它方才罷休，否則它會溜掉讓你再也找不到的。
一、黎明的恩賜
我的印刻編輯陳健瑜傳來《晨曦碎語》書樣。
我們倆在電報上聊了幾句，我說：
「這本書又陪我走了一趟三十年。」
她說：「漫長又孤寂的一條路。」
「我的出版者和編輯是我的同路人。」
「感謝有這個機緣讓我陪你一起走這一段啊。」
「你編了我幾本書？」
「你在印刻出了七本書，我編了五本。」
「五本！我的書都是痛苦，家國的和私人的，編這類書的編輯，心情很艱難的，謝謝你！」
「晨曦」二字於我有點特別，因為靈感在那一刻獲得恩賜，常常一本書的念頭，在似醒非醒之際冒出來，恰是晨光曦微時分；若是熟睡中的念頭，凌亂而破碎，不成體統；睡醒了則無夢。靈感可遇而不可求，不招自來，叫你涕零。
二〇一七年夏，劉曉波屍骨沉海，我說「中國的善良和光明，也隨同他一道沉入海底」。此後很長一段時日，我被週期性的抑鬱低潮襲擊、糾纏，煩躁無常。那時侯另有一樁恐懼，就是美國的醫療保險制度，時常會折騰傅莉這個殘廢人，一有州裡的信來，就會叫我魂飛天外，驚恐數日，而傅莉不懂這些，深夜見她獨臥床笫酣睡之態，我又不禁眼潮。有年夏天社安局來信，某日電話約談她的退休金，乃是整個盛夏我唯一牽掛事，卻到了那天我推掉一切事物，兩人在家等候，偏偏沒有電話進來，唯有兩次留話，好像我的蘋果手機設定問題，把我氣得七竅生煙！
所以黎明變得溫馨，彷彿日子還會美好的。來年二月裡，我的少年忽然來到某個晨曦，就是景山旁邊的那個西齋，出現在夢裡，還帶著一個書名《沙灘晚唱》，夢醒我便籌劃起撰寫來。
這裡還有一個原委。一九九六年我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寫了一年「三少四壯」，後來集成《離魂歷劫自序》，記得十月裡余英時先生從台北回來就叫我過去，說聯合報有責怪，「我們對蘇曉康那麼好，他卻給中國時報寫那麼好的專欄」，所以余先生要我立刻也在「聯副」寫一個專欄，這就是匆匆上場的「沙灘集」，不象「人間」的那個系列寫自己的劫難，感覺和細節均在胸中，隨時聚於筆端，而是寫童年時代的人物，粗線條速寫式的群象，在報紙上連載，讀者也說好。有這個底子，我等於重寫一次沙灘，而且寫得很快，到七月就殺青了。其實，我二月份動筆的，是兩本書，《鬼推磨》和《沙灘晚唱》，一塊兒寫了五個月。
《鬼推磨》這個書名，人人喜歡，我請教林培瑞教授英文怎麼說？他想了很久：Hell's Bottom Line，他說：
『在这里，bottom line 有两层意思：1、经济底线；2、道德底线，總的意思是「地狱的底线」。』
《沙灘晚唱》就慘了，一上來陳健瑜就說，乍一看這是一本跟海灘相關的書，而「晚唱」亦只詩詞意境，這兩點絲毫都跟書中寫的五四、文革、中宣部那些精彩故事不搭界。
我只好另擬五個書名：《紅樓劫灰》、《五四遺韻》、《新中國源頭漫步》、《只看了一代浮華》、《皇宮旁的少年》。
陳健瑜說，「紅樓」肯定不行，因為台北就有一座紅樓，容易叫讀者誤會。
這是最讓我沮喪的，因為「紅樓」在中國現代史上的無可替代的含義和位置，儘管習近平已經把它改造成一座「愛國主義基地」。
編輯部選中最後也是最俗的那個：《皇宮旁的少年》；
無奈我捧著唐詩宋詞整整一天，又想出兩個：《景山街口夕陽斜》（模仿《烏衣巷口夕陽斜》）、《皇城小街少年痴》；
健瑜問編輯部同事，皆說還是《皇宮旁的少年》最好；我徹底投降，只好依了他們。
我又轉去問康正果，他一聽《皇宮旁的少年》，便說：是寫溥儀，還是什麼八旗子弟嗎？
健瑜說：哈！你就當一回貝勒爺吧。
我這才發現，大陸和台灣兩邊的人，其文化記憶完全是兩個世界，但是季季說：都是為了書好賣一點嘛！
最後，總編初安民從書裡找到書名，此書我寫了上中下三闕，上闕「西齋深巷」，他建議用作書名，齋與巷，有種深朦朧欲引人進入的神秘感，也有詩意。
二、私人心境
2022年3月7日，台北中央社關於我的新書《晨曦碎語》的新聞，寫得簡潔，濃縮了我的三十年，有一句我很喜歡：「面對自己遭遇大難時的思想、情緒和沒有盡頭的自問自答」——就像音樂，那種私人心境，朦朧而無邏輯，文字很難表達，恰好今晨我的硬盤裡跳出一則「私人心境」，大概是寫《離魂歷劫自序》時的某個碎片，那時節我就喜歡沉浸在音樂裡，不知道為啥。
去翻蘇單丟棄的音樂CD，一盤叫Alanis的，記得當年他自己買的時候說是最當紅的，此刻我來一聽，原來那個女孩不是在唱，而是說話，一種五音不全似的哼哼，或者嚎叫，才忽然領悟了西方現代流行歌曲的要旨，那其實就是把古典式抒情性的吟唱，變成一個人宣泄式的叫喊，這是一種真正的文化變革，因為古典音樂乃是以一個文化整體、抑或一個文明為基礎的，那是全部藝術的結晶，而現代性開始拋棄、背離這種基礎，於是人能唱的只剩下自己的嚎叫，這大概才是"甲殼蟲"（the Beatles）的空前含義，才是西方那一代人永恒的東西，而不是別的，由此才能理解"眾生喧嘩"的意思，那跟政治上的"民主"一個意思，大眾、多數、平凡……。
也把蘇單遺棄的那個kenwood CD Player找出來聽得饒有興味，於是可以重新鉤沈出當年給這孩子買一個CD Player，幾乎等於送他一份成年禮的那種含義，那是當時完全意識不到的，當時只心疼錢，並蔑視孩子的這種大眾平庸傾向，其實一個CD Player對他來說，就如同我當年在暑假讀了一套《靜靜的頓河》或看了電影《兩姊妹》一樣，乃是成熟的一個台階。
還有一盤Michael Jackson被遺棄他的陳舊唱碟堆里，聽聽便知道這個黑小子的嚎叫還是有音樂性的，比時下沒調兒的說詞或者那種跟中國快板書似的黑人Rap還接近一點音樂，難怪稱為"巨星"。人類音樂走向莫紮特貝多芬衰亡而非洲叢林里的Rap大興特興，難道是個人價值升騰必然伴隨文明粗俗化的一個詮釋？
"大眾喧嘩"在文學上的征候難道就是所謂網絡文學的興起？抑或是下流話泛濫的言論自由？不過，古典音樂需要大師來支撐，平民的文化享受是靠幾個天才、精英的創造性發現所提供的，此即每個人的宣泄要靠精致生產的東西來作為釋放的媒介，這在心理學的意義上是否也意味著某種"意淫"，而流行音樂的自我釋放大概更接近人性？
長期以來，談論音樂的哲學問題，或多或少都會關聯到一個非實在性的事物——時間因子上。因此，在時間範疇的音樂問題上，產生了許多對應於心理學的、數學上的理論研究，而其中最顯特出的，就是從波蘭哲學家茵加爾頓（Roman Ingarden,1893~1970）自柏格森哲學的時間觀與胡塞爾現象學中所得出來的論點，就是在音樂作品中存在著一種與我們日常生活的物理時間（客觀時間）不同的所謂"內在時間"（主觀時間）。內在時間只能通過人的直接體驗來感知，音樂作品自身的獨特結構，使欣賞者在感受它的時間觀念上，充滿了先驗主觀、內在的色彩，欣賞者在欣賞時，會感應在其時間表現上的長短不同，一種複雜的時間體。
那天一早我們順295北上，一個半小時就趕到普鎮，順道去車站附近那個低收入樓看看，隔馬路那邊的大片農田上建築師Toll已在大興土木建新區。一路上我們聽著一盤外國民歌，傅莉安靜而放松，那二百首外國民歌大部分是那時社會主義國家的，尤其蘇聯東歐的最多，從那斯拉夫旋律中，可以追尋捕捉我輩難以言說的私人心境，更是屍陳國家話語的一座馬王堆，其中有一首唱道"帶著我心愛的五弦琴，從阿拉巴馬到路易斯安娜"，竟是美國的，這種音樂原是我們一輩人的喂養液，一如搖滾之於今日青年，但那時既無電視MTV也無盒帶CD隨身聽，但這一輩人的音樂記性好得驚人，個個皆靠模仿把歌詞和歌手的唱腔學會，歌手大概都是東方歌舞團的，用很專業的唱腔唱人家的民歌，有的還硬憋外語，也皆成風格，如今隔著世紀聽去，才聽出密西西比黑人的深仇大恨與加勒比風味的纏綿。
九三年。不是雨果那部小說﹐而是我的音樂。墨西哥暖流與寒流交匯於美國東岸﹐是七十年未遇的暴風雪或冰雨﹐新澤西成了冰淩世界﹐高速公路鑲上一層玻璃版﹐每天清晨我也要砸開裹在汽車上的一層冰盔甲﹐蘇單還覺得好玩﹐用靴子去踹，車前蓋上至今留著斑斑殘痕。我詛咒九三年。我常常在漫天大雪中爬行﹐仿佛不知道要開到哪里去﹔夜幕下雨雪霏霏的那種時候，唯有一個歌聲是有暖意的﹕
"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
一直通向迷茫的遠方……"
蘇聯衛國戰爭中的小曲﹐一個女中音唱的﹐我這個年齡的大陸人從小就會哼。她頭一段還在唱"我要陪伴我的愛人上戰場"﹐第二段唱的就是"我要救我愛人出那戰場"﹐調子抑郁而茫然﹐那種俄羅斯式憂愁的味道很足。我讓它爬疏著我的心緒﹐任車子在雪里顛簸。我的小路在哪里﹖畢竟也有了一條﹐而不是先前那樣如同在懸崖上﹐前面只有深淵。
陪她重新長大一回﹐就是我的小路。從前的她﹐腰板直挺﹑胸有成竹﹑事無巨細地站在小路的這一端﹐我要到那一端再去找回她來﹐"曲曲彎彎細又長"很合我的心境﹐我其實看不見那一端﹐那里迷茫一片……。
三、空洞
網上遇到一句唐詩宋詞，或許就能勾出你的一段往事，這是中國千古絕唱的妙處，比如這句「問君能有幾多愁」，便勾出我的一段歲月、世代的景觀、中文網絡初創之際的蠻荒，以及今日中國民族主義的民間來源，或許就是留學生的邊緣處境和「苦大仇深」？
溫庭筠有「梧桐樹﹐三更雨」之句﹐耐盡長宵﹐而今我則是「樓頭殘夢五更鐘」﹙晏殊之句﹚，凌晨傅莉就悉悉索索﹐或枕畔細語喃喃﹐要不乾脆對著我的鼻子吹氣……。
於是安頓好她，晨曦中常常不知所措。忽見書袈上耶魯孫康宜教授寄來的幾頁論詩短文，順手拈來。一篇「說愁」寫李後主，其中一段文字說﹕
『最痛苦的人生遭遇莫過于中年遭難，而內心又無法自拔地「哀而怨」。人生旅途走到半路，突遭命運的浪潮擊毀，自己又無法變感情為理智，于是日夜被哀傷煎熬，獨自吞飲斲傷的苦楚。正是「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以往我最迷戀的正好是最後那句﹐卻似乎只迷那音韻﹐從未讀出過這層意思，真是不到此境﹐焉知此情﹖可是這個「中年」于我﹐恍然已在去國﹑流亡﹑災禍中消融﹐而今陷在無所事事之中，竟生出「不知老之將至」的恐懼來。我仿佛終于快看清了一個劫難期的涵義——我這一代人﹐按照大陸那邊的代際劃分﹐好聽一點是所謂「老三屆」﹐難聽一點就是「紅衛兵」﹐時下仿佛頗被看好﹐無論從政從商﹑文藝名流﹐均有些「舍我其誰」的氣概﹐似乎中國已在囊中的味道。此間只有極個別的人，如魏京生，與我同年﹐不到三十歲就去坐牢﹐頭一個十四年把牙齒都坐脫落了，那是我不敢想像的。如今他又選擇去坐第二個十四年，為他的理想，他認了﹐心力上的堅韌是無與倫比的。這是一種真正的道德精神。我的處境亦如在海外坐牢，卻沒有那份精神支撐，於是只剩「哀而怨」。
我的出路﹐又只有回到文字里去。先前在本土，我就不是靠「想像力」玩文字的那一類﹐總要有材料才游刃有余，如今不僅離了本土﹐還「現代化」了﹐以電腦玩文字﹐於是想像力越發貧乏﹐無聊時跟兒子一樣玩電腦。現代人的傳統聯係都萎縮了，精神世界很容易空洞，坐在電腦前面的感覺﹐是人被封在家里，像是要乾癟了，精神上所能接濟的，好像只有電視和國際網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係都簡化為信息的交換，網絡上更是「背靠背」的，人被化約成一部終端機。
我在美國看網，感覺這塊未開墾的處女地，像是美國早期的西部，蠻荒而混亂，全無章法。這從美國因「電子色情」（cyberporn）而想立法禁止﹑聯邦法院又以「言論自由」予以否定﹐可見一斑。工業文明以來的每一次技朮革命，對于人類都是喜憂參半的。當人們剛剛開始禮贊「資訊革命」時，它重組人類活動空間，小眾媒體、特殊興趣的團體和不必見面的雙向交流興起，以致大眾傳媒所形成的社會同質化趨勢被逆轉，學者們就驚呼社會凝聚被瓦解了。大眾傳媒涵蓋不了的波濤洶涌的網際網絡上，大量涌現邊緣話語和弱勢群體的聲音，又絕對不是一件壞事。但是，在歐美成為強勢文化的今日，中文的邊緣處境卻又因為網絡的蒸蒸日上而前途未卜。
那上面的中文世界則是另一番奇妙的蒙昧初開之景。網絡上最早的中文開拓者，可能是一批「媒體無產階級」中國大陸留學生。那是一個被中英文媒體完全拋棄的邊緣無聲族群，唯有美國聯邦免費提供的網絡賬戶是一個無法嫌棄他們的通訊工具，于是寒窗冷寂中玩他們稱之為的「伊妹兒」（E－Mail） 便成一樂趣，修車下棋、種花炒菜，都「貼」（post）到網上去尋知己。在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血光之災的前后，美加地區几個素未謀面的學生，把來回亂竄的這位「伊妹兒」弄成一個「中國新聞網」，第二年便有人將北島紀念「六四」的一首小詩，用中文發進網絡。這大概是網絡上最早出現的几個中文字。
從網絡上的中文來看，近几年口碑極好的一份嚴肅電子刊物『華夏文摘』 （已出版二百期）滿足了新聞欲，使它對人們產生吸引力，但不是唯一的。網絡對邊緣群體更大的滿足，是發表欲，是雙向交流，是被媒體冷落的族群之焦慮的一種釋放。特別是那些與中國人有關的新聞組（Newsgroup），顯示出中國人被壓抑的發表欲有多強烈，不斷被「貼」上的繽紛雜陳的時政評論﹑文化雜談﹑宗教辯論﹑詩歌習作，沒有人會顧及「不好意思」，因為都是署筆名的。這類新聞組成百成千，花樣極多，自生自滅，卻全是「口沒遮攔」的直抒胸臆，文字精巧的雖不多，依然誠為可貴，是正襟危坐的報刊上絕對讀不到的。
這時候你才知道「沉默的痛苦」是什么，也終于知道一個沒有聲音的族群居然是「深仇大恨」的。這類「新聞組」又由中文內碼而大致分裂成大五碼和國標兩個，几乎是印刷或影像媒體上聞所未聞的一種任人馳騁的文字的跑馬場，充斥著現場、隨機、臨時而發的個人意見、評論、攻擊、謾罵。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留美學生因「統獨糾紛」而撕殺﹔大陸留學生起先則還有所謂「永遠不滅的十個話題」，聽起來很怪——一個話題是關于炒菜（即烹飪）﹔一個話題是關于在好萊塢頗為成功的大陸女演員陳沖的，大部分是罵她﹔還有一個話題不知道為什么是調侃奚落上海人﹔中國大陸高等院校的優劣名次，也是一個題目，有「老子天下第一」，別人都是「孫子」的唇槍舌劍﹔也有自我嘲諷﹐直把「清華」貶為「青蛙」、「復旦」貶為「蜉蛋」、「科技大」貶為「褲子大」。後來又把茅頭對準吳宏達﹑柴玲等﹐罵的護的都有﹐可以一窺網上這類中文之品位和格調。
這大概絕不只是一個傳播現象。網絡提供了一種絕對的自由 ——不必付費、署名，也不必「文責自負」，此種狀態下人們不再尊重文字也無自尊，任憑留下污穢揚長而去。這其實也是網絡上色情泛濫的原因，我們只覺得那是洋人的把戲。中國人至少還不色情，中國人只是過過「嘴癮」罵人罷了。這可能同中國大陸是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也同中文的邊緣狀態有關，被壓抑的交流欲、發表欲一時都借網絡宣泄，但從人們的下筆肆無忌憚來看，中國文化的儒雅、含蓄、精致，真是所剩無几，卻是一個更深的災難。現代科技無補于一個沒有生機的文明，此處全然彰顯。我看著好玩﹐寫了一篇《赤條條來去無牽挂》的文字﹐不知發表在港台的哪家報紙上﹐居然也被人「貼」到網上去﹐又引來一陣謾罵。我隱約覺得有一個中國的「網絡族」很活躍﹐卻不認識他們。
『你說我們該算哪一代﹖』
「狐狸跑」的鄰居吳夢﹐一個讀電腦的大陸留學生問我。
的確﹐他們既不是如我這一代的「紅衛兵」，也不是天安門那一代，而是被中國「代際划分」徹底忘卻的一代人（自然也是被文學、電影、歷史種種主流話語所徹底「隔過去」的一代），在美國的許多留學生恰好是這一代，「文革」趕了個尾巴，「改革」時出來「洋插隊」又沒趕上「天安門」。
『大概只好算「六代半」了。』我對吳夢說﹐還約他去采訪一些「六代半」。
他寫來極好的一篇﹐自稱『我們的童年﹐就是一部黑白電影』﹐說『我們不「傷痕」﹐但也有熱血』。為此﹐我在《民主中國》雜志上搞了一次「第六代半」專題，由吳夢請几個網上的「鐵嘴」說說他們自己。據說他們最崇拜的人是王朔。
後來的歲月里﹐我同外界打交道的人﹐幾乎只剩這個吳夢。他協助我辦雜志﹐同醫生﹑車禍律師和保險公司打交道。他處世很美國化﹐來找我之前必定先打電話﹐凡事商量﹐默默維持著距離。他心里很同情傅莉和我﹐但他很知道最大的同情就是給我們安全感。
電腦是最不肯通融的一位「專制者」﹐打錯一個鍵它就對你「戒嚴」。我常常如美國一幅漫畫所諷刺的﹐白天寫著寫著﹐不幸被卡住﹐恨不得到中學去拎回兒子來救命。有天深夜我寫到電腦卡住喊蘇單﹐才發現他沒在家﹐出門但見大雨在漆黑的夜幕里刷刷下著﹐淹無一人﹐我心里抽了一下﹐跑到車里拿了傘四處去找﹐繞到右邊網球場﹐只見黑洞洞的一個亭子里﹐有人坐在那里像個幽靈﹐我喊了一聲蘇單﹐那影子跳下跑過來﹐正是他﹐嘴里還說﹕「這雨景真好﹗」這小子車禍前還天黑不敢出門﹐如今他在這夜雨里的孤獨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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