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陽謀」
中國民主運動的思想高峰和現代知識分子的消失轉捩點
任何對中共國史稍有研究的學者，大概都不會否認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一個重大的轉捩點。對此，大陸研究反右運動史的資深學者朱正在他的〈1957：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消失〉一文中有以下的雋永思考：「知識分子就是社會良知……從失去良知起這個知識分子的個體已經『消失了』」，「『消失』的時間點：1957年。……1957年開始的反右派鬥爭結束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失去了批評的話語權，知識分子的『消失』從局部的潰瘍到全國。這，成了中華文化的解構和重組的一個階段。」當然，他並不認為1957年就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消失的「起點」，也不是「終點」。他還認為反右運動有完全不同於以往三反肅反那些打擊面也很擴大化的政治運動的特點。其一是：「三反肅反在運動行將結束之際都有一個覆查程序……而反右鬥爭的這個覆查程序，直到22年之後的1979年才姍姍來遲」。其二是：「三反也好，肅反也好，不過是打擊人而已，並沒有同時進行大規模的思想批判，更談不上理論和路線的批判」。而反右運動不僅大規模地進行了，「反右當中的『群眾創造』：大字報、大辯論，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氾濫全國。」其三，反右中斷了中共八大轉向經濟建設的路線，重回以階級鬥爭—政治運動治國的軌道，為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準備好了舞臺」，並做了一場「彩排」。
筆者很贊成朱正先生的論述，只是想在反右運動和以往的三反肅反都是「擴大化」這一點上做一些數據上的補充和比較。首先從數量上來看，反右運動的擴大化都在規模上大大超越了三反肅反運動。三反運動的鬥爭矛頭主要指向共產黨內部及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各級部門，其目的在於通過肅清和懲戒一切貪汙腐敗分子，避免重蹈歷史上農民起義軍進城後迅速瓦解、失敗的覆轍。根據目下的統計，儘管在打「老虎」階段帽子滿天飛，鬥爭了幾十萬人，但是最後定案時，「被判處有期徒刑的貪汙犯9942人，判處無期徒刑的67人，判處死刑的42人（死緩9人）」。關於肅反運動，「依據解密檔案，1955年8月-1956年底的肅反運動中，中國大陸共有一百四十多萬知識分子和幹部被迫害，21.4萬人被捕，2.2萬人被槍決，總共死亡5.3萬人」。關於1957年反右運動的受害者的數量，根據薄一波的回憶：「全國共劃右派分子55萬人」，「絕大多數或者說99%都是錯劃的」。但中外學界都認為這一官方統計遠遠低於實際人數。按美國華裔學者丁抒教授的統計，至少有「110萬各類右派，60萬反社會主義分子，10萬人『右派言論』引致的各色『分子』，1957至58年間，180萬人被派發了一頂帽子、『未戴帽而受處分』者還不在內」。2010年和2020年，原新華社副總編穆廣仁根據他接觸到的機密檔案，提出了更新更高的數字：「全國實際劃出右派分子超317萬人，還有一百四十三萬餘人被貼上『中右分子』的標籤而遭到批鬥和迫害」。三反運動最後被法辦的不過一萬餘人。肅反運動雖然被揭發鬥爭的有140萬之多，但是最後被法辦的也就是20萬到30萬人。而反右運動裡被正式戴上帽子的就達200到400萬之巨，是三反和肅反兩者的擴大化的總和還要多。考慮到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總體規模大約也就是在600萬左右，朱正先生把1957年作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消失』的時間點」的說法絕不是危言聳聽。
更為重要的是反右運動重點打擊對象的高階層和高品質。三反肅反的打擊對象基本上是普通或中間階層人士，反右運動則重點打擊了各民主黨派的主要領導和在中央政府擔任要職的成員、即消滅了應當發揮對中共「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作用的民主黨派的精英們。其次，反右運動還消滅了一大批中共黨內的反對派。明白了上述兩個特點，我們也就搞懂了為什麼以謊言為特徵的、用浮誇風和共產風開路的大躍進會在反右後的中國政壇上通行無阻，最後徑直墜落在大饑荒的懸崖之下。
民主黨派精英對政治改革的強烈訴求
風雲變幻的中國當代史有其獨特的錯綜詭譎之處。從經濟史觀照的災難和從政治史視角的浩劫，卻發端於思想史上難得的高光時刻。1957年的反右運動正是對當年前驅者們驚世駭俗的精神遺產的一種極端反動。如多年來一直工作在中共改革開放第一線的大陸學者姚監復就認為：「1957年的政治鬥爭，從統治者看是反右派，從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被統治者看，是一場意義比『五．四』偉大的『五七民主運動』。當年歷史的先知提出的精闢見解，深度和廣度遠超過現在大陸政改的現實與方案。」
當年的先知們究竟提出了哪一些「深度和廣度遠超過現在大陸政改」的「精闢見解」呢？大陸學者姚監復根據當年《人民日報》等報刊公開發表的一部分右派言論為來源，歸納為以下十五種：1）「政治設計院論」（章伯鈞）；2）「平反委員會論」（羅隆基）；3）「黨天下論」（儲安平）；4）「取消馬列主義論」；5）「黨是剝削集團論」；6）「軍隊公有論」；7）「毛澤東帝王思想論」；8）「無產階級專政有問題論」；9）「不民主的社會主義論」；10）「以『黨主』代『民主』論」；11）「學術思想窒息論」；12）「黨文化無效論」；13）「盲目學習蘇聯論」；14）「新聞沒有自由論」；15）「反對專制論」。如果能實現上述種種要求政治大變革的宏論，當今的中國早就應當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了。
姚監復文章論及的前三論都出自當時民主黨派的精英之手，「政治設計院論」來自章伯鈞，他是當時的民盟副主席，農工黨主席，國務院的交通部長。「平反委員會論」來自羅隆基，他是民盟副主席，國務院的森林工業部長。「黨天下論」來自儲安平，他是當時的《光明日報》的主編和九三學社的宣傳部副部長。隨意一瞥中共對當年民主黨派中的一些大右派處理中的主要罪狀，會發現它們集中在國家體制改革的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要求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分權管理國家。如章伯鈞「鼓吹我國應效法資本主義的『兩院制』，民主黨派和共產黨輪流執政。主張建立『政治設計院』，反對國務院開會提出『成品』來討論，污蔑這是『形式主義』，認為『有職無權是制度問題』」。儲安平「提出『黨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章乃器（糧食部部長、全國人民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則「污蔑黨是『大黨主義』、『以黨代政』。污蔑統戰部犯了路線錯誤，反對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
第二，在外交政策上反對向蘇聯的一邊倒。如黃琪翔（全國政協常委、農工黨副主席、民盟中委）認為「蘇聯缺少民主自由，不同意蘇聯出兵援助匈牙利」。龍雲（國防委員副主席、人大常委和全國政協常委、民革副主席）則公開反對親蘇的國家外交政策，認為：「（1）抗美援朝戰爭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2）蘇聯給我國借款十幾年都還不清，還要付利息，蘇聯對我國尚不如美國對他的盟國好；（3）蘇軍沒有代價搬走東北工廠機器；（4）我國援外預算太大，反對援助社會主義國家。」
第三，反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如曾昭掄（民盟中常委，高教部副部長）認為：「過去搞運動傷了知識分子的自尊心」，「當前知識分子問題主要不是改造，而是發揮潛力」；費孝通（國務院民委副主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中國專家局副局長、民盟中常委）則主張「黨搞政治，盟搞業務」；錢偉長（民盟中委、清華大學副校長）：「反對黨對高等學校的領導，同意取消高校黨委制，主張『教授治校』，說黨團組織是三大主義的根源。」
第四，對歷次政治運動對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整肅的不滿，如黃紹竑（全國人民代表和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常委兼對台工委會副主任）認為國家已經「無法可守」。他特別反對肅反運動，認為「幹部的違法亂紀比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為害更大，還認為：「『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個別的』這個公式，就意味著強調成績掩蓋錯誤」。又如羅隆基，「公開提出成立『平反委員會』，『不但要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的偏差，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
總的來說，這些各民主黨派的著名右派們不過是想為共產黨補台而已。本來就是毛和中共請他們提意見和幫助共產黨整風的，不料這些富有誠意的意見一出，毛澤東竟然立馬食言而肥、倒打一耙。非但把他們全部打成了右派，還剝奪了他們原來就少的可憐的一點權力。反右運動前，民主黨派領導人作為中共的「座上賓」，尚有八、九人在國務院任部長級職務，反右中至少五人被淪為「階下囚」。他們是：1）章伯鈞，2）羅隆基，3）章乃器，4）曾昭掄，5）林漢達（民進中央副主席，教育部副部長）。進入六十年代後，再也沒有民主黨派人士擔任部長了。其他在中央政府中被整肅的部長級的民主黨派領導人還有龍雲、陳銘樞、黃紹竑、黃琪翔等十餘人。反右運動前，民主黨派至少有兩大全國性的報紙：《光明日報》和《文匯報》。隨著其主編儲安平和徐鑄成被打成右派，全中國的報紙都成了「黨天下」的禁地了。即便是過了半個多世紀後的中國改革開放時期，也是沒有任何一家黨外人士主辦的全國性報紙。
或許還應當對以上民主黨派精英們的言論做一些補充。例如，以民盟、民進的一批高級知識分子為首撰寫的〈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草案初稿）、〈對於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等著名的右派 「意見書」。它們無不具有其改革的系統性和前瞻性：不僅有切中時弊的先見之明，還有中國目下的改革進行了四十餘年都沒有達到的理論高度。再如，中共意識形態的基石—馬列主義受到了民主黨派精英們的強有力的挑戰。當時，芝加哥大學博士、馳名中外的歷史學家、南開大學歷史教授雷海宗就公開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停滯論」：
馬列主義應該發展，可是實際上是停止了發展，還停留在恩格斯死時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後，列寧史達林在個別問題上有新的提法，但他們主要談當前革命問題。從瞭解整理幾千年來人類歷史經驗，建立新的社會科學來說，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條主義者就是這樣。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經常修改他們的學說，他們注意到當時每一個社會科學部門的發展情況，掌握科學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後人們就認為他們已解決了一切問題，社會科學不能再發展了。事實上並不如此。1895年以後社會科學上新材料很多，對舊材料有很多新的認識。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課補上。
雷海宗的意見在當年高校師生中的反響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哈佛大學博士、北大經濟系系主任陳振漢教授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
馬列主義已經過時了，馬列主義創始人所發現的一些基本原理只適用於一定的歷史時期，現在很多已不適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濟科學，只能指導階級鬥爭的實踐，沒有揭示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所以它對於我國的經濟建設實踐也是沒有用處的。
關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不能從馬列主義的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現成的和四海皆準的規律，特別是因為馬列主義的經典作家沒有為各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定一套放之四海皆準的方案。……許多經典著作寫作於百年以前，對於百年來的事物只能預見其人，不能洞燭幾微。
馬克思的許多著作都是出版於身後，又怎能必其字字珠玉呢?……是敝履就要摒棄！
陳振漢教授還是上面提到的各民主黨派的〈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執筆者，當然在劫難逃。
雷海宗、陳振漢等人的意見還得到了主要民主黨派負責人的贊同。如民盟副主席章伯鈞也公開主張：
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一百幾十年以前，資本家剝削工人到了極點，馬克思根據那時的情況，創造出馬克思主義進行階級鬥爭，這是有力量的；但它種到人們大腦中的東西是要人們反抗統治者，這種思想對於搞革命、推倒統治者、奪取政權很有用。但是現在已經取得了政權，工人階級自己成了統治者，以前那一套就過時了，再強調就會引導到對自己的鬥爭。史達林就是犯了這樣的錯誤，因此社會制度要變一變。
洞悉一種偉大的思想是需要時間的積澱和比較的。即便是三十年後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期，儘管已經很少有人再相信馬列主義，但它作為中共寫入憲法的指導思想也從沒有受到如此公開地批判和挑戰。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當時民主黨派精英們的言論還常常是和中共黨內的一批高級幹部的離經叛道的見解互相呼應的。在司法界，當時曾有楊兆龍、王造時、錢端升、王鐵崖等民間學者大力反對「黨化司法」、提倡「以法治代替人治」等等。這些主張在中共黨內也激起了不小的呼應。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審判庭庭長、中共黨內法律專家賈潛和魯明健（研究室主任、共產黨員）、朱耀堂（刑事審判庭副庭長、共產黨員）等人帶頭提倡「審判獨立」，反對黨對司法的絕對領導。在審判中，他們還強調「有利被告」、「無罪推定」、「自由心證」等主張，極力追求司法的公正性。
在新聞界，民主黨派精英們鼓吹「新聞自由」，提倡「同人辦報」和「同人辦刊」的理論也曾風靡一時。這些主張也得到了中共的新聞理論專家、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統戰部長王中，24山東《大眾日報》黨員主編劉建25等十多位報紙主編的認同和宣導。26這些都大大地超越了大陸九十年代改革開放期的理論和實踐。這裡是當年《人民日報》對浙江一省新聞界右派頭面人物的主張和活動的報導：
浙江省杭州市新聞出版界在一個多月來的反右派鬥爭中，揭發出一批黨內外右派分子和右派小集團。這批右派分子主要人物有：《浙江日報》副總編輯高光、記者管白宇、編輯徐勤，浙江人民出版社負責人（實際擔負社長責任）譚克、文教編輯室主任潘一平，《浙江工人報》記者魯天、宋哲，《杭州日報》記者兼《文匯報》特約記者烏鵬廷，新華社浙江分社記者楊少；還在《浙江日報》和浙江省人民廣播電臺揭露了兩個右派小集團。《浙江日報》右派小集團的成員是文教藝術組主編謝獄、副主編夏欽瀚、主編助理白刃、編輯葛進；浙江人民廣播電臺右派小集團的成員是周永明、顧井汾、高扶小、李冬野、汪秀樵等編輯、記者。……這批右派分子還積極籌辦「同人報」「同人電臺」「同人出版社」同黨報分庭抗禮，如《浙江日報》的右派小集團要辦《慧星週刊》，新華社浙江分社右派分子楊少要辦《西湖遊報》等，並且從人事、組織、經費、紙張到組稿、發行、廣告都預作周密的籌畫和安排。楊少還計畫將創刊號免費送滬、杭、甬等各商店、機關。他說：「這樣一來，《浙江日報》就沒有人要看了。」
作者現任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 英文著作（合著）有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1998) 、Heterodox Thought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art I-II (M.E. Sharpe, 2001),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中文著作有《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台灣聯經，2021），《洗腦：毛澤東和後毛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美國華憶，2023）和《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運動70周年的歷史回顧》（香港田園書屋，2019）等。主編了《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系列、包括《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2002-2021）、《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2010-2021）、《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等四個大型數據庫，分別由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和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出版。曾獲得美國「21世紀國家圖書館員獎」、美國圖書館協會的「學術勇氣獎」、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的「傑出服務獎」等多項獎項。
書名：《毛澤東和「新中國」：延綿不絕的政治運動與其深層的戰爭思維》
作者：宋永毅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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