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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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I | 纪念嘉乐顿珠——台湾儿媳周美里回忆谈
那时对嘉乐顿珠来说，他不再只是"反共斗士"，而更像一名老练而小心的谈判者。他始终坚持一条线：必须保持和北京的沟通渠道，不然西藏问题没有任何解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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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去年嘉乐顿珠先生去世时，我身处白雪环绕的乡间，张雅笛说她看完了《噶伦堡的制面师》决定写一篇文章。洛桑说他听了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对嘉乐顿珠儿媳周美里的采访，也想把录音转成文字发表。我们编辑发布了长文：噶伦堡的制面师走了 —— 回顾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的传奇人生，做完这篇稿件。我们几个都累坏了，不过觉得实在是畅快：一部西藏现代史！这是张雅笛当时的评价。时过境迁，如今，一年过去，曾经与我共笔的作者年轻的张雅笛已经身陷囹圄，见证了图博现代史的沧桑老人也往生一年整了。笔墨和历史风云交错，牵动着时代和我们几个的命运，今天我将去年央广的节目整理成文，让我们从家人的亲密视角回顾这位老人的风云往事。
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噶伦堡小城，是印度与西藏，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交界的边陲要塞，紧邻锡金和大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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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座简朴的小屋里，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常常坐在窗边，望向远方的雪山。周美里在电台访谈里说，这座房子的方向，正好是对着他的故乡图博。在他晚年的二十多年里，他几乎每天都在这里，看着自己再也回不去的故土方向。
他是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出生于青海平安县的一户养马农家，青年时他住在蒋介石的官邸读书，后来力排众议娶了汉人妻子，在历史风云激变的时代，为奔走于台湾，印度，拉萨和美国华府等地为藏民族的未来斡旋谈判。他是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先后代表达赖喇嘛与周恩来，中华民国高层，美国CIA官员，印度军政官员，邓小平，胡耀邦会谈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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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海农家，到南京官邸
嘉乐顿珠出生在1928年的青海塔尔寺附近，出身一个质朴的农家。他后来常对家人说，"我们本来就是农村人"。周美里在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访谈中回忆，达赖喇嘛的母亲德吉才仁有七个孩子，其中就有三位转世仁波切，而嘉乐顿珠是那个"没出家、反而走进政治世界的儿子"。德吉才仁说，他的四儿子被认证为转世灵童达赖喇嘛后，"他们全家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十几岁时，拉萨噶厦政府把嘉乐顿珠送去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他进入政工干校学习。在那是蒋介石主政、"党国合一"的年代，他并不是普通的留学生，而是被安置在蒋介石身边，由蒋家"照顾"。周美里在访谈里特别提到：他接受的不是正规学校教育，而是类似私塾式的家教，蒋介石请老师到家里教他中文和历史。久而久之，他的中文说得极为流利——这门语言，后来成了他在国民党、中共之间辗转游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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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他认识了国民党上将的女儿朱丹，两人陷入爱河，后来成婚。这段婚姻并非政治安排，而是两人自由恋爱，朱丹比他年长，在富裕的国民党官宦家庭长大，却选择跟着这位来自青海的藏族青年，走向一个完全未知的未来。这段婚姻一开始并不被拉萨的家人们祝福，因为朱丹是汉人，而那个时候各方汉人主导的政治势力正虎视眈眈的盯着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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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一年，"被困住"的二哥
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国民党撤退台湾。此时嘉乐顿珠已经看出"红色势力很快会逼近拉萨"，他心中最重要的念头，是赶紧回到拉萨提醒噶厦和贵族们：这一次的政权更迭和以往不一样。
但历史总在细节处改变走向。他打算经香港回中国，却被印度拒发签证，只好绕到马尼拉，再被驻地国民党人员"劝"去台湾。抵台之后，他住在圆山饭店，却发现蒋介石不愿放他离开——对国民党来说，"达赖喇嘛的二哥"是一张极重要的西藏牌，不可能轻易放走。于是，他在台湾被"软禁"了一年。
周美里在访谈里讲到一个细节：有一天，他在圆山饭店的酒吧里，偶然遇见美军顾问团的一名军人，便半开玩笑半绝望地请求对方："请你帮我转告美国国务院或白宫，我必须离开台湾。"这位军人真的把信息上报了。最终，在美国的介入下，蒋介石才勉强同意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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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他本有机会去斯坦福读书，但他对家人坦言，根本不可能安心当个留学生——拉萨的局势、达赖喇嘛的安危、百万藏人的未来，对他来说远比个人前途更重要。于是，他转身投入了另一个方向：印度、秘密联络、国际游说，以及后来那段颇具传奇色彩的CIA合作。
CIA、康巴游击队与1959年的逃亡
1950年代，解放军自康区向西推进，拉萨远远地，却逐渐能感到压力。大量康巴藏人带着武器与不满逃向拉萨和南方，民间自发武装开始组织。后来广为人知的"四水六岗"游击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
周美里在访谈中说，嘉乐顿珠"是最早看清中共的人之一"，他预感达赖喇嘛迟早要被迫离开藏地，因此提前在印度布置所有可能的"后路"：与印度政府建立关系，争取尼赫鲁的接纳；同时通过美国，寻找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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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CIA的合作，就是在这时开始的。嘉乐顿珠协助把康巴游击队员送往关岛与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后者的高原地形与青藏高原相似。训练结束后，这些人带着无线电、资金和部分武器，被空投回西藏，成为地下联络线与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在周美里的叙述里，有一个关键判断：如果没有这些游击队员，1959年达赖喇嘛能否成功脱离拉萨并保护自身安全，是一个未知数。正是这些人在山谷间的掩护、在边界线附近的布点，撑起了那次决定图博现代历史走向的出走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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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段与CIA的合作，也成了他晚年最沉重的阴影之一。他在自传和谈话中坦言，闭上眼时常常看见那些游击队员的脸——有人战死，有人终生无法回乡，有人活着，却始终在"准备牺牲"的状态中度过青春。也因此，他才说出"这一生最痛的决定之一就是那段合作"，并不是否认其历史意义，而是难以面对那一代人为民族自由付出的代价。
冷战转向之后，基辛格访华，中美关系重新布局，北京开口要求"停止支持藏人游击队武装"。美国转身离场，游击队员被迫放下武器。为了让他们接受这个现实，达赖喇嘛亲自录制一盘录音带，让他们逐个听完——周美里说，那些汉子边听边流泪。嘉乐顿珠看着这一切，不可能没有愤怒，但他比谁都清楚，大国博弈里，西藏永远不在牌桌中央。
推开北京的门：香港、邓小平与十年往返
如果说1950年代的嘉乐顿珠，是在暗处调动枪和电台，那么1970年代末的他，则是在另一个意义上"走进敌营"。
文革结束后，他选择住在香港——那时的香港还是英属地，有国民党的旧力量，也有中共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等前哨机构。他知道，若想打开对话，一定要靠近这个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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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他征得达赖喇嘛同意，率代表团赴北京，见到了邓小平。这是1959年流亡之后，藏人方面第一次以正式代表团身份踏入北京。邓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就是在这段接触中提出的。
此后的十多年里，嘉乐顿珠不断往返台湾、北京、内地藏区与海外。他并没有被允许回到拉萨，代表团在接近拉萨外围时，中共因藏人过度热烈的欢迎而紧急叫停，理由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周美里在访谈中说："看上去彼此一直在谈，但最后的结果是 agree to not agree ——好像什么都能谈，却什么都没有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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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是白费的十年。正是这些访问，让境内外藏人重新建立了彼此的联系：家人团聚，消息流通，外界才知道图博三区在那些几十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代表团成员与班禅喇嘛、阿沛·阿旺晋美等在内地担任职务的藏人干部会面，发现"他们对达赖喇嘛的忠诚从未动摇"。那些被外界视为"可能是叛徒"的人，在内部沟通中获得了另一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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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嘉乐顿珠来说，这一阶段，他不再只是"反共斗士"，而更像一名老练而小心的谈判者。他始终坚持一条线：必须保持和北京的沟通渠道，不然西藏问题没有任何解决的可能。
噶伦赤巴、难民自助中心与一位汉人女性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他参与国际布局与对华谈判的同时，他也实实在在承担了流亡政府内部的行政责任。1990年代初，他出任藏人行政中央的噶伦赤巴（后称司政，相当于首席部长），并曾担任安全部部长。在体制内，他是"首相"；在体制外，他则是达赖喇嘛信任的家族代表和政治协调者。
而在另一条线索里，有一个人贯穿了他的流亡人生：他的妻子朱丹，她的藏名叫德吉卓嘎 Dekyi Dolkar（意为：幸福的白度母）
这位汉人女性，国民党将军之女，选择跟随丈夫从南京到印度，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周美里在访谈中转述：中共曾通过嘉乐顿珠向朱丹"递话"，说已经帮她修好祖坟，希望她回去看看——祖坟，是许多中国人最难拒绝的情感召唤。但见证了多年汉藏历史风云起伏的她回答：那个地方已经不再是她的家乡，她这一生都不会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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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留在大吉岭、噶伦堡，创办"藏人难民自助中心"，坚持"自助"而不是单纯接受救济。她推动建立地毯工厂、手工业作坊，让一批批逃出来、一无所有的藏人靠自己的劳动站稳脚跟。周美里说，如今那里人少多老，几乎成了"养老院"，却依然是当地重要的观光点，也是一段流亡史的见证。
嘉乐顿珠和朱丹在噶伦堡自建的家，被藏人称为"塔策尔屋"（Taktser House），既是住所，也是达赖喇嘛出逃后早期落脚之地之一。达赖喇嘛的母亲、妹妹、弟弟，都曾在这里与他们共同生活。可以说，这个家既是"家族的避难所"，也是"流亡政治的临时总部"。
望向故土的制面师
晚年的嘉乐顿珠，表面上"退居幕后"，经营着噶伦堡的制面厂，成了镇上人口中的"做面条的老师傅"。2015年，他与学者石文安（Anne F. Thurston）合作出版了英文回忆录《噶伦堡的制面人：我不为人知的图博奋斗故事》，讲述自己如何在冷战与中国、印度、美国之间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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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美里在电台访谈中说，她曾连续几天与公公一起对这本书逐段讨论。他跟她说，晚年闭上眼睛，常常看到的是那些已经去世的游击队战友的脸，那份愧疚与不安，使得他对于那一段历史的评价，永远带着复杂的心情。
然而，在谈到图博未来时，他又会恢复那种硬朗的语气。他曾对中共官员说："你们要么就把六百万藏人全杀光，要么就会像你们自己说的那句成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周美里的转述里，这句话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冷静的判断：藏人不会消失，对自由与尊严的追求也不会因为高压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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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8日傍晚，这位"制面师"在印度噶伦堡的家中安然离世，享年97岁。第二天，达赖喇嘛在印度主持了为他而设的祈祷法会。有藏人评论说，如果他只是"达赖喇嘛的哥哥"，这场法会未必会由达赖喇嘛亲自主持；真正被纪念的，是他那种"几乎没有私人生活，一生都在为图博奔走"的选择。
周美里在访谈最后提到，达赖喇嘛曾说：希望嘉乐顿珠下辈子还能转生为藏人，继续为藏人的事业奋斗。这句话，听上去像是宗教祝福 ，却也像是一种历史观察：在那个时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通晓藏汉英语，既走过南京官邸又坐过达兰萨拉的行宫，既与美国政客CIA中情局合作又与共产党的邓小平习仲勋对话——西藏近代史许多节点，恐怕会是另一种写法。
作为一个读者，我读完他的故事，再想起那个开头的画面：喜马拉雅山脚下，噶伦堡的小山丘上，一位老人望向北方雪山。窗外，是他这一生离不开却回不去的地方；窗内，是制面机、文件、旧照片，以及从未放下的牵挂。这大概就是嘉乐顿珠：既是西藏政治的操盘者，也是给藏人难民端上一碗热面的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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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转制：洛桑 融合编辑，制图：Ginger Duan
本文借助了Gemini 和perplexity协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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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中国之春 ： 达赖喇嘛二哥嘉乐敦珠其人其事
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原声原文：達賴喇嘛二哥嘉樂敦珠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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