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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2日星期五

蘇暁康:華府北郊憶舊

作者臉書 2026-01-02


忽见羅勝春推特帖子:
「终于收到家喜的信了!2026年第1天!共16页!信的第一页是家喜对大女儿豆豆的生日问候,第二页只有一个字"爱"。我明白家喜想说的是:不要忘记爱!无论在哪里,无论面对什么,无论有多难,只要有爱,我们便拥有一切!2026,愿世界充满爱!愿人人都感受到爱!」
怎能不替她和他们的女儿高兴呢!2024年我嫌東岸寒冬搬離大華府、卻到洛杉磯未遇陽光春色、而是連綿陰雨,犹记那個Christmas Eve ,安排好去維吉尼亞安娜家聚會,我已覺開車到她那個臨河住宅太遠,就約好羅勝春,她住在比較靠近的泰森一帶,我們先開車到她那兒,再坐她的車去維吉尼亞;一路上,我們沒怎麼聊她的老公丁家喜,而是聊她自己,和她兩個女兒,皆優秀讀名校,她自己也在英國公司上班,但是母女皆有病痛,她說她肩膀疼痛找不到原因,傅莉分析可能是精神壓力所致;她原想借這次聚會,好好跟朋友們說說自己的困境,卻一見這些維權律師的妻子們,就把自己的苦水咽回去了。
2024年冬春,我們啟動了西遷大工程,羅勝春不僅來幫我打包,還替我叫來一家搬家公司,一輛集裝箱式大卡車開到樓下,整整295件家具和紙箱,至深夜才裝車完畢,而我的車庫裡還剩下有許多雜物,幸虧她有一個團隊,最後也是由她清理結尾。
一年多後,我才寫出一本《雨煙雪鹽》,其中有些章節,便在回味華府北郊這段生活,以及諸多人事,自然涉及嚴家祺、王軍濤、魏京生等「大牌」,不過也寫了幾位尋常人物,如——

一、手摸盲文念英語
二〇一五年秋我們剛搬到華府,就遇到一個會議,是李恆青跟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VOC)籌備了一年多的「中國論壇」,設計為六四流亡群體(以王丹王軍濤為代表)在華府政治圈重新出山的第一場露頭戲,機緣則是恆清向VOC分析中共強勢壓制香港台灣,乃是在太平洋地區向美國挑戰,VOC 背後是傳統基金會,美國保守勢力的智庫,對奧巴馬和民主黨的親華政策早不耐煩了,雙方一拍即合,決定聯合發出聲音,此際又逢中國「七零九」律師遭遇殘酷打壓,而令他們的代表陳光誠聲譽如日中天,以致VOC決定授予他「杜魯門•雷根獎」,以為會議的一個亮點,吸引關注。
那天我去參加會議,上廁所正碰到光誠進來,洗手時他摸索水龍頭、找擦手紙的動作,皆顯示他一點都看不見,我順手幫他再扶他出門,袁偉靜就等在門外,顯然她不知道我是誰,光誠則根本看不見我。接下來光誠上台發表獲獎感言,竟然說英語,是手摸盲文念的,真不得了!據說他們就住在洛鎮一帶。
二〇二一年底,我們收到邀請去參加陳光誠的生日聚會,才知道他就住在附近約十五分鐘的鄉村,那一代都是宅地巨大但是宅子老舊的社區。
『我們鄰居幾乎見不著,他們也只住一陣子,夏天可能就去別處的宅子住。』
袁偉靜說。光誠老母親也住這裡,八十二歲了。傅莉問老太太,光誠一點都看不見嗎?袁偉靜給他唸書嗎?我直瞪她。老太太說,他五歲發燒眼瞎了,一點光都沒有。
光誠流亡境地仍要為人權、反一胎化而挺身站立,那天他做了英語發言後,又放了一段視頻,然後端出來一個生日蛋糕,人們皆切一片自己去享受,袁偉靜則忙於應酬客人,有人也切一片蛋糕給光誠,我從他背後看到,他兀自一個人端著那片蛋糕還站著,後背和那隻端紙盤的手臂,都在微微顫抖,而無人理會他,我便上去扶著他肩膀說:來,光誠到這邊沙發坐下吃蛋糕,扶他到旁邊一個單人沙發坐下……。

二、晨湖之夢
小城洛鎮(Rockville)一帶中餐館星羅棋布,北邊還有一個蓋城(Gaithersburg),中國超市和餐館也多,我多年都饞滷味,偏又是遠離中國城的一種鄉願,十幾年從鄉下跑來中國城就找滷味買,如今到了跟前,我竟有些放肆起來,常常買了豬肚、口條兩三件,也不叫店家切條,回家放在冰箱裡,每天自己切些絲條,拌以醬油和醋,佐一盅白酒下肚,好生過癮,過癮之後,總要敲打自己一番:如此暴食僅此一回哦!或者弄些鮮魚,比如半扇皖魚,清燉豆腐,頗鮮美,傅莉都吃得滿嘴是刺。後來又發現一家做飲茶的,豆豉排骨、牛百葉、炸餃、韭菜蒸盒,還有我的最愛鮮竹卷,只週末才有。
直到人們見了我都說「發福」了,我才驚醒,褲子的腰身竟也有些穿不上了,體重一百五十磅,居然增加了十磅,照此,我的血糖、血脂等指標皆不合格了,搬來華府五個月放縱狂吃,此便證明,我夢寐以求靠近中國城過晚年,以圖飲食方便,竟是非常不健康的。我開始早起走步,六點鐘出門,半個小時回來,傅莉還沒起床。我們住的這個小區,不似德拉瓦春谷路那個大社區,有上百棟住宅,穿行區內便足以遛彎,這裡要遛出去,我從地圖上尋摸,我們樓後面就有另一個住宅區,穿過樹林就到那邊,幾棟公寓一字兒排開,有一條街直通大路,我順著它就繞回我們自己的社區,等於避開高速公路,穿行兩個社區。
每天穿行到此,漸漸發現它極相似於我們最初到普林斯頓,落腳西溫莎鎮的那個狐狸跑(Fax Run),清晨裡更有一種溫馨卻略帶恍惚的感覺在心頭蕩漾……當年傅莉帶著貝貝,就是來美國這麼一個靜謐的住宅區裡尋著我,開始她的流亡生涯,卻不想下半生再也沒有快樂!三十年了,美國民間的平民生活並無劇烈改變,就像住在這個小區裡的人,大多是單身(或老或少),或者已婚未生育者,都有一輛日本轎車停在門外車道旁,一樓客廳落地窗外,有個小空間放兩張簡易沙發,或二樓便是一個陽台,吊著盆花,大家工作隨時會變更,那時便扔掉一切,拎幾個箱子開車上路了。
我們住宅區北面有個小湖,一座小橋橫跨,從橋上看,湖很小,似乎可以繞湖一圈的,我走過去,見湖旁有一步道就走進去,沿湖邊樹林越走越深,光線越來越暗,我就退回來,其間遇到一隻小鹿,它受到驚嚇,跳到一旁盯著我,起初我還以為是條狗,心想別是條狼吧?而小鹿的眼睛依然溫柔無比。我已經走到湖的另一端,那裡卻是擁塞的湖水,像死水一樣泛著髒綠,也無路可走。
酷暑將盡之際,我想開闢一條晨走新路,走得更遠一點,但要避開高速公路。那幾日晨走慢慢摸索,發現有一大片連棟屋群,那附近晨練跑步的人不少,我便嘗試在那樓群裡找出一條捷徑,穿插過去,後來終於找到,走半個多小時,微微出汗。後來又朝另一個方向走,走出一片林湖環繞之地,遛彎在空寂中,煙無人聲,腦子會浮想翩翩,此刻我忽然想起兒子,他的模樣隨之從腦海裡跳出來,卻一下子跳出來兩個人,一模一樣,我馬上意識到另一個不就是蘇單他哥嗎?也是一個方臉、白淨、陽光小夥子……可是意識到他,就馬上產生「主觀解讀」,他若還活著,在國內也快四十歲了,是一個打工仔嗎?思緒模糊起來,迷迷糊糊又似乎貝貝在說話:爸,我哥找我來了……我知道這是幻覺,此時我已拐進右邊小徑,走在煙無一人的叢林小路上,這小路轉換成三十六年前從省人民醫院出來往北的農村小路,我手裡抱著寶寶的遺體……。

三、「黃門家國史」
二〇一七年夏,開放雜誌編輯蔡詠梅來DC,她先去找黃肖路,黃萬里最小的女兒,也住在這附近,然後要我領她們去拜訪嚴家祺夫婦,於是我領著兩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去跟也是七十多歲的嚴氏夫婦聊天,便可知我們到華府以後的社交圈已是黃昏晚景。
黃肖路一肚子「紅二代」故事,雖然她卻是共產黨的一個受害者,那天她講了一個萬潤南前妻的故事,她說那個劉濤,居然改名叫劉伊博,「衣缽傳人」的意思,直接就稱自己要繼承劉少奇的衣缽,而前國家主席之後裔,其實只剩下王光美這一脈,據說這個後娘最不容的,就是當年在清華貼她父親大字報的前妻之女。
黃肖路是他父親眾多子女中,最積極推動、宣傳黃萬里治河業績與方略的人,比如她就告訴我,一九七〇年她隨父親黃萬里下放鄱陽湖畔的幹校,一日傍晚父女倆大堤散步,感歎眼前鄱陽湖的景色,黃萬里隨口吟誦「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王勃《滕王閣序》的名句寫於西元六七五年,離一九七〇年是一千三百年,卻景色相去不遠,但是僅僅四十年後,今天鄱陽湖幾乎乾枯了。這麼一個細節,讓人知道中國「經濟奇蹟」的破壞力有多大。
這是國家罪錯,人民無可奈何。二〇〇一年國慶日前後,黃肖路來電話跟我談起,李銳致信中央,提到黃萬里曾激憤地對他說:
『如果三峽修成後出了問題,在白帝城山頭上建個廟,如岳王廟前跪三個人,中間一女(錢正英),兩邊各一男(張光鬥、李鵬)!』
李銳亦曾將馬寅初、陳寅恪、黃萬里三人並列,但是我對黃肖路說,從環境危機、中華民族生存根基的角度看去,黃萬里的意義,要在前兩人之上。二○一三年我著《屠龍年代》一書,曾經評價黃萬里如下:
『黃萬里的治黃方略,順乎自然,納水文、人文、環境、科技、經濟、社會於一體,貫通古今,融匯中西。他視黃河為一條「利河」的境界,乃是一九四九年從黃泛區出來的、受洪水之「害」的人們無法企及的。所以,不必迫害黃萬里,他的治河主張也不會被國家採納。這甚至不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是文明程度的差異。
八十年代末,水壩爭議的時代,在中國拉開序幕。八八年,長江三峽大壩的論證,遭到全國政協幾位老資格委員調查後的質疑,戴晴領銜的十幾位首都大報記者,聯合采寫《長江長江》一書也出版了。中國終於自發產生了一場民間「抵制三峽大壩」的運動,黃萬里是靈魂人物。他寫道:
「作者曾在修建長江三峽高壩前後,六次上書中央建議勿修此壩。此壩建成蓄水後將使金沙江與四川盆地下來的河槽中的礫卵石和部分懸沙在重慶沈積下來,形成一水下堆石壩,堵塞重慶港,其壅水將淹沒合川、江津等城鎮、殃成數十萬人民淹斃的慘劇。此壩永不可修。」』
這就是為什麼黃肖路一門心思要寫他們黃家的故事流傳於世,嚴家祺當場為她起了一個書名:《黃門家國史》,真是精彩極了!
二十一世紀初,北京知識界流傳一個「順口溜」:
不聽馬寅初,多生了中國幾億人;
不聽梁思成,拆了一座老北京城;
不聽黃萬里,毀了中國的母親河。

四、王康的巨畫長卷
二〇一四年「六四」二十五週年之際,王丹在那裡搞了一場「倖存者」重聚活動,有一個祭奠儀式,由北明主持,王康忽出現然在DC國會前倒影池旁,他嘴裡喊著「曉康」,見了我卻不認識,也難怪,畢竟三十年了!
王康是劉賓雁特意推薦給我的。大概一九八七年吧,一次劉賓雁忽然叫我去他家,那時他已被鄧小平開除黨籍,還威脅要「法辦」(投進監獄),可把我們一幫「自由化分子」急壞了,四處尋求律師的幫助,那個節骨眼上,賓雁只要來電話,我一溜煙跑得極快。那次到了金台路人民日報宿舍,賓雁指指坐在沙發上的一個人,跟我年紀相仿的(尚未蓄鬍),說「他從重慶來,自願來做我的秘書,你們認識認識吧。」他就是王康。
我也從一本一九八八年的日記上,找到十一月三十日記載:
『今晚四川王康(曾做賓雁秘書)來,談得頗投機。』
只有這麽一句,談的什麽也忘了。
王康跟我同年。我們相識蔓延三十年,卻只有頭尾相見,中間的一大塊時間,互不通音訊,因為我在外面,他在裡面。所以能說的交往,也只有兩次,恰又跟兩位時代性人物有關,有點傳奇。
話說那次他來我家聊天之後,我不記得再見過他,因為第二年就發生學潮,旋即屠殺,我從此流亡海外。以後三十年間,王康在裡面做什麽,我不曾聞訊,只聽說他搞了一個關於抗日戰爭的人物長卷,非常轟動,還去台灣展出過。同時也聽說,他在文化界非常活躍。
直到二〇一六年底余英時教授榮獲克魯格獎,鄭義北明張羅一件事情,即中國學社同仁要送余先生一件賀禮,最後由王康在國內設計、製作,竟是一件銀盾,高十七公分、寬十公分、厚一公分,配裝在漢磚基座上。所以我再跟王康相遇,又是因為余先生的緣故,雖然這第二次相遇,我們沒有謀面。後來他出現在華盛頓國會倒影池旁,續留起了鬍鬚。
兩年後,我偶遇從北京來的周孝正,他說暫時住在王康那裡,並且告訴我,王康最近查出癌症,剛手術過,「人瘦得只剩幾十斤」。我於是開車帶上孝正去看王康,他已一頭白發,鬍鬚也是白的。
他說他正構思一幅巨畫,以《共產黨宣言》,加上十月革命一百年為題,叫著「審判馬克思」,畫面構圖,分為被告、法官、陪審、受難等八大群,說著又領我到地下室他的畫室去看草圖,齊牆高的白紙上已經畫滿人物,惟妙惟肖,這令我想起他的抗戰長卷。
我忽然對他說,你應該參考巨幅西洋油畫的構圖思路,如教堂壁畫,引入一點宗教意味,可能會多一點全球性、宇宙性。王康一向迷戀俄羅斯,而俄羅斯繪畫、音樂、小說中蘊含的宗教性,極為深沉,構成了所謂「俄羅斯悲愴」,說不定他的「長卷」意識,正是來自俄羅斯呢?
我又順便向王康談起患癌去世的傅偉勳教授,他確診後傾註全副心思著述一本「死亡學」——《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獲得一種生死洞穿,坦然面對離世的大哉問。我在心裡祝願,王康若能忘情地投入他的第二幅長卷,或能戰勝癌症。王康一生被某種精神所困擾與激勵,那是一種屬於八十年代中國文人的特徵,來自生命力的躁動,成就了他。
二〇二〇年春,我聽到一個消息,說王康疼痛劇烈,必須服杜冷丁,我心裡悲切,畢竟他是一個三十年前的老朋友,且由劉賓雁推薦給我,因驟發「六四」而未能相知相交,也不清楚後來他在國內折騰什麼,但這是一個澎湃的川人,總想做大事……我主動聯絡北明鄭義,建議搞一個紀念網站,在光傳媒平台上發布王康病情通報,後來網站由楊子立設計出來,申請網址費用一百六十美元,我寄了一張支票去。
王康走後,圈內有些議論,我只照錄,大致四點:
1、他的浩氣長流畫卷,一則是在薄熙來主政重慶時期的產物,他有薄的「文化弄臣」之嫌;二則乃「大一統」主題,後去台灣統戰,連戰為止月台,美學趣味上此件有張藝謀式集權特色;
2、他另一魅力是講「俄羅斯十二月黨人妻子」,擴展成俄國史、列寧主義、共產主義,但是欣賞列寧、自詡列寧化身並自我入戲,其實不懂俄羅斯、列寧民粹主義源頭,乃車爾尼雪夫斯基,一大邪惡,跟十二月黨人無關;
3、「抗戰主題」突出蔣介石,與四九後一代人的文革與毛澤東迷思一脈相承;
4、臨終前炒作,刷「存在感」,一信主二入籍,卻毫無「臨終」意識,榨取現世最後一點價值……
作為故舊,我對王康亡歿,留下兩個存疑:一是他當年在國內正當紅,突然拋閃家國出來流亡,有悖情理;二是,他罹患癌症,治療過程成謎,前列腺癌如今在美國亦非絕症,治癒或存活者大有人在,為什麼偏偏他死了?
我在網上看到他前妻的質疑。記得有一日我去探望王康,進去那屋子有一婦人正忙碌,卻一見我便很豪爽地說:
『我是他老婆,咱們是一家子,我也姓蘇……。』
她就是蘇敏,一個俄羅斯專家。她致信「王康先生治喪委員會」,以合法妻子身分索要王康的死亡證明、遺囑全文,並提出幾點質疑:
1、二○一七年我退休到美國照顧做了前列腺癌切除手術的王康。我照王康要求買三個月後的往返機票。三個月後,北明在王康六十九歲生日吃飯時問我離開美國時間,我說不確定。我給王康說,我已經可以買菜、買藥、帶你到醫院看病,我可以辦政治移民國內什麼都不要,留下來照顧你。元旦後,鄭義北明接王康哥哥、姪女到我家,脅迫我回國。我把王康交給哥哥離開美國。
2、回國後,王康微信說要與我離婚,並要求不要再聯繫他。還把我的衣物寄到重慶。後因王康臥床不起我再赴美。第二次在美期間,王康說他在兩個女人之間受氣,我不能在美國,必須回國。我們不離婚。他天天催我回國。十日後,機場扣押行李送到,我離開弗基尼亞到馬里蘭、新澤西,再回國。回國後,收到美國法院離婚文書,王康要求我簽字後去美領事館公證後寄給律師
3、後因王康提出停辦而中止。現王康去世,我還是他法律上的合法妻子,因此提出索要死亡證明、遺囑全文。

五、她「逃出虎口」了嗎?
二〇一六年「六四」之夜,全美學自聯在華盛頓中國使館前舉辦紀念活動,我在德拉瓦離群索居十五年,遷來華府才半年,第一次參加這種聚會,像一個出土的老骨董似的,不斷被年青一代擁住握手、照相,弄得滿頭是汗。
其實此夜我來,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想跟郭飛雄的太太張青說幾句話,那幾句話也是李曉蓉要我轉達的:「郭飛雄在獄中要有活下來的信念,不要求死。」我見到張青說了這些話之後,又跟她講了曹勝利的慘劇:不甘受辱,以死相拼,雖然壯烈,猶可惋惜。
我也跟她的一兒一女說了幾句話,女兒說她已經上了休士頓的德州大學;兒子說他還在念高一,這孩子看上去疲憊已極,話都說不出來。
看這孤兒寡母,我又想起一個艱難的悖論:國內志士們捨身食虎,可是他們有權利也把妻兒老小送進虎口嗎?也許有人說,他們不是逃離虎口了嗎?
是的,我也聽說張青和一雙兒女,被傅希求牧師救出中國,落腳德州米德蘭,後來高耀潔醫生跟我講,她也曾在米德蘭跟張青相遇。
張青來美國七年,就在德州讀了一個會計碩士,還想繼續讀博士,後來她打電話給我,說想搬到大華府這邊來生活,好就進跑國會營救老公,要我幫她打聽租房的事情,我在華府這邊四下問問,得到的一個印象是,無人願意管閒事,也勸我別管。然而張青還是搬過來了,日後常見她帶著兒子來我們沙龍。
她沒有再找過我辦任何事情,我也不知道她跟兒子是怎麼生活的。
多年後我獲知張青罹患癌症,竟然是在郭飛雄的一個電話裡——不久前他忽然從中國打來電話給我,說他妻子得了絕症,要在蒙哥馬利郡一帶的醫院手術、化療,托我幫助找找便宜的房子,他也盡快趕來。
但是他被卡在國內不放行,楊子立給張青錄了一段形同臨終之言的視頻。
我還記得我特意找張青給郭飛雄捎的話:『在獄中要有活下來的信念,不要求死。』
這些話對臨終的張青還有意義嗎?
她沒在「獄中」、她在拼命求生,但是她離死只差一步了。
不久有她一個追思禮拜,楊子立發給我殯儀館的地址,我就去了。
我注意到,楊天嬌的追述懷念,一直說「我們這個單親家庭」,也稱她媽媽是一個「單親母親」。我知道她是故意要這麼強調,而令不少人覺得耳刺,但是我認為她說得沒錯,她在美國受主流社會的價值影響,界定他們母子三人組成的,標準是一個單親家庭。這裡當然也挑戰了一些觀念,比如家庭價值與革命價值(民主價值)的衝突,孰者為重?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革命價值」去說服郭飛雄的子女出讓「家庭價值」?讓他們接受父親長期缺席是合理的?張青據說是接受的,然而我們永遠不知道她的死不瞑目,含義是什麼。她這麼剛強的一個女人,竟然活活熬死,這難道僅僅是政治因素?
我默默坐在現場,心裡還想著另一個問題:張青那麼苦熬,而流亡社區對她是「敬而遠之」,說她「強悍」、「只索取不感恩」,流亡社區是一種什麼文化?當天下午也在網上看到楊子立貼出的墓葬照片和他寫下的一段話:
『隨著蓋板落下,張青永遠長眠於美國馬里蘭州Olney的這塊公墓。此刻她望眼欲穿也沒能來美國看她的丈夫郭飛雄再次被共產黨投入監獄,理由僅僅是給中國政府領導人寫信公開要求探望病危的妻子而觸犯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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