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偵訊鬥爭
老特務編造的叛徒形象
文告的起草
所謂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告全省中共黨員書〉
五月卅一日的「懺悔」廣播
革命者與叛徒
偵訊筆錄
老劉：當局要我們發表文告一事，經我考慮認為必要。不過因我頭昏不能執筆，請你起草，由我們四人共同負責。
蔡孝乾（一九五○年五月一日）
長久以來，關於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以後的遭遇有種種無法核實或錯誤的傳說。例如，主張「台獨」而坐過牢的謝聰敏〈台灣抵抗運動與華人世界〉，說他受盡酷刑，特務甚至割開他的腿部，撒上食鹽逼供。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李宣鋒、魏永竹〈當事人蔡孝乾家屬馬雯鵑暨蔡艾安訪談記錄〉說，蔡孝乾被捕後，「其妻及內弟等人乃及時輾轉潛返中國大陸」 。再者，至今流傳最廣，乃至於「蓋棺定論」的說法是：蔡孝乾在情治人員的威逼利誘下變節投降，將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和盤托出，出賣同志而苟活。
●老特務編造的叛徒形象
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以後的具體說法，只有老特務谷正文晚年口述編造的所謂「台共四大頭目獄中互鬥逼瘋老大蔡孝乾」的情節。儘管它所述的日期「民國三十九年三月底」，是一以貫之地錯誤到底，但在沒有其他一手材料的限制下，我們還是暫且耐著性子，通過閱讀老特務吹噓的一面之詞，試著想像進入蔡孝乾被捕以後必然要面對的嚴酷的刑訊的鬥爭現場吧。
谷正文：蔡孝乾、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這四位台共組織的領導人物均已落網。不論是毛人鳳也好，是彭孟緝也罷，甚至是我的同僚、部屬等等，都在期待著這些台共幹部遭槍決，然後掃蕩棋盤上所有的棋子。但我向毛人鳳表明，留著這些無害的棋子，等著它們慢慢發霉，再下手也不遲。毛人鳳自然明白我的用意。得到老先生〔蔣介石〕的首肯之後，我著手策畫四大頭目自新。不過，由於此次對象特殊，在執行上，我遇到了較多的困難，也費了較多的心思。因此，蔡孝乾、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在「南開大學」進修的時間就要長得多了。
保密局看守所位於延平南路，當時社會大眾多以「南開大學」謔稱（沒收辜家延平北路的「高砂鐵工廠」改建的看守所則有一個「北洋大學」的渾名）。南開大學在日據時代原是犯罪之日本軍官接受悔過處分之用，建築可說十分考究，寸餘厚的檜木地板，配上工整的磚砌厚牆，除卻隔間狹隘不說，與當時社會的居住環境相比，可謂水準之上，所以四大頭目在居住環境上，大約沒什麼怨言。在生活方面，我也盡量給他們最大的優待，除了正常的伙食之外，每天另有五元的餐費。……
這四個台共靈魂人物，萬萬想不到，國民黨特務會以共產黨的鬥爭手法來讓他們互相鬥爭。記得那個中午，我將他們四個人集合起來，叫了幾道酒菜，說是請他們吃飯。「你們承不承認失敗？」我在開場白就說，氣氛頓時陷入了更深的膠著。在沉寂了許久之後，我已經不記得是誰先承認失敗，不過，在當時我一見有人點頭，便接著說：「我們勝利並不是因為人員比你們多，比你們強。但是，你們還是失敗了。共產黨不是最喜歡檢討嗎？我們現在就來檢討檢討。」之後又是一陣死寂。不久，陳澤民首先發言：「我們的失敗都是蔡孝乾你一個人造成的！回台灣之前，你從未交代自己的老台共身分。但到處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員，根本沒有辦法發展新關係。」
「這不能怨我，是上級指派我。」蔡孝乾急著辯解。
「是上級指派你。但你也沒交代！」張志忠指著蔡孝乾拍桌大罵：「今天我們要是被槍斃了，全是你害的。」當然，張志忠還一一數落了蔡孝乾如何誘姦十四歲的小姨子，如何侵吞一萬美金的經費，如何四處炫耀其共黨負責人的身分，以及生活是如何地糜爛，天天在波麗露西餐廳（位於民生東路，是當時最有名、最時髦的西餐廳）吃早點，在山水亭（位於延平北路，為著名餐館）吃飯，在永樂町看戲……
其實今天的「公開」鬥爭，早在民國三十六年〔應該是一九四八年〕間，香港舉行的台灣工作檢討會便已揭開了序幕。不過，今天這整個內容仍是大談自己多賣力工作，而老蔡是如何在享受「衣錦還鄉」的快樂。說著說著，甚至有人當場哭了起來。
一餐飯吃下來已過了下午五點，卻沒有人動過筷子。當晚，我就帶著他們四人到西門町逛了一下。洪幼樵的妻子許小姐甚至帶了小孩同行。
之後，我又帶他們出去了幾次，每次總能拉近我與四大頭目的距離，他們也大多能承認錯誤。唯獨張志忠至終不肯接受，甚至在槍決前，仍向我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
老特務的這段敘述依然是既毒辣又有效醜化蔡孝乾及其同志的手法。在沒有任何反證的情況下，他不需要任何證據，僅憑一面之詞，假借陳澤民，尤其是張志忠的「批鬥」，就刻劃塑造了比腐敗的國民黨接收官員還要不堪的貪腐姦淫的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組織領導人蔡孝乾的形象。他甚至刻意抬高其他三人而集中打擊蔡孝乾，說「在我與這些人的交手經驗裡，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滿；而張志忠後來雖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對他的評價卻最高；至於洪幼樵則是一個溫和的書生；而原籍廈門〔東山〕的陳澤民，則給我深刻的好印象。」據此，他又對中共中央當年對台工作的決策做出有當下及未來現實政治作用的歷史評價說：「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於樂觀，以致行跡過於暴露之外，它的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假如當初共產黨派來台灣領導地下活動的人有幾分周恩來或羅榮桓的才氣，那麼，歷史的演變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問題是，首先，陳澤民與省工委的組織關係是在香港會議之後，而張志忠早在日據時期就在閩南地區與被開除黨籍的老台共蔡孝乾（化名楊明山）有過共同的反帝運動經歷，他們怎麼會去批判蔡孝乾「回台灣之前，從未交代自己的老台共身分」呢？難道，進入江西蘇區乃至於經歷過抗戰末期的整風運動之後，中共中央會不知道一九二五年就在上海大學入黨的蔡孝乾曾經參與過殖民地台灣共產黨的組織與運動嗎？
再者，所謂張志忠「一一數落了蔡孝乾如何誘姦十四歲的小姨子」之事。如果確有其事，除非被「誘姦」者自己張揚，第三者是應該不至於會知道的吧。因此，在解密的一九五○年五月一日《馬雯鵑供述筆錄摘要》第十一項，我們就看到了一段詳細敘述時年十六歲的馬雯鵑被二姊夫蔡孝乾「誘姦」的筆錄。儘管文字有如色情小說般不堪入目，但是為了理解撲朔迷離的歷史實情，我們還是不得不原文照錄：
我二姐在台時，二姐夫對我沒有褻瀆的行為。我二姐走後，二姐夫常利用機會摟抱我，吻我，惟未強迫我實行性交，因我年紀太少。在寧波西路時亦沒有性交的事。卅八年十二月初遷居泉州街後，僅我和二姐夫二人同住。遷居後數日，一天夜裡，他偷偷地跑進我的寢室，我時睡夢方濃，他即睡在我身邊。我醒來時，覺得他很緊的靠著我，並發覺內褲濕潤。我推他，要他到他自己床上去睡。他儘嘻嘻笑不肯走，糾纏了一些時候才離開我的寢室。在泉州街曾強姦我先後五次。第一次他未能將生殖器插入。第二次他帶衛生套，強行將生殖器插入。我覺得很痛楚。以後數次均帶衛生套。我和二姐夫發生肉體關係後，生理即起變化，身體漸胖。惟自卅九年一月八日離泉州街後，我未再和他在一起，故迄今為止，無繼續性交行為。他對我說俟台灣解放後就娶我。我想他是在騙我。我的處女膜是否已破裂，乞由醫官檢查。
白紙黑字，我們不能說它「空口無憑」。但問題是，即便確有其事，她為什麼要交代這些私密之事呢？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卅一日已經被捕的張志忠又怎麼會知道呢？或者應該這樣問，為什麼保密局特務在獲案僅僅四天之後的刑訊要刻意誘導一個未成年的女孩去回答這種與案情無關的私密問題呢？這樣的口供對追查破壞省工委殘存的組織有何必要與助益呢？可以理解，一個剛剛四十出頭的青壯男子與正值青春的妻妹同居一室，不就是特務最好用來詆譭一個革命者的最好的宣傳材料嗎！首先從道德人品上摧毀革命者的形象，從而也就否定了他的政治理想的正當性。因此，難道我們不能懷疑：這份由刑訊者記錄，而且沒有受訊者簽名的「供述筆錄摘要」，可能是刻意虛構的嗎！
就常理而言，當我們隨著蔡孝乾的出生、成長及革命的歷程一步一步地走到這裡時，請問腦袋正常能夠客觀思辨的讀者，你的認識還會允許你這樣無知地輕信老特務的一面之詞嗎？如果依然如此，那麼請問：一個「四處炫耀其共黨負責人的身分」的人，為何要到第二次被捕以後一段時日，保密局上上下下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與身分？有何具體證據說他「侵吞一萬美金的經費」，甚至「誘姦十四歲的小姨子」？還有，即便他天天都待在台北，又為何非要「天天」穿越台北市區，從居住的城南大老遠到城北的波麗露西餐廳、「台灣知識文化界梁山泊」的山水亭台灣料理店，以及大稻埕的永樂町，去「吃早點」「吃飯」「看戲」等等？
谷正文既對中共有「切身的瞭解」，又深諳輿論宣傳之道，也就是今之所謂「認知作戰」，所以，為了在反共的台灣社會博取讀者眼球，賣書賺錢，必然以八卦雜誌特有的行文方式，編造蔡孝乾等台灣共產黨人似是而非的歷史情節，從而以抹黑醜化台灣共產黨人形象的方式，完成一篇「政治正確」的反共文論。反諷的是，他肯定沒能預料到，這些反共政治鬥爭的基本操作，不但不曾在大陸知識界遭到一絲邏輯上的質疑，反而成為包括歷史學界權威學者在內，不經調查研究，人云亦云，隨意塗色，共同建構的「中共叛徒蔡孝乾」的固定形象了。其中，各種網路文章抄襲源頭的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某教授（少將）二○一○年八月二日發表於《學習時報》第七版的〈中共台灣工委為何遭受大破壞〉就據此論斷說：「歷史事實證明，蔡乾從艱苦的延安返台後，因當地有日本經營的基礎而在經濟水準上遠高於大陸，便迷戀於奢華生活，熱衷於聯絡上層工商人士。他原為上海女工的妻子去世後，便同僅十四歲的妻妹同居。錢不夠花便挪用組織經費。進入一九四九年後，蔡乾竟向島內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分以索要贊助，並聲稱若給錢則解放後必予關照，似這般張揚遲早會被敵特發現。他的被捕雖出於偶然，然而歷史的偶然性恰恰寓於必然性之中。」
實事求是。第一，蔡孝乾返台以後的社會身分偽裝就是商人，即便「熱衷於聯絡上層工商人士」，應該也是統戰工作的必需，但他究竟熱衷於聯絡了哪些上層呢？第二，他的妻子馬惠玲於一九四九年四月離台返滬，一直到幾年前都還活得好好的。在大陸，相關的證人也多的是，而且有合照為證。第三，他「同僅十四歲的妻妹同居」，確是事實。但應該也是地下工作的保護。如前所述，他們本就是同居的家人，而且同居者還有為他們做家事的曾來發的妹妹曾翠綠。到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或十二月初）遷居泉州街，則化名「鄧昌華和鄧莉」，以兄妹名義申報戶口。一九五○年元月八日，曾翠綠通報曾來發失蹤，蔡孝乾隨即安排馬雯鵑暫住表姊宿舍。兩人從此不再「同居」。然而，這樣的「同居」歷史，後來就經由保密局特務刻意編造，從而變成大陸網絡輿論眾口一辭「姘居」、「誘姦」小姨子的「蔡孝乾」了。第四，說他「錢不夠花便挪用組織經費」，既沒有具體內容說怎麼不夠花，也無具體根據說挪用了多少組織經費，花在什麼地方。第五，說他向一些富人炫耀索費並作政治交易之事，同樣也沒有指出是哪些富人？更沒有出處根據。
我無意，更沒有必要，替蔡孝乾作任何個人的辯護，只是，面對這樣無須調查研究與論證即可隨意論斷歷史的文風，實在不知該說什麼了。而堅決反共的老特務地下有知，真要笑掉他自認「無恥」的大牙了。
●文告的起草
現在，在當事人沒有留下文字或口述史料的情況下，我們只有從可見的當年有關單位的官方文書，試著去認識或還原盡可能接近事實的歷史了。而台北檔案局近幾年解密開放的「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文、案卷整編單」案名「蔡孝乾(4)」，寫在裁切過的十五頁十行紙或便條上的蔡孝乾四人的簡要對話，讓我們可以從側面設想：經過可以理解卻很難想像的嚴酷刑求之後，在保密局羈押的蔡孝乾等人的身心狀態。
五月一日，蔡孝乾傳給化名老劉的洪幼樵一張便條，內云：當局要他們「發表文告一事」，經他「考慮認為必要」。不過，因他「頭昏不能執筆」，所以請洪幼樵起草，由他們「四人共同負責」。他同時另用一張十行紙，寫了包括三大部分的要點：「〈一〉文告內容：一、省工委到台灣建立工作的經過情形，從蘇北到台灣。二、到台灣後開闢工作的經過：接收舊台共的一些關係，與各自找職業以取得立足—至二二八事件。三、二二八事變到香港會議。四、香港會議後到基中事件（即光明報事件）。五、由基中事件到高雄組織的破壞，以至省工委全體負責人的被捕，以及台中、新竹、台北地方組織的遭受破壞。〈二〉檢討：一、對於客觀環境的分析。二、對於自己方面政策的檢討及組織上工作上的檢討。三、對當局的政策的檢討。〈三〉宣告省工委及全省黨組織的解散：一、說明理由。二、號召地方黨員向當局自首。」
據此，可以確知，從四月廿七日在嘉義竹崎被捕，不到四天，經歷了外人無法想像的嚴酷刑訊之後，不管基於內心的何種想法，作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的蔡孝乾，決定公開發表轉向聲明了。
「要我起草文稿，所列要點極為抽象，手頭沒有資料，無法執筆，」二月十六日被捕的老劉，也就是洪幼樵，回覆蔡孝乾說，「請將下列未能明瞭之點告知：1. 請將省工委到台灣建立工作的經過情形。2. 接收舊台共一些關係之情形。3. 基中事件之經過。4. 對於客觀環境的分析。5. 你被捕之經過，與台北地方組織遭破壞的情形。6. 黨解散的理由。7. 客觀環境的分析。」
作者1960年生於台灣苗栗。1983年開始發表短篇小說。1987年加入陳映真先生創辦的《人間》雜誌報告文學隊伍，展開迄今仍在進行的台灣民眾史調查、研究與寫作，是最早揭露與研究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作家。曾任創造出版社《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臺灣社會運動史》中譯版主編，時報出版公司「臺灣民眾史」叢書特約主編，TVBS《臺灣思想起》電視節目製作人，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東華大學駐校作家，北大人文基金高級訪問學者，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資深訪問學者，河南信陽師範學院榮譽教授，上海華東師大傳播學院駐校記者、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駐校作家。現任辜金良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出版著作包括小說創作：《旅行者》、《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藤纏樹》、《臺北戀人》。紀實文學：《沉屍‧流亡‧二二八》、《消逝在228迷霧中的王添灯》、《尋找228失蹤的宋斐如》、《幌馬車之歌》、《幌馬車之歌續曲》、《臺灣好女人》、《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愛情像滿天的流星雨》、《壁──尋找臺灣新劇運動的旗手簡國賢與宋非我》、《紅色客家人》、《紅色客家庄》、《消失的臺灣醫界良心》、《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尋魂》、《日據時期臺灣學生運動》、《天未亮──追憶1949四六事件（師院部分）》、《麥浪歌詠隊──追憶1949四六事件（台大部分）》、《臺灣學運報告（1945-1949）》、《老紅帽》、《尋找祖國三千里》、《共產青年李登輝》、《台共黨人的悲歌》。雜文：《白色恐怖》、《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戰風車──一個作家的選戰日記》、《你是什麼派》、《我是蔡孝乾》。
書名：《我是蔡孝乾》
作者：藍博州
出版社：印刻
出版時間：202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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