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尚嘉
王云五，民国名人，名学者。
民国时期的名人名学者几乎都是留学生，起码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王云五却是自学成才的。他可不是像后世有些自学成才的"名学者"那样腹中空空，无系统科学的基础知识，靠一二句博人眼球的话的人。他发明了四角号码并以此方法主编了字典，为近百年来数亿学习汉语的人提供了方便，一直到今天的电脑汉字输入仍有四角号码输入法。他著作等身，是名副其实的名学者。
他还是个实干家，很能办事。清自鸦片战争尤其是剿灭太平天国以后，社会上官场上知识界讲究办事能力，而不再崇尚清谈、读死书。而且越到后面越重视，到了清亡民初之时，社会上均以办实事能力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
王云五任商务书局主持人二十余年，商务是中国三大现代出版企业之一（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是其他两家）。1932年一二八事件，日军轰炸上海闸北，炸毁商务书局的主要生产设备。一时市面上均以为，商务从此将一蹶不振。王云五却在一年多以后，主持商务书局全部恢复原来业务，而且逐年扩大。至今无论在大陆或是台湾，商务仍然闻名遐迩。
王云五正是在商务的二十多年里声名鹊起的。
王云五在商务主持出版了《万有文库》及许多中外名著，滋养了几代中国人。
可见，王云五的学养和品味都是很高的。
出名之后，王云五还从政两年，出任过行政院副院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他在财长任上主持。推行金圆券三个月，给人印象最为深刻——无法不令人印象不深刻——因为三个月崩溃的金圆券平白无故的刮走了小民百姓辛苦攒下的可怜的全部储蓄。金圆券，拿当时的《观察》杂志中写的就是"一场烂污"。
王云五六十四岁1952年（他活到1979年）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短短280页，只用70页写他的自学经历和心得，却用四分之三的篇幅写他两年从政的经历，尤其着重落笔金圆券那三个月。其辩白自己及开脱责任的意图十分明显。
的确，1947-48年中国的币制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了。王云五回忆，自己主持下的币制改革方案如何尽可能的完善，如何顾到各个方面，如何注重细节，尤其小心翼翼的保密。因为从货币政策的重大变动需要谨慎，从国民政府以前货币政策变动泄密而造成的腐败、造成的市场激烈动荡，那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王云五详细的解释推行币制改革的做法，尽量能够达到市场平衡，维持市场的秩序与稳定，他在回忆录中列出了金圆券发行的详细条列和细则。并且再三强调，金圆券推出一个月里，市面大为改观，物价稳定，抗战以来的一再通胀总算制止了。
一个月以后，他不得不出国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会，因为那一届是中国第一次担任重要国际组织的主席国，作为中国的财政部长王云五必须去参加并主持大会。而一个月以后王云五回国，市面大坏，王云五虽然想尽一切办法，从市场经济控制行为到毫不姑息部下有意或无意泄露机密……然彼时金圆券的垮台已经无法挽回。三个月的金圆券"烂污"匆匆结束。
从字面上看，推出币制改革推出金圆券似也符合市场法则，也算得上公平，但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这不是"事后诸葛恪"，前面已有宋子文的教训。
抗战时期财政货币政策勉为其难
抗战时期，东部富庶地区沦陷，也就是国家财政收入大大缩减，但战时支出却大大增加。
抗战时中国的财政货币毕竟还得靠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地区的经济支撑，经济总量严重萎缩，开支庞大，完全按照抗战前大致自由经济市场规则来，恐怕是难于维持下去的。因为中国当时还是个农业国家，农村社会基本上是自然经济。
外援极少，苏英給的少，就是直到现在还在讲述的二战时美国对华如何慷慨援助也是杯水车薪。美国参战于1941年年底，中国战时经济已经犹如老牛拖破车，随时可能崩溃。并且，美国对华的援助远小于中国在对日战场上作出的贡献对美国的帮助。当然，美国对华的援助对中国抗战政府的财政货币市场心理起了稳定的作用，从而也稳定了中国市场。
国民政府中不乏品质高尚的大员与怀抱同仇敌忾的廉吏，但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不高，贪腐时有发生。
上述一切，足以使连续多年节节败退、富庶东部全部沦丧的中国财政货币崩溃，可是中国财政货币在八年抗战时始终崩而不溃。
国民政府在抗战最困难时推出的"田赋征实"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田赋征实把农田货币税变成实物税征收，表面上看去是把农业农村的财政收入退出了货币流通，好像是违背了市场法则，实际上却是夯实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为国家货币稳定出了大力。
八年抗战终于惨胜。如果一切顺利，中国必定从此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当年国际经济界人士预测，亚洲快速崛起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和泰国。谁也没有想到后来实际上是日本和韩国迅速崛起。更没有想到，中国大陆从那时还是世界上一个中等发展和中等人均生活水平的国家，在二三十年时间里跌到了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中倒数几个。
日本战败，日本留下了位居当时世界工业第六强的伪满洲国。伪满主要是重工业，日本战败以后伪满的重工业便失去了产业链的下游。然而中国东部的轻纺工业以及大批复员的厂商正是满洲重工业的下游。如此良性魂环，中国的财政。货币的稳定，以及根本的经济不快速发展都难。
可是，苏联在日本投降前一个星期参战，就决定了满洲-东北不复归中国合法政府所有的命运。即使东北遭受苏联红军严重破坏和劫收，满洲的工业基础还是大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总和。这也是中共解放军之后能够短短三年夺取全国江山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基础。
既然东北不归政府所有，那么日本投降后在东部沦陷区仍有不少资产，政府在沦陷区光复之后，国家的财政收入；理应有很大的改善，国家法币的基础也能得到大大增强。事实上也是如此，就是在政府接收大员普遍贪腐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情况比抗战时期好得多。
宋子文教条式财政货币政策
此时，正是宋子文出掌行政院和财长，他决定推行国家法定货币自由兑换，法币汇率直接与美元和黄金牌价挂钩。
宋子文，美国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博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美国求学。当时美国的高教经济学课程基本上都是以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为主，奥派济学理论课程在整个西方高校中基本是不存在的。
宋子文抛售国家储备的外币、黄金来平衡国家财政来稳定国家法定货币。那是符合古典的传统的市场经济法则。可是，这样一来，整个国家流通的货币怎么把基本上是自然经济状态的农村纳入其中？要知道中国那时还是个农业国，那些不多的现代工商企业在乱哄哄的胜利初期还没有完成复员工作。且国内政治局势并不乐观。于是严重的通胀势成必然、顺便说一下，宋子文学得的古典市场自由经济学说，都是认为价值由劳动创造的，而不是奥派经济学说认为价值是由各方交易博弈中产生的。当时中国没几个人听说过奥派经济学说。所以这是为社会心理倾向中共提供了价值基础。
王云五及当时的央行总裁俞鸿钧及行政院长翁文灏都不是不学无术之辈。他们在面对的局势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内战已经开打，军费开销庞大，而乱局之中包括官营企业的现代工商企业复员与正常经营迟迟不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货币日益变毛……，货币体制似不得不改。
乱局中货币政策岂能大动？
王云五们设计的一套改制方案，根据王云五在回忆录里罗列出的大量关于金圆券条例、规则和办法以及他的说明，他们注意到了许多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应该清楚这一套办法只能以强硬的行政手段才能展开。他们应该知道，民国社会的经济毕竟是自由市场经济，社会资源并不全部掌握在政府手里，长期依靠行政手段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他们希望的。他们只是冀图稳定一时的货币，从而稳定经济正常秩序。
然而，推出金圆券办法的时机比宋子文自由兑换时机更加糟糕。内战越打越大，且国军形势不妙。1948年8月前，数十万国军精锐在东北动弹不得，华北战场同样丧失了战略主动，中原战场风声鹤唳。此时此刻币制改革，一时成功了对刻不容缓的军事形势不见得有多大帮助，而一旦失败对前线官兵的士气是致命的。如此大的风险，他们也敢推行这个只能救一时的币制改革？
王云五之所以说了很多，却老是让读者觉得他没说清楚。或许他不敢说，推行金圆券的主要动力是来自蒋介石蒋经国父子！
蒋经国全力以赴，运用行政力量警察力量再辅之以群众动员力量，可金圆券只稳定了一个月，物价又压不住了。如果此时王云五在国内，可以断定同样不会有办法。因为一个月里，东北败局已显，华北岌岌可危，济南失守预示了中原战场国军的不利。
军事失败沉重的打击了市场的预期，而政府控制区的缩小，从长远来看也是不利经济的。
金圆券事件中，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是个突出现象。几十年过去了，回头看，扬子公司并没有违反市场法则也没有触犯当时民国的法律，但是违反了当时政府发行金圆券时期的政策和规则。作为国民政府权势人物的孔家理应遵守。如果按照当时的政策，蒋经国处决孔令侃，也不是不可以。但即便杀了孔令侃，金圆券也恐怕只能多维持个把月，其崩溃是必然的。
金圆券推行三个月后全面崩溃，此时东北国军已被全歼，华北陷入解放军包围之中，中原战场国军精锐主力已呈败像。政府可能连南方都不保，金圆券岂能不败？
虽然推行金圆券的主要动力和责任在蒋介石，但是王云五作为财政部长，作为蒋的重要财政幕僚在此重要关头怎能设计主持如此重大的变动？在此之际，他应力谏求稳不动，只有局势稳下来了，才能缓慢的变动。稳不下来只能拖。
国民政府在大陆彻底失败，除了中共的武力，还有就是金圆券失去了民众人心，失去了社会秩序。
面对如此失败，王云五不能说出主要责任人，又何必叽里咕噜的自我辩解呢？
2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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