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突中的勝利取決於對兩種「平衡」的掌握，其一是力量的平衡，其二是錯誤的平衡，也就是確保自己不是犯錯最多的一方，避免反過來幫助敵人取勝。
中國共產黨（中共）就是犯下一個極為關鍵、甚至可能是致命的錯誤：與猶太民族為敵。猶太民族今日以以色列國為中心，但在人類歷史上，卻是延續至少三千年的偉大文明之一。
AIPAC訪台 中國網軍發表對抗以色列貼文
請注意，沒有任何以色列領袖曾經公開宣稱，「中國是我們的敵人」。然而，二〇二五年十月廿八日，一名在社群平台X上自稱「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宣傳工作者」的「趙大帥」（Zhao Da Shuai），發表一篇瀏覽量超過十三萬兩千次的貼文，聲稱：「全世界的人民都需要認識到這一點：中國解放台灣是全球反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鬥爭的一部分。」
為什麼這位獲得中共默許、在X平台上竄起成為中共主要心理戰宣傳機器人的「網軍版東京玫瑰」，會將摧毀一個自由的台灣，與扼殺做為以色列代稱的「猶太復國主義」混為一談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既有歷史層面，也有現實背景。趙大帥的貼文，連結到「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在十月廿四日至廿八日間訪問台灣。AIPAC是華盛頓最具影響力的遊說團體之一，這是該組織首次組團訪台，訪團規模逾兩百人。
中共與以色列之間的政治對抗，以及近期的間接性實體衝突，其實早已醞釀多時，正如AIPAC代表團訪問台北的歷程，亦非一蹴而就。如今，這些動向預示著將對台灣、以色列與全世界的自由，帶來決定性的戰略影響。
毛澤東披露摧毀台灣與以色列構想
中共對以色列的敵意始於毛澤東。一九六五年三月，毛動員十萬人迎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首次訪問中國的代表團，並首次提倡建立「泛阿拉伯—巴勒斯坦聯盟」對抗以色列。他說：「你們不只是兩百萬巴勒斯坦人面對以色列，而是一億阿拉伯人。你們應該以此為基礎行動與思考。」
而且，毛澤東在那次接見中，可能還首次披露摧毀台灣與以色列的構想。他說：「帝國主義害怕中國和阿拉伯人。以色列和福爾摩沙（台灣）是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基地……他們為你們創造了以色列，為我們創造了福爾摩沙。」
毛甚至毫不避諱可能付出的血腥代價，聲稱：「我告訴他們，在解放戰爭中不要怕死人……中國在爭取解放的鬥爭中犧牲了兩千萬人。」
江澤民、胡錦濤 續拉攏阿拉伯國家
毛澤東推動泛阿拉伯聯盟對抗以色列的夢想，在他死後並未化為泡影。在後來的中共「一把手」江澤民主政後期，以及後繼的胡錦濤任內，中共仍然持續推動拉攏阿拉伯國家的外交工作。
二〇〇四年，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China-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正式成立；二〇一四年起，該對話機制開始討論納入「一帶一路」倡議，到了二〇二二年更升格為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China-Arab States Summit），於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召開。
在加強對巴勒斯坦建國事業提供政治支持的同時，在此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共也尋求與以色列建立一種對己有利的關係。
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與季辛吉推動美中關係正常化後，華盛頓與北京基於對抗蘇聯的需要，開始討論軍事合作，到了柯林頓政府時期，以色列與中國也發展出重要的軍事採購關係。
中國和以色列的軍事合作，包括以色列航太工業公司（IAI）的「雄獅」（Lavi）戰鬥機技術，被成都飛機工業集團公司用來開發「殲-10」戰機；以色列的「哈比」（Harpy）反雷達無人機，成為人民解放軍現役的「ASN-301」；以色列的「費爾康」（Phalcon）相位陣列雷達技術，則促成陝西飛機工業集團公司研發出「空警-2000」（KJ-2000）空中預警管制機（AWACS）。
費爾康軍售案在柯林頓政府末期與布希政府初期引發嚴重關切，美國反對並出手阻止，而且獲得知名美籍猶太人士支持，例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森塔爾（A. M. Rosenthal），便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七日撰文警告：「向共產中國出售任何軍備，都違反以色列的國家利益，也與其做為民主國家的地位相悖。」
一九九〇年代後期，筆者在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任職期間，從事有關外國技術協助解放軍現代化的研究。當時，我和AIPAC的分析師開會，雙方對以色列向中國提供軍事技術的影響產生分歧。
儘管如此，僅僅一年之後，同一批分析師便認同筆者的擔憂。到了二〇〇〇年代中期，以色列幾乎完全停止對中國的軍售。如今，以色列仍然是全球最具創新能力的尖端軍事科技開發國之一，而這些技術或將使台灣受益。
然而，由於華盛頓對中共的威脅缺乏共識，無法形成嚇阻、甚至終結中共威脅的整合性戰略，包括歐洲等地各自為政的反軍售運動，對遏阻中共積聚超級強權等級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幾乎毫無作用。
中共培養伊斯蘭教士為中東地區代理人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共加速追求毛澤東的另一個夢想—全球霸權。在此背景下，一個更為清晰的對應關係於焉浮現，即中共及其夥伴正日益同步推進「以色列給你們，福爾摩沙給我們。」
隨著中共在阿拉伯國家建立政治、經濟、甚至軍事層面的關係與影響力，北京也不遺餘力地藉由提供飛彈和核武技術，將伊朗的激進伊斯蘭教士獨裁政權，培養成在中東地區的主要代理人。
中國向伊朗提供軍事技術，協助德黑蘭建立龐大的飛彈與無人機生產基地，而中國採購伊朗石油的收益，讓德黑蘭得以發展核武器，豢養加薩走廊的「哈瑪斯」、黎巴嫩南部的「真主黨」，以及葉門的「青年運動」等代理人，從而打造出擁有飛彈武裝的反以色列恐怖主義網絡。
二〇二二年八月，習近平下令解放軍在台灣周邊海空域，發動首次「多兵種聯合戰備警巡和實戰化演練」，以飛彈、空軍和海軍兵力模擬對台封鎖與入侵。大約一年後，中國對哈瑪斯—伊朗聯合陣線的間接支持，促成二〇二三年十月七日那場針對以色列的慘烈戰爭。同一時間，中共對以色列的仇恨宣傳也全面開展。
習近平可能以為，當真主黨、青年運動與伊朗聯手重創、甚至擊敗以色列時，德黑蘭的核武計畫也大功告成，至少在沙烏地阿拉伯領導下的阿拉伯聯盟，將會認可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中東權力政治舞台上的主導力量。
中共可能準備以核武技術做為獎勵，讓沙烏地阿拉伯等阿拉伯世界領袖，以直接或經由巴基斯坦或北韓的間接方式，取得中國的核武器，來促成這種權力轉移。
然而，這正是中共與習近平可能犯下的致命錯誤。正如《舊約‧撒母耳記》（Old Testament Book of Samuel）中大衛戰勝巨人歌利亞的故事，以色列一直是「不對稱作戰」的領先創新者，埃及人曾經在一九六七年得到教訓，敘利亞人也在一九八二年吞下了苦果。
以色列不對稱作戰 如聖經大衛戰勝巨人
而且，以色列一向善於利用自身優勢，在面對威脅時會毫不猶豫地採取行動，從策動蘇聯戰機叛逃，使其成為冷戰時期美軍「假想敵中隊」（Aggressor Squadrons）的一部分，到二〇一八年一月竊取伊朗核計畫檔案，再到展現出非凡能力，能夠在敵對獨裁政權下飽受壓迫的人海中，發掘到可為其所用的積極盟友。
正是最後這項能力，讓以色列得以成功誘使真主黨更換其主要通訊呼叫器與無線電設備，改用內藏微型爆裂物的新機種。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七日，這些裝置被引爆，造成約三千人傷亡（多為受傷），實質癱瘓了真主黨的威脅能力。
同樣地，以色列在二〇二五年六月對伊朗發動為期十二天的戰爭，主要目標是獲得中國協助的伊朗核計畫，但也藉此打擊伊朗的空中戰力，並在許多遭受神權統治壓迫的伊朗人協助下，針對伊朗的政治與軍事領導層發動斬首攻擊。
這場行動為美國總統川普在二〇二五年六月廿二日下令空軍出動B-2轟炸機，空襲伊朗多處核武研發基地掃除障礙，重挫伊朗與中國重塑中東權力秩序的野心。
然而，中共選在以色列呼叫器奇襲行動一週年的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七日，展開報復行動，促成沙烏地阿拉伯與巴基斯坦建立軍事同盟。由於中國數十年來持續向巴基斯坦提供核武與長程飛彈技術，如今甚至可能包括洲際彈道飛彈（ICBM）技術（或經由北韓間接提供），沙巴共同防禦協議，實際上是一個核武聯盟。
因此，雖然台灣賴清德政府與AIPAC可能早在好幾個月前，就開始籌劃這次訪台行程，但AIPAC代表團在中國促成的沙烏地—巴基斯坦核聯盟成形約一個月後抵達台北，在時機上同樣具有象徵意義。
中共企圖摧毀以色列與台灣的野心，根源於毛澤東的教條，以及他企圖藉由摧毀民主國家及其同盟體系，來實現全球霸權的夢想。這項稱霸計畫以台灣為首要目標，如今進一步擴及到摧毀以色列。
中國巨大民怨 星星之火恐揭竿而起
台灣和美國的領導階層是否能夠迅速把握這個契機，善用以色列歷經數十年、付出巨大代價發展而成的不對稱戰略與能力，對中共霸權進行有創意的反制？
而且，中共與習近平是否會意識到，他們長年來不斷壓抑人性的統治，已經孕育出許許多多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軍人，隨時可能駕機叛逃台灣；成千上萬座城市中積壓數十年之久的經濟與人權侵害醜聞，正等著被揭發；數以百計保存中共內部紀錄的大型伺服器，也將成為網路駭客的重要目標。只要一個適當的「星星之火」，無數中國人民就會揭竿而起。
換句話說，這就是中共犯下致命錯誤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作者費學禮為美國智庫「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資深研究員。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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