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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是我在「六四紀念館」的第三講：《歷史的圓圈遊戲：新舊交替出現的雙重性》，結果變成一場漫談，從歷史的迷惑、詭詐、不測走向，談到鄧小平的狡黠、冷酷、功罪；也從李澤厚的基礎支配意識、歷史迷圈、偶然必然，扯到他「告別革命」之餘卻身陷版權折磨，最終將自己的大腦交給西方生命科學去冷凍！
1、歷史玄機
『如果沒有韋石之變或當時的北伐，太平天國革命本可成功。當滿清皇帝的個人權威還是至高無上的時候，倘使光緒是另外一個人，戊戌變法未嘗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凱都短壽早死，辛亥前後的局面恐怕也將很不一樣。然而即使那樣，在有著數千年封建重壓而又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中國大地上，要邁進工業化社會和實現富強，也仍將百折千迴，歷盡艱險，決不會那麼一帆風順，筆直平坦的。所以，太平天國盡可揮戈直下北京，但仍脫不掉農民戰爭歷史規律的制約，而終於沒有全力去打，也正是由這一規律所支配，是眼界狹隘，滿足即得勝利，停滯、腐化、分裂、爭權奪利等等封建的東西必然浮現的結果。譚嗣同不去找袁世凱，袁世凱不去告密，情況確乎將有不同，但改良派軟弱無力，最終只好依靠封建勢力，而封建反動派決不會輕易容許變法改良，在新舊勢力懸殊的關鍵時刻，「有維新之名」的政客、軍閥必然背叛，如此等等……。』
多麼迷人的歷史玄機！大概就是這些文字，誘惑我一九八六年去拜訪李澤厚 。那是他在文革後出版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後記》裡寫的一段文字。八〇代的人，常常並不迷戀思想，而是醉心「歷史的重複」，也即李澤厚一再感慨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圓圈遊戲」。
李澤厚「圓圈遊戲」之說，到今天已經顯得有點老皇曆了，但是習近平不正在從思想上回到毛澤東、從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從經濟上回到大鍋飯嘛，這麼明顯的一個大圓圈，不是被李澤厚又一次預言到了？
在那個時代，我們不是也會這樣問嗎：如果羅斯福派給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不是一個暴躁、尖酸刻薄的人，一九四九年中國或許不會江山變色。一九四七年六月，倘使國軍二十九軍軍長劉勘不是被胡宗南嚴令調開，他就在延安王家灣追上了毛澤東，那麼中國就出不了一個「大救星」了。一九五九年夏天在江西廬山的「美廬」，如果毛澤東那天沒有熬夜，而跟一早來訪的彭德懷見面並懇談，也許「廬山會議」繼續「反冒進」而不是突變為「反右傾」，中國就不會一下子餓死三千六百萬人。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如果不是林立果用那架「三叉戟」載林彪、如果林豆豆沒有向周恩來報告，則林彪也許不會倉皇出逃，那麼後來的鄧小平及其「改革時代」，連同「天安門學運」、「六四屠殺」、「中國盛世」都將一筆勾銷……。
我當然知道，其實李澤厚並不在乎這些「如果」，他只是為了引出他那句思想史的結論：「歷史的必然總是通過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現的」。這是他的所謂必然與偶然的辯證法。這個必然，在黑格爾是「絕對精神」，在馬克思是「客觀歷史規律」；在李澤厚，則指明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就從封建社會進入社會主義。他在稍後出版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又提出中國近現代根本沒有自由主義發展的空間，其緣故都是經濟太落後、社會未發育；總之，「經濟基礎」決定其他。
六四後他的「告別革命」說，令民間輿論大嘩，他辭世後，我倒可以說一點與世俗不同的看法：
——李澤厚選擇終老美國，而不是鄉梓，為什麼人們看不到這別有意味之點？1997年底，當時李泽厚在费城Swarthmore學院訪問，週末一家人过来普林斯頓，我陪他们去看房子，他说他考虑在海外渡晚年的问题，选定要在东岸落脚，觉得普林斯顿比较合适；他有一个很乖的儿子，搞电脑的，可以在这里找工作，陪着父母；他选落脚地是要离火车站近，回中国方便；
——八九學潮中，五月十四日閻明復經戴晴找十一個知識份子去紀念碑下勸學生，是我去拉來李澤厚，事後他跟我說∶「你們都沒影兒了，偌大一個廣場，我怎麼回家呀？沒轍只好找個開摩托的，掏五塊錢給他，載我回家」；
——六四屠殺後我逃到香港，經巴黎轉去普林斯頓，九一年傅莉攜子出國來聚，遞一張字條給我：「救救李公」，那是李澤厚的學生托她捎給我的；我馬上聯絡林毓生教授，因六四前威斯康辛大學已經邀請他來訪問，於是大學有一封教授聯名信遞進白宮，呼籲老布什要北京放行李澤厚，他不久來美，曾在多所大學教書，後靠近兒子定居科羅拉多；
——李澤厚在中國，不僅有美學專論，也有哲學論著，更兼思想史學說，他說「毛澤東的身影覆蓋、支配了整整一代人」，那麼他自己呢？這不是我能論斷的，有待後人論說。
有一次跟林毓生通话，他说鲁迅曾想写「中国四代知识分子」未成，按鲁迅的划分，四代是康梁一代、五四一代﹙胡适﹚、五四学生一代，即傅斯年他们，还有诸如梁漱暝，也包括毛泽东，再下来就是二十年代出生、抗战读大学的那一代，他举例如殷海光﹙金岳霖的学生﹚。他说，四代之下，第五代就该是余英时、李泽厚他们了，第六代即「文革」一代，第七代即「天安门一代」。我说每一代的情形都很复杂，中国从来没有搞清楚过，比如徐志摩，我写了三篇文章﹙王赓、林徽因、赛珍珠﹚才知道其中许多隐晦的细节，要写他，至少得弄清楚两个问题：清末民初江南世家子弟的生活环境，以及中国早期留学生的生活。他说，"你也不要考虑得太多，拖得太久，拣熟悉的写起来"。然而後來我沒寫成中國「七代知識分子」，頗覺辜負於林先生，到寫《雨煙雪鹽》之『墾荒列傳』時，李澤厚已終老美國，而他是標準的「第五代」，總算告慰於林先生。
2、歷史同構
前陣子我講新書《雨煙雪鹽》，有所謂「一本書包涵著环环相套的双重性：第一重：兩大敘述手法、第二重：書寫的循環、第三重：「歷史的重複」，也即李澤厚一再感慨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圓圈遊戲」（習近平不正在從思想上回到毛澤東、從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從經濟上回到大鍋飯嘛）、第四重：歷史事件與人物的兩次出現：老佛爺（西太后）——邓小平；光绪——胡锦涛，近日北京政壇頻傳彭麗媛如何如何，讓人聯想起半個世紀前的那位「文革旗手」，幾年前有分析，說彭有可能走向前台，2018年同時傳言「習只信老婆女兒兩個女人」，這個集權特色，習還真的酷似毛，孤家寡人的時候，再不濟還有老婆嘛，那就是「江青故事」重演，當年江青染指政治，老毛是費了很大勁的，這個故事要重演，便是「歷史同構」了。
杨继绳稱六四屠殺前的中共體制，叫做「邓胡赵体制」、「有名义权力的人没有实际权力，有实际权力的人没有名义权力」，這種解釋，即說「鄧胡趙」這個體制的畸形與錯亂，是不是指出那場屠殺，乃是這個怪胎所為？抑或當初「名義」和「實際」權力一致，便不會有「六四」屠殺？至今習近平嚴酷控制頂層和中央，大權獨攬，難道是接受了「鄧胡趙」體制的教訓？所以中國只能集權？而當初鄧小平啟用胡趙，不是被稱為「改革、放權」嗎？其實，這個體制怪在「垂簾聽政」，連大清末年都因為「垂簾聽政」而滅亡，中共居然沒看見這個慘痛教訓，原因便是「歷史同構」，想躲都躲不開。
紫禁城乾清門西側路北，有個養心殿，著名的「垂簾聽政」遺址。東西兩宮太后坐在皇帝（同治、光緒）後面聽政，中間設置數重紗屏隔開。據說現在還是按當年原樣布置。清朝祖制不准婦人干政，以簾子垂下隔開，表示聽政的太后不在朝廷上，照現在的說法，是「不好意思」。
這個政治遺址被原樣保留下來，或許是某種無意的疏忽，因為現代中國的統治者會不經意地模仿這個樣板，卻未意識到「歷史的恥辱」，雖然也是「不好意思」的。八○年代末期那一幕「垂簾聽政」，在趙紫陽口述實錄《改革歷程》中，有甚為清晰的敘述，他用了「常委之上的婆婆」一詞，非常傳神，至少在年齡和性別上，「婆婆」都跟「太后」近似。
「現代養心殿」，就是鄧府。它在哪裡，早已是不公開的祕密，恨不得全北京老百姓都知道鄧大人住在地安門一帶，是米糧庫胡同的一座「大宅門」，至於幾號，說法紛雜，就不去管它了。這條胡同曾很熱鬧，按民國年間門牌算，一號住過陳垣、傅斯年，三號住過梁思成、林徽音，四號住過胡適，六號是于斌，中國天主教大主教，再往下是一座蒙古王府……說鄧府應是四號的最多，即胡適曾住過的宅子，抗戰時被花卉寫意大師陳半丁買去，園子占地五畝，故以「五畝之園」名之，解放初期陳半丁怕太招人賣掉了，若真是此宅，怎就沒留下點﹁文氣﹂，好抵消些許暴戾？
「垂簾聽政」的決策，便出自鄧府。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交代了全部細節：
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胡耀邦辭職後的臨時守攤「五人小組」（趙薄楊萬胡），在鄧小平家裡開會討論十三大人事問題。鄧小平、陳雲、李先念三個元老不進政治局常委，今後還參不參加決策？鄧與楊、薄二人先密商，要設「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後由薄一波在這次會議上建議趙紫陽：到十三屆一中全會，內部宣布今後重大問題仍要向鄧請示、由鄧拍板。
此即「垂簾聽政」的由來，原來是在鄧府、由元老們自己決定的，趙紫陽只有聽命之份，這位共產黨的總書記，就像晚清乾清門西邊軍機處裡值班的一個章京。他下台後在這本書裡和盤托出細節：「鄧掌舵」是什麼含義？常委不僅要向鄧請教、向他通報，他還可以在家裡召集會議，重大問題可以由他來拍板—這哪裡還叫「垂簾聽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關鍵的一點：這是一個內部規定，不能公開的，一旦公開就會出大事，這到後來被證明了。
以八十年代中国的强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其高层运作也可以归纳为邓小平和赵紫阳二人的互动，前者作为"垂帘听政者"，后者作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动失败，结局便是屠杀。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这一天，成为邓赵关系的分水岭。赵紫阳为了礼遇胡耀邦，也顺应民意，决定葬礼隆重、冠以"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允许群众自发悼念等，这些都触怒了邓小平。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不复存在。鲍彤说："我认为杀心从这个时候起的，决心是那个时候下的。后边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邓小平继续观察或者说在稳定赵紫阳的情绪而已，后面的事情无非是这么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规格酿成邓赵决裂，也成为"六四"事件的起因，这个关键细节，从前无人梳理过，也非常生动地凸显了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党魁个人意志、好恶，便可轻易塑造历史。
为何触怒邓？两点：拂逆皇心，挑战最高权威。邓之不满有两点：第一，胡耀邦是邓小平亲自下令拿掉的，礼遇胡耀邦，就是质疑邓小平，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邓认为赵紫阳和学运都是想为胡耀邦翻案；第二，在邓小平看来，学潮呼吁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这是冲着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来的，而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暧昧，甚至同情学生的诉求，这也是他不能原谅的。这又是对"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一个生动注脚。
邓调兵屠城，就是推翻赵紫陽的军事政变。
邓小平调兵镇压，是为了打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非法军事政变，这个论点，跟通常所说的"调兵是镇压学运"，显然不同，后者认为邓小平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从四月二十八日"失踪"了十四天，很明显跟六月初大规模野战军进攻首都的部署有关，这说明什么呢？"四二五"邓小平定性动乱，等于自己往油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学运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警察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人民胜利"，这一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他只剩下杀人一招。所以在"四二七"之前，以首都为棋盘，学运跟邓小平下棋，游行、对话，你一匹马，我一只炮，下到"四二七"，学生将军了，邓小平恼怒掀了棋桌。
这个视角，是从"民主运动"或社会冲突去看的，但是如果从权力结构去看，邓小平错误定性学运已失足在先，权威折损，如果赵紫阳以对话成功平息学潮，便赢得"党心民心"，无形中挑战了邓的权威，乃是一大忌讳，因此邓小平唯有从镇压学运，升级到打到赵紫阳，才能扳回这一局，所以"军事政变"的论点无疑更可信，而分析权力关系是政治学的本质。
3、歷史風騷
易中天讲过一件事。
17年冬天，他经过一家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看到店门口贴了一张公告，声称李泽厚将应邀做客此地。路过的青年学生看见告示，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易中天听后感叹世事苍凉：想当年，李泽厚是何等了得啊！当年李泽厚的知名度，决不亚于今日之李泽楷；然而今天的大学生，已大多不知李泽厚为何许人也了。不过二十年光景，李泽厚就"过"了"气"，无乃过速乎？
然而，就在前几天，"过气"的李泽厚卻因版权之争"翻红"了。
堪稱八十年代「青年第一書」的《美的歷程》，在台海兩岸皆陷入版權泥潭。
某日李泽厚在公众号"刘悦笛"上发表声明，表示不能承认由某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美的哲学》一书是他的著作，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去网上一搜，某网站正在发售《美的哲学》，简介是：'美学四书'之遗珠，四十年首度重回大陆。销量还不错。
没过多久，李泽厚在声明的评论区补充解释："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图书，均为其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旧作，篇章版权已归属台北三民书局。"
此際李澤厚已蟄伏於科羅拉多。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沙漠城市凤凰城的一座不起眼的设施中，数百具冷冻尸体被保存在低温舱中。
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哪些人把他们的遗体委托给了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
但我们至少知道227位"病人"中的一位：中国哲学家李泽厚。
这位中国最受尊敬的知识分子，為何身後浸泡在冷冻技术的高科技世界中的呢？
1989年民主示威爆发后，李泽厚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据《南华早报》报道，他在2010年透露了"冷冻大脑"的计划。
"过300年或500年后再取出来，"他对《南方人物周刊》说。
"我想证明文化是否会影响大脑，几百年后是否有可能在大脑中找到中国文化的残留。"
这就是李泽厚的积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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