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我们这40多年发展得非常顺利，我们唱《明天会更好》唱了几十年，大家生活在一种和平主义、进步主义乃至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气氛里，没有想到如今遭遇了一个结构调整期。"在最近的一场直播里，政治学学者任剑涛说完这句话，屏幕底下多了几个点赞。
从事政治学研究三十多年，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曾活跃于公共空间。他上电视、写评论，走进书店沙龙，讨论宪政秩序、制度建构，以及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在人们对学术讨论仍有热情的年代里，他以直白、锋利著名，观点时常引发不小的争论。
近几年里，他的音量变小了一些，这场新书直播是为数不多的一次露面。书名叫《混搭的承诺》，因为政治学是人对人的承诺，特别是领袖对群众的承诺。他没有直接讨论现实政治，而是回到历史，梳理观念如何在不同时代产生变奏。
他也试图去讨论一下普通人与政治的关系——只要有三人以上，就会存在权威与服从关系，政治就会发生。"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和读者朋友乃至整个社会提个醒，与其回避政治生活，不如深入政治生活，使我们的政治生活更自觉也更合理。"
近来，许多我们曾被认为稳固的秩序正在松动。从特朗普的胜选，到欧洲中右翼势力的崛起，再回到我们自身，现实变得愈发混沌难解。在采访里，我们探讨了保守主义为何成为全球政治的主旋律、世界的反精英倾向，以及政治理念如何正随着现实变化不断重塑着。任剑涛觉得，我们正经历的这股保守主义浪潮或将持续二三十年，而我们，正站在它的起点。
精英主义信念需要向上流动畅通的社会支撑
界面文化：《混搭的承诺》里，你提出了现代政治常常呈现出多种理念"混搭"的特点。最早写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任剑涛：最初是和"看理想"做一个音频节目，议定的主题是西方政治思想。但是类似的内容其实已经很多了，所以我们双方碰撞了一下，觉得很少有讨论观念与行动的问题。观念是一种沉淀，是长期思想的积累，我们在观念的框架下思考：人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怎样做才算好？我们希望在这本书里，梳理一下现代政治——一个我们日常谈论很多、但真正思考很少的问题。
对中国读者来说，谈到现代政治的观念好像要么是自由民主，要么是革命理念，非此即彼，但现代其实是个复杂的结构。现代政治通常标榜自己具有绝对正确性，提供一揽子承诺，好像按照它的方法来，我们就能得到更美好的生活，但这是错误的。
特朗普就是最典型的把政治观念混搭在一起，人们试图用惯常的政治观念去理解他，但往往发现自己根本摸不清方向——这正是现代政治的复杂性最直观的体现。他不是一个按照二战以来熟悉的政治观念行动的人。只要有利于推行他自己的政策理念，他就觉得可以去实施。
不仅是他，整个世界都在经历政治观念的重新组合。右翼崛起、左翼反弹，民主党组织法官抵抗联邦政府行政指令等等。因此我们特意把书命名为《混搭的承诺》，就是希望能从简单的框架中，看见一幅更为复杂、不那么泾渭分明的图景。
界面文化：你刚才提到了几个特点，比如现代观念的复杂性、政治观念的"混搭"特征，没有单一观念可以解释一切等等。从现代政治观念的角度看，可以怎么理解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政治观念？它是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混搭吗？
任剑涛：保守主义本身具有复杂的谱系。很多人分析特朗普为何跟俄罗斯修好，和两个人的保守主义的呼应有关。但普京的以东正教传统为核心的保守主义，与特朗普的保守主义又存在本质区别。
特朗普由于其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也常常被贴上民粹主义标签。哈佛教授桑德尔最近来北京，他提到"民粹主义"（populism）的翻译并不准确，更恰当的表述应是"平民主义"，这实际上反映了平民阶层对二战后精英主导秩序的反抗。
这种反抗在全球范围内体现得越来越明显。长期来精英以为自己俯瞰于平民，而平民们多年通过奋斗想跻身精英队伍，结果向上流动渠道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多的平民感到失望，精英给我们刻画的人生道路，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走通的。
精英主义信念需要一个和平的、向上流动的社会来支持，一旦上升的路走不通了，这种信念就会崩塌。我们现在说的"内卷"和"躺平"，实际上也是对精英主义的一种消极反抗。比如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留在大学工作，实现了三四十年代精英们为我们刻画的做讲师、副教授，一路上升的职业路径，但现在的青椒从学校毕业，面对的却是"非升即走"四个大字。
当下我们所处的，是保守主义反扑期的开始
界面文化：《混搭的承诺》中你提到，政治理念会随着社会现实的改变发生激活与新生。你觉得当今世界有哪些新的政治观念正在形成？有哪些"旧观念"被重新唤醒呢？
任剑涛： 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保守主义或者说右翼思潮的抬头。比如在欧洲，德国和法国近期的选举结果，特别是德国，显示出了中右翼的力量明显压过了中左翼。这种趋势与美国是相互呼应的，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的一次集体"右转"。
要理解这股潮流，我们需要回看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右转"很大程度上源于此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中左翼理念（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和某些形式的自由主义），未能完全兑现其承诺。人们开始质疑由中左翼主导的战后世界秩序。当前保守主义的回潮，可能是对二战以来长期占主导的中左翼路线的反扑。
界面文化：你提到的由"中左主导的世界秩序"，这具体是指什么？
任剑涛：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力变得很大，尤其在北欧体现得最为充分。它的核心理念是：既反对暴力革命，也反对纯粹放任的资本主义。一方面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努力通过国家干预将社会主义理念中的平等和福利付诸实践，建立福利国家体系。可以说，二战后的几十年，总体上是全球左翼或中左翼势力不断扩大影响、取得胜利的时期。
当然这中间也有过一些右派力量短暂执政的时期，比如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他们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但即便是撒切尔之后，英国政坛很长一段时间也是由偏左的工党主导。
到了90年代，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中左翼内部也出现了调整。比如美国克林顿总统率先提出了"第三条道路"，既强调市场活力，又不放弃社会公平和福利。随后，英国的布莱尔首相也以此作为工党重新执政的理论，当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院长吉登斯还专门著书阐述这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它更加强调需要通过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来获取更多税收，以支撑福利体系，但本质上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延续。可以说在那个时期，福利国家建设仍在高歌猛进。
然而，这种模式内含着一个矛盾：福利支出一旦建立，就具有很强的"刚性"，也就是说增加容易削减难，但问题是国家本身不直接创造财富，它的福利能力依赖于经济带来的税收。一旦经济进入下行周期，高福利模式就难以为继。这时候社会就会对现有政策不满，要求向保守方向调整的呼声就会出现。
当然导致这种政治风向转变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除了福利国家自身的困境，90年代后，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带来了不少冲击（比如产业转移、移民问题等）也刺激了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出现。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政治变化。
界面文化：保守主义的趋势会是一个长期的周期吗？
任剑涛：可能是一个长达二三十年浪潮，我们正处于它的开端。过去几十年，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是主流，但我们现在能清晰地看到民族主义正在反噬它。
这种反噬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比如如贸易保护、反移民，还有文化上的保守。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在美国，特朗普首次内阁会议带着阁员公开祈祷，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强调的政教分离的惯例。
界面文化：为什么你判断时间是二三十年？
任剑涛：公共政策研究里认为，一个大国的政治政策周期，并不是按总统任期算的，而是更长的一段时间。政策调整不像控制一个机器，按开就开，按关就关。要去改变政策，首先需要经历政策回收过程。就像垃圾处理系统一样，从投放到回收、分类再到最终处理，每个环节都需要时间。特朗普即便这次又当选，但他想要完全扭转现有政策也没有那么容易。比如在国际开发署20亿美元合同支付问题上，最高法院5:4的裁决就体现了政策惯性。
新的制度要改变，旧的制度需要先慢慢退场，一下子就退场大家适应不了，社会就会失序，特朗普迅速把政策全部扭转是不太可能的，从他第二个政策周期开始，才真正能够做自己想推行的事物。另外受众了解新政策也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说你华盛顿有政策，住在深山老林的人马上就能知道，对整个社会来说，政策的推广是一个长期动员过程。
传统知识分子迅速丧失了社会影响力
界面文化：在今天政治浪潮里，政治学学者和二十年前，或者说十年前有非常不一样的发声参与方式，你如何看待政治理念研究在公共舆论中的影响力？今天的社会是否还愿意倾听政治学者的声音？
任剑涛：人文社科很依赖发声的渠道，这不仅是中国有变化，全球知识界都有很大变化。过去的传播载体是报纸、杂志、电视，学者在电视上辩论，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我们能看到手机终端带来了自媒体的繁荣，传统知识分子也迅速丧失了社会影响力。
第二个变化发生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比例在下降，声望也在下降，在整个社会里的地位也在慢慢变低。今天知识界一发言，基本上就只代表个人态度。
界面文化：你还提到过普通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你觉得对大多数人，理解政治可以从什么样的思路开始？
任剑涛：在一次访谈中我提到三个点：先要观察，再分析，最后妥协。政治归根结底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主张、观念和价值偏好各不相同，很容易陷入激烈的对抗，好像必须要彻底击垮对方才行，不然未来就会一片黑暗。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观念，实际上是非常传统的政治关。
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告诉我们，意见的分歧往往很大，但无论是什么国家，无论观念如何尖锐对立，最终都要依靠妥协的艺术来找到相处之道，妥协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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