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oYaoTiaoQiang 佛要跳墙 2021年9月
金融是个技术活（下）
如果我们穿越回到100年前的上海滩，想要来中国华尔街——上海，从事一把民族金融业，那基本只有两个选择：票号和钱庄。
票号主要做汇款（那会儿叫做汇兑），以雷家“日升昌”、“乔家大院”为代表的山西晋商，就是吃这碗饭的，他们发放银票，帮朝廷和商户汇钱，然后利用这些沉淀资金搞放贷；
而钱庄则主要做银子和铜钱的转换，后来又做吸储、借贷，算是坐地收息的。
很快，你就会发现，票号比较难做，毕竟一来要全国搞连锁，不花点时间建不起那个汇兑网络；二来要信誉，毕竟这个行业讲究老字号，品牌一时半会儿也累积不起来。
不过开钱庄就相对比较容易了。
按照当年的潮流，搞实业顺便弄几个钱庄放贷算是标配。晚清工商业领域，从杨坊、胡雪岩、盛宣怀，一路到徐润、唐廷枢什么的，凡是大家听到点名头的，几乎各个都兼营或者附股钱庄，就跟现在凡是个互联网公司就想搞个金融牌照搞小额贷款一样。
这个嘛，也不奇怪。还记得买办的主要功能吗？洋商和内地市场的中间人。
以生丝为例，当年国内的生丝生产者大多是小规模作坊，所生产的生丝需要“丝行”统一现金收购后卖给洋行。而丝行的自有资金往往不过万把两，光靠本金，收购量不过二三十包。想要做大，放到现在是去找银行，或者搞民间借贷。在那个年代，就是找钱庄，一般会把本金放到数倍甚至十倍，采购几百包生丝。
买办作为中间人，既熟悉洋行，又了解丝行，有了点本钱自然就会介入这种“资金过桥”的生意。每年春天，钱庄对丝行大量放贷，由丝行向生丝作坊提供“预购款”；到了秋天，新丝开盘，洋行统一收购付款，然后丝行结清钱庄贷款。
你看，上下打通、一本万利，妥妥的供应链金融。
显然，丝行想放大本金，多做生意；钱庄也想玩杠杆，做“超常规发展”。那钱从哪里来呢？
一部分是各凭本事，除了通常的吸储外，各有门道。比如徐润，优势是官商合营，很多钱来自于招商局资本金，公款挪用、靠山吃山；比如胡雪岩，优势是红顶商人，很多钱来自于各地公款存放，所以胡老板大部分时间花在打点关系、搞女人上，也算是努力跑业务了。
一部分是靠票号，这个之前提了，汇兑的资金沉淀可以通过银庄获利，算是同行拆借，“盘活资金”；
剩下的，那就是靠外资银行了。当年的外资行，资本金高者达数百万两，对比本金不过几万两的银庄，实在是庞然大物。何况，洋大人不仅钱多，还很“仗义”，每年提供“拆票”（短期贷款），给上海银庄放款几百万两白银，帮助他们扩大杠杆，5万本金放50万的贷款生意。
于是，民族金融天才们左手是丝行、皮毛商、茶农的生意，右手是票号、外资银行的借贷。1块钱本金赚10块钱的利息，各个盆满钵满。快钱如此过瘾，谁还有兴趣搞夯实业务、维护信誉、改善公司架构、提高流程效率……这种“百年老店”的玩法。
而巴菲特老爷子在几百年后说了，“只有退潮了，才知道谁在裸泳”，道理谁都懂，但杠杆和快钱这种事情，就跟吸毒似的，染上容易戒掉难。1870年之后，上海钱庄的“拆票”金额已经达到300万两以上，信贷行业严重依赖外资银行的短期信贷支持，几近裸奔，而潮水很快就要来了。
1873年5月，丝茶旺季，外资银行突然降低惯常的短期贷款，市场银根吃紧，利率飙升，钱庄开始承压；到了9月份，银行一致行动，突然说必须收回贷款，短短几周内收回全部拆票300万，市场流动性瞬间被吸的干干净净，人造的大潮水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
啥意思呢？行情好的时候，银行给你年息3%去买房，并且鼓励你买个10套；等到经济形势不好，你收入减少的时候，银行说抱歉抱歉，出了新规定，利息临时提到30%爱要不要；于是打工仔破产清算、银行低价回收资产，大家感受一下这一条龙服务的镰刀有多锋利吧。
当年，上海50家以上钱庄现金流断裂，票号、商行总亏损以百万计。外资银行表示不好意思，主要是欧洲经济危机，我们也是在执行总行的政策，下次肯定不这么搞了，至于你们的生意，我就暂时接手了。
1879年5月，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外资行突然收回拆票，短期利率飙升，几十家银庄破产。《申报》评论说，外资银行已经摸到了上海金融市场的规律，当市面银两充足时，年化利率差不多也就是8%左右，可一旦收回拆票，利率可以很快飙升到33%。伴随而来的就是资金链断裂、坏账攀升、银庄倒闭、丝行破产。
道理已经很清晰了，民族金融想不想反抗呢？当然想。不过反抗的方式不是引进技术、学习金融、升级公司结构、累积资本、做长远打算，而是……继续投机。
1881年，商界领袖胡雪岩准备联合丝行、囤积生丝，夺回定价权；两年后，生丝已经囤了15,000包，宁波丝行也加入了价格联盟，一切准备就绪。1883年，东亚寒潮，浙江生丝减产、价格高企，胡雪岩抓住机会在市场扫货，带领价格联盟，一齐向洋行要求抬高丝价。如果放在1863年，这无疑会是一场对外贸易的大胜仗。
然而，胡大人，世界已经变了。1883年的世界里，苏伊士运河已经通行14年，中欧距离缩短到了四分之一；越洋电报已经使用17年，摩斯码能在几分钟内实现欧亚信息传递；茶叶已经在斯里兰卡大量种植；而我们引以为傲的生丝，早就以工厂的方式在意大利、日本、法国大量生产。
当胡雪岩和他的同行们眼光局限在中国，想要囤积居奇来“夺回定价权”的时候，他不知道，定价权不是靠投机，是靠全球信息传递、先进生产技术、高效物流系统和强大金融体系。
年初，消息传来，意大利生丝丰收，上海各大洋行直接电报下单、国际银行授信、汇款，迅速把订单转向意大利；9月，在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的带头推动下，上海各大外资银行停止办理每年惯例的短期贷款“拆票”业务，于是300万两白银被抽离市场，紧逼各地银庄、丝行；10月，清法纠纷升级，战云密布，各地官绅票号开始提取资金以求自保。
需求被转移、短期现金流枯竭、资本被抽走，11月，胡雪岩撑不住，低价卖出所囤生丝、大量亏蚀，市场上迅速传出胡雪岩巨额亏损，即将破产的消息，于是，金融业的噩梦——挤兑开始了。
到12月，胡雪岩阜康钱庄歇业；危机迅速蔓延，招商局总办徐润名下的，上海最大地产公司短期流动性不足，倒闭，几十家往来钱庄被牵连。
这种时候，朝廷是稳定市场、降息、迅速注入流动性吗？当然不是。各地政府迅速出手，封锁有公款往来的银庄，先保住自己的资金安全再说。比如在浙江，阜康钱庄一歇业，官府迅速把有关联业务的二十来家钱庄查封，保住官银。于是市面更加恐慌，挤兑进一步扩大。
到次年底，上海钱庄倒闭68家，宁波13家，镇江45家，扬州17家，破产潮一路从长三角卷到汉口、九江、重庆，数百家商户关门，商业几乎陷入停顿。而同年，汇丰银行的年度汇报是：“今年（1883年）景况令人满意……本行吸收存款和发行钞票都较去年大为提升……”
嗯，同行都死伤一片了，那可不业绩大为提升吗。
教训惨痛吗？惨痛。有卵用吗？没卵用。
1883年金融危机之后，钱庄、商行、政府痛定思痛，然后一致认为是奸商当道，才有今日的危机。胡雪岩、徐润被拖出来吊打一番，然后该干嘛干嘛，之后的十数年里，大清居然都没有自己开一家银行，简直匪夷所思。
当然，大家也别觉得大清拉胯，毕竟100多年后的今天，机场还是摆满了《红顶商人胡雪岩》，粉丝们坚定的认为，他的倒台主要是因为介入了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政治斗争，可以通过提高“情商”、认真学习来避免重蹈覆辙。
至于产业升级、投资基础学科、提升运营能力、创造品牌力量……这实在太遥远了，哪里比得上傍个高官、放大杠杆，赚点快钱来的爽，真是梦回大清了。
回到主线，徐润被查，盛宣怀接手招商局，换汤不换药，还是开钱庄、买楼，随意腾挪资本金；胡雪岩倒台，新一茬“红顶商人”上台，民间金融依然是钱庄、票号赚快钱，官员继续把“国有资金”放在拉存款最积极、“情商”最高的老板手上，比如源丰润严义彬、比如正元钱庄陈逸卿。
用当代的说法，就是“市场恢复繁荣，风险正在累积，政策不够敏感，信号未被捕捉”。
1883之后的十年内，金融风暴了无痕迹、官场陋规一切照旧；各地政府借外债仍然借的不亦乐乎，全国金融对外资银行的依赖继续一天天加强；大清翻了个身，继续做她同光中兴的大梦；只是卧榻之侧，一双阴冷的双眼已经缓缓睁开。
1871年，日本颁布《新货币条例》，开始实现金本位制度，但苦于黄金储备不足，一直无法真正落实，蕞尔小国，穷嘛，现实中仍然是金银本位；
1873年，第一国立银行成立，就是现在日本三大金融集团之一，瑞穗金融集团的前身，之后，银行陆续成立，覆盖全国；
1878年，东京证券交易所成立，当年即开始发行政府公债，而为了保证偿还、建立信心，各种审计制度、准备金制度被逐步落实，大久保利通还搞出个“公债可以作为银行抵押资本”的漂亮操作，打开了国内公债市场局面；
1879年，日本内战“西南战争”结束后，全国通货膨胀剧增，为解决全国金融业混乱的局面，明治政府于1882年颁布《日本银行法》，建立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开始搞国内货币大统一，并积极引导资本流入工商业。
到甲午之前，日本已经拥有了覆盖全国的200多家商业银行，颇有经验的证券市场，以及一个相对成熟的金融体系。
当然，这些辛苦取得的成绩实在入不了他邻居的法眼，毕竟，“金融体系”这种虚头巴脑的东西有啥用？能纳粮吗？能打仗吗？我大清“耕战为本”，怎么能搞这种奇技淫巧。虽说当年日本年财政收入5000多万，勉强接近了大清的8000万两的水平，但中华地大物博，潜力巨大，岂是这种小国能比的？
嘴炮很猛，但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甲午大战，自信满满的大清一败涂地，割让台湾，赔款2.3亿两。日本拿这些钱肥了军队，升级了工业，确定了国家金本位制度，就跟当年德意志帝国用法兰西赔款搞出了金马克一样。
至于大清，大家痛定思痛，总结教训，结果当然又是因为奸臣当道、卖国贼太多，李鸿章顺利背了这口大锅，黯然下台。时人纷纷评价，认为应该坚持到底，不能投降，毕竟日本小国寡民，再熬几个月，说不定就熬赢了。
呃，确定吗？
1894年7月，甲午战争开打，3个月后，日本国会通过《临时军费预算》，确认军费1.5亿日元，一年后又追加了1亿，总预算2.5亿日元，几乎是年度财政收入的5倍，按照“量力为出”的传统思路，那的确是在破产的边缘疯狂试探了。
那钱到底哪里来呢？金融大杀器——发行公债。
早在十几年前的西南战争期间，明治政府已经通过第十五国立银行发行过1500万日元的军事公债。这些钱买来了美国军火，帮助大久保利通摆平了骁勇善战的西乡隆盛。
《最后的武士》，光头不是机枪扫死的，是被钱砸死的
甲午期间，日本熟门熟路，除了利用国库盈余、民间捐款这种传统手段之外，日本政府迅速利用金融市场发行“军事公债”，目标1.5亿日元，最终完成约9000万，折合5000万两白银以上，光这一项就等同于大清整个战争期间的军费开支。
至于大清，户部给出的四条建议是：停止工程，没错，太后那时候还忙着造园子呢；核扣俸禄，就是官员捐款；预缴盐厘，就是让商户先把后几年的税给缴了；商号捐输，就是号召有钱人捐款。一阵折腾，搞了多少呢？150万两。
于是户部手忙脚乱，又回头想试着发行公债，号称“息借商款”，年息8.4%。按照大清的套路，靠行政命令而非市场化执行的公债，发着发着就成了摊派和贪污。各地官员举着“爱国”的旗号，对本地产业猛打秋风，四川典当铺、江苏的丝行、广东的茶商……各企业硬着头皮购（认）买（捐）了国债，地方顺理成章截流一部分，到了中央剩下多少呢？1200万两。
兜兜转转一圈，钱还是不够，只能乖乖去找财神爷席正甫。1894年，席买办牵头，大清向汇丰银行借款1000万两，年息七厘，通商口岸关税做抵押；一年后看看这战还没打完，又借了1800万，继续以海关债票抵押。
而隔壁的日本呢？英国人凑上去给了年息4%的2亿日元贷款，日本人还没肯要，理由也很简单，既然国内公债已经差不多够了，这利息干嘛要让外国人赚？
至于地摊文学常说的，日本人民更加爱国，节衣缩食、踊跃捐钱打赢了战争。可拉倒吧，整个甲午战争，日本民间捐款也就不到200万日元，连军费的1%都不到。讲爱国当然没有问题，但什么都甩锅到“民众爱国热情不够”上，那就是政府逃避应有的责任了，再说一遍，只靠“朴素的爱国主义”，是不够的，经济基础、专业知识和产业积累才能真正救国。
好了，回到“日本小国寡民，再打下去要破产”的问题。还记得之前说的英法争霸吗？年息3.8%的大英帝国，打年息7.5%的法国波旁王朝，一打一个准；同样，能在国内发公债迅速筹款的日本，狂揍天天求着汇丰银行放贷的大清，也完全没有毛病。
1894年，《马关条约》签订，大清把脸丢个精光，这才终于把开银行、办企业的事儿放到了台面上。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1904年，《公司律》颁布；同年，朝廷要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开始向美国寻求帮助，于是，纽约大学教授精琪（J. W. Jenks）搞出了个《中国新圜法条议》，试图整顿混乱的金融体系，搞金本位、统一铸币权。
大方向基本没错，但一旦提及到实践，大清改革的铁律又来了：谁都有道理，就是没卵用。
张之洞跳起来反对，说：大清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方案里说要请个外国人来管控货币，这不是搞金融侵略是啥？
很有道理，不过张大人掌管湖南铸币权，一年货币收益几百万，以他为代表的各地督抚，有铸币权的就有近20省，一年能在铸币上赚1800万两白银，搞的市面流通银元十几种、制式不一妨碍流通，这又算什么，是不是自己也在挖国家墙角？
而精琪反驳说，这事儿不是你大清自己找我们帮忙的吗？外国人管货币，但任免在你们手上，有啥好担心的；何况你们自己管，管成什么个鬼样难道心里没点数吗？
好像也有道理，不过请问条约里提到，须由外国干涉中国货币权的款项就有五六条，明文写着：“……实施以能得赔款国之多数满意为归……”，这点趁机搞渗透的心思，难道指望大家看不出来？
正反都有道理，正反都有私心，大家吵成一锅粥。至于如何解决金融问题，大清根本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也不奇怪，毕竟“国际金融”是个极度专业和复杂的问题，慈禧不懂、张之洞不懂，算是喝了不少洋墨水，代表当年大清金融业最有国际眼光的梁启超、郑观应其实也不太懂。
至于为什么不懂？大家回到前两章，想想留美幼童的命运，差不多也就明白了。
1882年，日本开始连载《国富论》，由大藏省（日本财政部）职员、《东京经济杂志》编纂石川映作翻译，亚当·斯密的名字甚至被列在小学教科书上；顺便说一句，我们现在每天在用的金融词汇：银行、保险、财产……几乎全部来自日本，包括“金融”这个词本身。
而一直到1900年，大清才终于有人翻译了这本书，取名《原富》，不过翻译者严复自己也承认，里面很多内容根本没读明白，甚至“银行”（bank）都是音译成“板克”的， 毕竟他是海军学院毕业的嘛。
学习进度如此落后，能指望全国有几个人懂这种专业的东西。那既然大家都不懂……混过大公司的都知道，越是不懂的东西，大家吵得就越厉害。结果就是，深化金融改革不了了之。
甲午之后，银行倒是有了，但各地督抚继续自己铸银元，天朝的货币系统照样七零八落，朝廷还是天天付磅亏，白银在国际市场照常日常贬值，金融危机仍然时隐时现……所有的人都觉得世道不对劲，所有的人都在谈变法。
那请问大清知道必须改革吗？当然知道，到了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即便是最迟钝的皇族，也知道再不改革是不行了。皇亲贵胄们纷纷谈变法、谈革新、谈自强、谈如何才能江山永固。
晚清七十年，说他前期不思改革倒还算讲得通，但要说他最后那十来年没有改革，那就冤了。在大清帝国最后的岁月里，搞新政、图变法，几乎是朝廷的共识。
然而，想改革和能改革，那是两回事。
改革不是一句口号，他是一场行动，是专业知识、组织能力、经济基础、政治权威、国民意志的终极测试。只不过，这测试不是“一考定终身”的高考，而是日复一日的修行。
命运会给出一次次的提示和契机，普鲁士打败法国，是作战方式需要更新的提示；上海金融风暴，是改革国家金融体系的契机；隔壁阿富汗挨揍，是英国需要亚洲战略合作伙伴的提示；生丝大战一败涂地，是提高生产效率、接轨国际贸易的契机……
所有这些不伤根基的“事件”，都是修行的一部分，但只有那些做好了知识、动员、认知储备，那些有足够政治能力的国家，才能看懂提示、抓住契机，从而在一次次修行中，积累继续生存的实力。
大清在金融的拉胯，不仅仅代表着体系的落后，他体现的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看清提示的眼光，抓住契机的能力 —— 他不是不想改革，他是不能改革，而就像一个老人说的一样：
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