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今生活的世界， 是一个从收入分配角度看高度不平等的世界，而在全球收入不平等构成中,相当大的一个比例是来自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 全世界大概有不超过二十五个发达经济体，主要分布在西欧、北美、 澳洲以及东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中东，这些国家中的一小部分，大约30个左右，一直停留在贫困国家的行列。而剩下的其他100多个国家则要更幸运一些，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但此后，或者是原地踏步，更糟糕的还有不少国家出现了经济倒退。按照经济学的术语，这些国家小部分落入了"贫困陷阱"无法自拔， 大部分则停留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其中的原因，阿西莫格鲁教授与哈佛大学的罗宾逊两位经济学家在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所给出了回答，一个核心观点：国家发展的失败，不是因为国家人种的劣等，不是国家的地理条件与资源禀赋差，也不是国民性与文化问题，甚至都不是领导人短视或政策的失误,而根本上源于其失败的制度，是该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不具备足够的包容性，无法在全社会创造良好的经济激励，无法在推动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发展成果在全社会的共享。
地理与资源决定论的解释，之所以存在重大问题，本质上是因为，人在面对自然环境乃至地理约束的时候，并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很大的能动性。所以，地理环境，包括自然资源禀赋，不会完全限制、甚至可以说越来越少地限制经济的增长。有大量经济学的研究表明，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果无法通过有效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安排上实现资源收益的全民共享，那么资源丰富与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往往会带来本国制造业发展乏力，政府腐败、收入差距扩大等多方面的"资源诅咒"。再来看所谓的"文化决定论"。从欧洲，伊斯兰与东亚文化圈的历史兴衰来看，任何文化都具有多面性的价值观念，既有鼓励人们遏制物质欲望、追求精神财富的面向， 也完全可以因时、势而做出调整，转而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强化工作伦理，实现"义利并举"的面向。换句话说，各国不同的文化，完全可以在其他条件改变后也实现所谓的"创造性转换"， 它们更可能是制度变化及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一个广为接受的假说，是所谓的"政策决定论"或"领导人决定论"。它是指很多国家的政府或者其领导人，或者是因为不理解经济学，误读了经济规律，或者是由于领导人的短视，才会在制定经济政策上错误百出，并因此带来了国民经济的长期衰败。对这个观点的最有力量反驳，是如果经济失败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政策失误或领导人短视，那么只要改正这些失误，或者实现了领导人的更替，就可以实现政策调整并带来经济的成功。但我们在各国发展的实践中，却经常看到很多政策的失误长期也没有得到改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制度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为什么持续贫穷或者能够走向富裕，是因为它们建立了不同质量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制度质量是高还是低，关键看制度是否能够包容社会中更高比例人口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在一个包容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制度下，少数人的政治权力受到制度化的约束，就可以防止因少数精英任意掠夺大众，而带来全社会产权保护不力，投资与创新不足的局面；包容性的制度安排能有效防止在任何行业出现由国家力量加持的行政性垄断，从而有助于产业的升级与新技术的研发，推动全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家；在一个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下，政府会更多地从富人那里抽税，并向全社会提供足额的公共产品，尤其是加大对老百姓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为国民经济长期增长所需要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提供足够数量与质量的人力资本。与包容性制度所带来的上述良性效应相反，压榨性或汲取性制度安排却为国家发展制造一连串恶果。首先，一小群菁英很容易控制整个国家，并以图利自己的方式来组织其政治与经济体系。这些精英虽然也保护产权，但主要保护的是他们自己的产权，他们对精英圈子外大部分百姓的发展机会和收入提升漠不关心，甚至还会对后者的财产与投资过度抽税乃至掠夺；其次，当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那些关键性产业往往会建立精英主导的行政性垄断，为精英群体创造庞大财富并用于享受，而不是鼓励企业家在这些行业实现充分竞争，从而难以实现持续的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最后，主要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政府，根本没有意愿为全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尤其是不愿意对大众教育与健康进行足够的投资。在这样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大部分民众的发展机会被剥夺，全社会的聪明才智难以充分被发掘出来。结果是国家的经济增长业绩不彰，收入与财富的分配高度不平等，社会更难以实现长治久安。那么，一个国家的制度是从哪里来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条件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更有利于增长的包容性制度？什么条件又会使得一个国家建立不利于长期增长的汲取性制度安排？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那么我们只能大而化之地说，该国的历史轨迹，地理条件， 甚至是一些偶然的因素， 都会影响一国的制度的包容性程度。观察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世界，包括其政治与经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及其后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如果没有英格兰的政治革命，人类不会逐步从专制体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也无法发展出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目前，全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实施了自由民主体制。而没有这个政治体制作为保障， 更具包容性的市场经济制度也无从谈起，更不会出现之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目前正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人类的物质生活才可以在过去三四百年中取得之前几千年完全无法比拟的改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国为人类现在可以享受到的政治与经济文明做出了最伟大的历史贡献。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中国，其制度演变路径也并不是完全被锁定的。1851年后太平天国兴起，清政府为剿灭这场运动不得不从向地方进行相当程度的政治与军事分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削弱了原有满清皇权的中央专制。此后，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进行的"洋务运动"，更进一步强化了当时各地"地方政经联盟"的力量。这时候的满清政府，其专制程度要比太平天国之前的历史时期大幅下降。也正是这个变化，为后来几十年间出现的各种关键性历史节点，比如戊戌变法，满清君主预备立宪、满清皇族内阁重新集权，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以及袁世凯上台与称帝等创造了条件。在这些关键性历史节点，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政治体制的机会，毕竟民国是整个亚洲建立的第一个共和政体。不幸的是，长期皇权专制所负载的历史不可承受之重，以及关键历史时期关键人物因为知识结构缺陷而做出的错误选择，却每每让中国在历史的重大节点与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失之交臂。应该说，在制度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先发国家已经付出了很高的探索与研发成本。而一旦这些成本已经支付后，原则上讲所有的后发国家都有机会去低成本地学习与模仿，这就是所谓的 "后发优势"：别国先发明、发展出来的技术与制度，只要符合科技、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理论上都完全能够基于本国国情为我所用。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先进科技，也适用于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国内学术界曾经有一个对后发国家而言，到底"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更重要的争论。当时辩论一方所提出的"后发劣势"，是指一些国家，只愿意学习别国的技术，甚至还愿意学习别国的部分市场经济制度，但技术学习到一半，甚至是经济改革改到一半，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后，就没有积极性进一步去学习了。显然，用"后发劣势"这个术语来描述一些后发国家改革改到一半停住的情况，至少从概念上讲是不严谨的。因为这种情况，不过是后发国家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集团的自利行为，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劣势"。学习与改革走到一半不再继续，不是因为统治精英产生了自满，而是因为这种半截子学习、改革所带来的利益格局，对维系既有的政治、经济利益最为有利的，即使这样做会损害国家的长期发展与社会的共同富裕。正是因为存在"后发优势"，一些后发国家的统治菁英完全可能通过引进技术，乃至推动建立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短期乃至中期的经济成长，但这些技术与部分制度引进的目的，可能更多地是让统治精英有机会榨取更多的经济资源，并帮助其实现长期的少数人统治。（文章有删减）
陶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
（来源：宏观经济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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