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殖民者的童年
問：現在談論奧威爾，顯然不再是談歷史和文學，而是談人類當下的處境，這讓人吃驚又無奈。
答：是的，這個題目有些沉重，但意義重大。奧威爾這個人思想的成熟與他的生活經歷緊密相關，因為他進入文學創作的過程，恰恰是他記述自己經歷的過程。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會有他自己的身影映現其中，他那些極富想象力的人物造型都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演的人物相關。所以我們必須沿着他的人生軌跡講述。喬治·奧威爾是英國人，卻出生在印度北部比哈爾邦的墨蒂哈里。因為作為佔領印度的英國殖民者，他的一家就生活在印度。他是英國殖民者的孩子，所以在他的傳記中，作者傑佛里·邁耶斯開卷第一句話就是："喬治·奧威爾生下來就擔負上了殖民之罪。"奧威爾的成長始終伴隨着這種罪惡感。這當然因為他是一個極具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喪盡天良的殖民地官員。喬治·奧威爾是他發表文學作品時使用的筆名，他的原名是埃里克·亞瑟·布萊爾，1903年6月25日出生在墨蒂哈里。他父親是一位中級殖民地官員，負責雅片的生產和收購運輸，這個邪惡的生產項目給英帝國帶來滾滾財源，也給世界，特別是中國，帶來難以想象的苦難。這些苦難深深刻在小布萊爾心上，成為他日後奮不顧身幫助受苦受難的人的動力。小布萊爾在一歲半時就感染了肺結核，這個病折磨了他一生，使他年僅47歲就去世了.
問：這太可惜了，他沒能看到他的預言成為現實。
答：是的。我也常想，若他能再活二三十年，對冷戰和冷戰後的世界不知會有多少真知灼見。1904年，小布萊爾隨媽媽一起回到英國。七歲那年，他上了聖塞普里安學校。他對這個學校沒什麼好印象，後來他寫了一篇文章《如此歡樂童年》，大吐苦水，包括他尿床被狠狠鞭打和學校中勢利的風氣。終於熬到畢業，他進了伊頓公學。這是一所貴族學校，培養出不少文化名人。照說從這個學校畢業人們會自然選擇上牛津或劍橋繼續深造，小布萊爾卻做了個出人意料的決定，他要去緬甸當警察。緬甸當時已成為英國殖民地，首都仰光最顯赫的建築就是英國總督府。布萊爾不去上大學這件事顯示了他特立獨行的個性，他說："那種有錢的混蛋以優雅的姿態從伊頓滑行到劍橋，再從劍橋進入文學評論圈。"顯然這種憤世嫉俗的態度背後是他的自負，他在《我為何寫作》這篇文章中說："從很小的時候起，可能是五歲或六歲吧，我就知道長大後我要當一名作家。"這次他選擇漂洋過海，到一個陌生新奇的世界，將會給他增添寫作的閱歷，眼光和素材。果然，旅途中他就親眼看到船工偷食物果腹，英國警察毆打搬行李的苦力。他在緬甸時，親眼見過死刑行刑，為一個生命被強迫終止而痛苦不堪。他後來反省："當一個被統治民族反抗時，你必須鎮壓。這樣做時，你被迫使用的鎮壓手段讓所謂西方文明更為優越這樣的斷言不攻自破。為了統治野蠻人，你只能自己也變成野蠻人。"就這樣，布萊爾在一種矛盾心態下在緬甸當了五年警察。他一方面要維持大英帝國在殖民地的地位，一方面又對殖民者的身份羞愧。
問：奧威爾是否明確認識到了殖民是一種錯誤？
答：這一點並不明確，他反對的是大英帝國對殖民地人民不人道的行為，但也對那些違反秩序，為非作歹的刁民心生憤恨。他說："當時我根本不知道大英帝國已日暮途窮，更不知道和即將替代它的那些歷史短一些的帝國比起來，它還是要好得多。我只知道自己夾在兩種感情中間，一是憎恨我為之服務的帝國，一是對那些儘力使我無法工作的心地陰險的小畜牲感到憤怒。"但他已經開始了對體制的懷疑。當了五年警察，他無法擺脫要當作家，要提筆寫作的念頭。1927年，他辭職回到英國，讓家裡人大為憤怒。因為緬甸的職位有一份600英鎊的收入，在當時屬於高收入。從這時開始，布萊爾就自找苦吃。因為他認為要當作家就必須先受窮，脫離這個"體面世界"。特別是一種贖罪感纏住了他。他寫到："我意識到我有極重的罪要贖，我覺得我一定要逃離，不僅是帝國主義，而且要逃離任何一種一人主宰另一個人的行為。在我看來失敗似乎是唯一的一種美德。"抱着這個念頭，他來到巴黎。當時的巴黎可是全世界文人的聚集地，布列東率領一大群法國頂尖詩人鬧起了超現實主義。英美有名的作家海明威、菲茨傑拉德、喬伊斯都圍在西爾維亞·碧奇的莎士比亞書店周圍。但布萊爾似乎完全沒入這個圈子。他住在拉丁區簡陋的出租房裡，吃了上頓沒下頓。最後，身上僅有了一點錢又被人偷了，只好去飯館刷盤子，一天工作13個小時，還時不時生病，每天咳嗽不斷。他甚至產生過讓警察把他抓走，關在監獄裡，這樣就能吃飽飯。在最底層掙紮了兩年後，他回到了英國，終於發表了一部中篇小說《巴黎倫敦落魄記》。說是小說，其實全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他不想讓家人看到他的落魄，決定選個筆名，自此，喬治·奧威爾就代替了埃里克·布萊爾。這兩年的流浪讓奧威爾成為一個人道社會主義者。邁耶斯說："他的社會主義信仰並非建立在政治和經濟原則基礎上，而是以自由和人道主義信念為基礎。"
問：這和英國的社會主義傳統很合拍。
答：是的，他回到英國後受一家雜誌委託，去調查英國北方工業地區失業和經濟狀況。調查的結果就是那部報告文學式的作品《通往威根碼頭之路》。當時，英國的社會主義雜誌拿這篇東西和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相比，說他們都是通過詳實的資料，說明英國工人階級極其惡劣的生活狀況，工作狀況。從這部作品看，奧威爾是一個充滿同情心和正義感的人，對社會中的不平等，不公正行為極為痛恨。他敏銳指出，貧窮是那些邪惡之人煽動民粹與法西斯主義的最好借口。他說："除非我們能組建務實能幹的社會主義政黨，否則書中描述的狀況不可能改變，也不可能從法西斯魔掌中將英國解放出來。"但是他似乎出自直覺地對蘇俄共產黨的那些口號抱有警惕。他說："我們要少一些階級意識，剝奪剝奪者，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樣的空談。"要知道，當時蘇俄推動世界革命靠的就是這些口號 。
二：西班牙內戰中的內戰
「提要」奧威爾是上世紀30年代西班牙內戰的親身參與者，在那裡他兩次險些丟掉性命。也正是這些驚心動魄的經歷讓他對獨裁與民主，暴政與自由的區別有了深刻的體會和思考。
問：西班牙內戰中有不少西方知識分子參與其中。
答：是的，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海明威。這不僅因為他個人的傳奇性格，更因為他受西班牙內戰啟發而創作的作品。比如劇本《第五縱隊》，小說《喪鐘為誰而鳴》。奧威爾是支援內戰中的共和派的國際志願者之一，因為那時他的立場是社會主義的同情者。他赴西班牙作戰目標簡單明確，他說："這種法西斯主義總得有人制止它"。但經歷了內戰全過程的他卻發現這場內戰的背景不那麼簡單。他不僅參加了共和派與叛亂派的戰爭，也經歷了共和派內部的戰爭，其殘酷程度甚至超過與叛亂派的戰鬥，他將之稱為"內戰中的內戰"。他要不是逃得快，差點死於共和派中的極左翼共產黨之手。為了理解他的遭遇，必須先簡單介紹一下西班牙內戰的歷史背景。自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的孫子安茹公爵戴上西班牙王冠，西班牙便從哈布斯堡王朝治下轉為波旁王朝的統治。經歷13年西班牙王位戰爭，法國與以英國為首的聯盟簽訂烏特勒支條約，確認了波旁王朝對西班牙的統治權，但條件是安茹公爵放棄法國的王位繼承權，也就是說，雄才大略的路易十四一君兩國的設想徹底失敗。此後西班牙在波旁王朝統治下配合法國與英國為敵。但在隨後的七年戰爭中敗於英國，使西班牙國運逆轉，錯失追隨英國走上工業化之路的機會。法國大革命之後，拿破崙指派其兄約瑟夫為西班牙國王，終結了波旁王朝。但隨着拿破崙的失敗，波旁王朝復辟，菲迪南七世重掌大權，隨後的30年間，西班牙一團混亂。其中有波旁王朝內部的王位之爭，菲迪南的弟弟卡洛斯反對把王位傳給斐迪南的女兒伊莎貝拉。
問：這顯然是根據薩利克繼承法，波旁王朝傳男不傳女。
答：是的，這就是三次卡洛斯戰爭的由來。所以，自拿破崙失敗，西班牙國內政治勢力錯綜複雜，有受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影響的自由派，他們試圖引入憲政制度，爭取個人自由 。有波旁王朝叔叔與侄女的王位之爭，又有神聖同盟力圖維持封建統治，反對改朝換代的自由化主張。終於，1868年軍隊起義，在胡安·普里姆將軍帶領下進入馬德里，宣布成立君主立憲的共和國。這是西班牙第一共和國。這個共和國舉行了西班牙歷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選舉，頒布憲法，成立議會，確立虛君統治，賦予人民集會、結社、言論自由。第一共和國頒布的憲法是西班牙建立民主制度的里程碑。可惜到了1874年，波旁王朝再次復辟，阿方索十二世登基。但這次復辟並沒有取消先前共和國確立的政治成果，1876年頒布的憲法基本繼承了共和國憲法，並讓黨派政治合法化。當時主宰政壇的兩大政黨是保守黨和自由黨，大致代表舊土地所有者與新興資產階級。這個君主立憲下的兩黨政治一直延續到20世紀20年代。在此期間，更多不同訴求的政治力量進入西班牙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態兩極化。左翼有西班牙共產黨、工會聯合會、西班牙社會黨，右翼是由實行軍事統治的德·里維拉將軍組織的愛國聯盟為主導。當時左派勢力強大，終於在1931年大選獲勝，驅逐波旁王朝的阿方索十三世，成立共和國，這就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國，不過第二共和國的政治版圖錯綜複雜，為西班牙內戰埋下了導火索。
問：內戰的雙方一為共和派，一為叛亂派，可共和派內部又是派系林立，內鬥不斷。
答：是的，所以奧威爾用"內戰中的內戰"來形容。為何會如此？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梳理。約翰·克羅在《西班牙的靈魂》一書中指出："西班牙帶着各種固有價值觀進入20世紀，這些舊價值觀仍有極強的生命力，有極右派，崇尚與教會牽連的絕對主義政體，有在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及工人群體中蓬勃發展的自由主義。但是有個從前不存在的新元素進入了國家政壇：激進左派。十九世紀激進的革命思想，外國激進分子帶來的意識形態和經濟援助，再加上1917年俄國革命的刺激，這一切催生了一個激進左派團體。起初他們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後來左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也發揮了影響。"內戰中的共和派就是由這些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工團、社會黨和共產黨所組成，而這一派中最激進的共產黨直接受蘇俄控制。左翼各派臨時聯合起來，組成人民陣線，在1936年大選中獲勝，組成了以狄亞斯為首的共和政府，這個政府具有合法性。此時，右翼長槍黨與軍隊密謀發動叛亂，推翻共和政府，內戰就此爆發。西班牙內戰激起全歐洲左翼的熱情，特別是右翼軍方領袖佛朗哥得到了納粹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而當時迷惑了歐洲知識分子的蘇俄以反法西斯之名支持左翼共和政府。奧威爾就在這個背景下，為了對抗法西斯而奔赴西班牙前線。
問：可他差點被共和派殺掉。
答：是的，要殺他的人是共和派中受蘇俄操縱的共產黨。這事說起來有點冤枉，奧威爾要去西班牙，首先找的是英國共產黨，但因為奧威爾批評過共產黨的極左方針，所以共產黨認為他不可靠而拒絕了他，於是他就找到英國獨立工人黨，而獨立工人黨讓他去西班牙找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接頭，可這個黨是"反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異見者和托洛斯基主義者的結合體"斯大林派稱它為托派，這是斯大林最痛恨的一派。所以奧威爾說："我加入馬統工黨的民兵部隊純屬巧合"由於奧威爾在緬甸當過警察，會用槍，所以他成了訓練民兵的教官。後來奧威爾想參加真正投入戰鬥的國際縱隊，卻被懷疑是內奸，這份報告現在還收藏在莫斯科中央檔案館。當他發現斯大林派在共和軍內部殘酷殺害同一戰壕的其他黨派戰士，他意識到共產黨殺自己人比殺敵人還兇。斯大林早已下命令，要消滅所謂托洛斯基派的馬統工黨。知情人指出："斯大林把政治特務，搜捕異端及清洗專家和軍事指揮員一起派往西班牙，他們在共和軍中建立了自己的恐怖統治。"由於奧威爾和馬統工黨的聯繫，他和妻子愛琳受到秘密人員的跟蹤，奧威爾的日記也在旅館中被人抄走，他從前線回來時，發現秘密人員正在到處尋找和馬統工黨有聯繫的人，一旦捕獲，立即格殺。奧威爾寫道："我看到過被害人的屍體，我不是說在戰鬥中被打死的，而是被自己人害死的。"奧威爾的指揮官科普已被逮捕關押，受到嚴刑拷打，奧威爾和妻子愛琳東躲西藏，在法國領館的幫助下偷偷乘火車到了法國。他給朋友寫信說："我們一開始是民主保衛者，後來卻溜過邊境，警察正前後腳的追捕我們"現藏莫斯科中央檔案館的文件中有秘密警察的報告，說："現在最受尊敬的人是埃里克·布萊爾，此人是小說家，寫過幾本關於英國無產階級的書，但他政治理解力很低。"這就是當時蘇俄秘密警察給奧威爾的評價。歷史學者霍普金斯總結說："通過把他貼上托派分子的標籤，西班牙共產黨實際上發出了他的死刑令，如果他留在西班牙，短期內，馬統工黨的每個追隨者要麼喪命，要麼被關進監獄，要麼像受傷的奧威爾，亡命天涯。"這些經歷都成為奧威爾日後創作的素材。
三： 西班牙內戰的另一面 暴政與暴政的廝殺
「提要」在奧威爾看來，西班牙內戰中包含着極其複雜的層面，共和派內部進行着"內戰中的內戰"，蘇俄支持的共產黨對所謂馬統工黨進行嚴厲鬥爭，殘酷打擊，也對一切不符合莫斯科心意的政治派別斬盡殺絕，其手段殘忍，令人髮指。同時，他也注意到蘇俄支持的共產勢力和軸心國支持的佛朗哥叛亂勢力實際上不過是兩種暴政的廝殺。蘇俄目標明確，就是要把西班牙納入蘇俄勢力範圍。軸心國卻希望藉助佛朗哥的勢力取得對英美民主國家的優勢。
問：看來西班牙內戰和當時的國際形勢緊密相關。
答：是的，內戰開始自1936年，那時蘇聯的對外政策發生了一次重大轉變，從宣揚世界革命改而強調集體安全。因為它看到德國和日本都對蘇聯構成直接威脅。蘇聯控制的第三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要求受它控制的各國共產黨停止推翻政府的革命，轉而組成各階層合作的人民陣線，並促使政府重整軍備以對抗法西斯。儘管從政權性質上看，蘇俄政權和納粹政權本質上並無區別。還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影響西班牙內戰中共和派內部的鬥爭。1936年8月蘇俄舉行莫斯科審判，宣判托洛斯基死刑，斯大林親自指揮的血腥大清洗全面展開。在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幌子下，斯大林把蘇俄秘密警察派到了西班牙。他的目的是通過左翼中的共產黨來控制西班牙共和政府。這就形成了一個詭異的局面，受到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叛亂派和受到蘇俄支持的西班牙共和政府之間的殊死搏鬥實質上是兩個暴政之間的搏鬥。共和派中的共產黨受蘇俄指揮，要控制共和派內部的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並徹底消滅他們認定的托洛斯基派。所以，尼古拉 ·梁贊諾夫斯基等人主編的權威性的俄羅斯史指出："雖然蘇聯對西班牙的干涉行動並不明確且富有爭議，但研究證明蘇聯擊敗佛朗哥的努力是真實的，同時包括秘密警察在內的共產主義者擴大對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控制以及處置對手的方式也是非同尋常的。"
問：所以奧威爾在西班牙險遭殺害。
答：是的，只因為他誤打誤撞加入了馬統工黨，而這個黨被蘇俄看作是托洛斯基派。不過有一個事實常常被忽略，那就是1936年選舉獲勝的左翼組建的第二共和國政府並不是共產黨政府，共和派激進的領袖拉爾格·卡瓦羅列是個社會主義者，但不是共產黨。他本人誓言為改善工人階級狀況而奮鬥，他的思想路線更接近第二國際，也就是被列寧的第三國際痛斥為修正主義的社會黨人。但隨後斯大林看到了機會，他立即指示共產黨和左翼社會主義者合作排擠掉卡瓦羅列，讓共產黨中意的人內格林取而代之。這位內格林輕信蘇聯人的諾言，把西班牙全國黃金儲備送往蘇聯代管，結果這近600噸黃金再未歸還。蘇聯人說花在購買蘇制武器上了，但那是一筆花帳，從來沒有正式發票細目。據當時經手人說，斯大林曾說"西班牙人再也看不到這批黃金了，就像人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俄國人的貪婪，背信棄義是藏在骨頭裡的基因。可當時英美政府卻袖手旁觀。羅斯福在美國國會和公眾孤立主義壓力下，對西班牙實施了武器禁運，這一舉動受到納粹政府高度讚揚。可納粹政府卻支持叛亂的佛朗哥部隊，出動飛機轟炸格爾尼卡，將這所城鎮炸成廢墟。
問：畢加索的名畫《格爾尼卡》就是為記錄這件事情而創作。
答：對，也幸虧有這幅畫，否則西班牙內戰的歷史事實早被人遺忘了。所以從表面上看，當時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只有蘇聯，但這個援助絕不是為了西班牙人的自由，而是為了讓自己掌控的力量決定西班牙的未來。約翰·克羅在《西班牙的靈魂》一書中寫道："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蘇聯的援助有特定的目的，一旦他們在西班牙共和國境內站穩了腳跟，就永不放手。而且還隨着戰爭的進行越收越緊，只要情況發展合乎他們的期望，蘇聯的裝備就源源不斷地流入西班牙，但如果西班牙人變得太獨立，這些供應就會減少為涓涓細流。蘇聯的裝備常被用來威嚇那些不願按蘇聯意志行事的人。"這樣一種暴政對暴政的格局造成了一個嚴重後果，就是大批西班牙精英逃離西班牙，這是一場精神大浩劫。 西班牙最偉大的詩人洛爾加在自己的家鄉格拉納達被暴徒殺害，老詩人馬查多死於逃亡的列車上，被人稱為西班牙靈魂的哲學家烏納穆諾拒絕離開。1936年 10月12日，在西班牙著名的薩拉曼卡大學舉行了一場紀念活動，前來參加活動的人有獨裁者佛朗哥的妻子和長槍黨官員，叛亂黨的將軍米蘭·阿斯特頓發言攻擊共和政府，台下黨徒就大喊"死亡萬歲"。老哲人烏納穆諾當時是薩拉曼卡大學校長，他挺身而出，痛斥高呼死亡萬歲的長槍黨黨徒是"毫無意義的戀屍癖"，並批評阿斯特頓將軍對巴斯克人的攻擊。這位將軍氣急敗壞，高喊"知識分子滾下台""死亡萬歲"，老哲人平靜的回答："這裡是智慧的神殿，我是它的祭司，是你褻瀆了聖地，你會獲勝，因為你擁有足夠的蠻力，但你無法讓人信服，因為要取信於人必須要先行說服，而你缺乏說服所必須的東西，鬥爭中的理性和正義。我認為勸你為西班牙考慮是徒勞的。"之後老哲人被軟禁在家，一直到死。
問：這才真正配得上西班牙靈魂這一稱謂。
答：是的，我們看看奧威爾對西班牙內戰的感受，他是從左翼角度來觀察，因為他親身參與了共和軍的戰鬥。一顆子彈穿透他的咽喉，差點要了他的命。奧威爾敏銳地觀察到蘇聯人支持共產黨，卻不是為了建設一個民主的西班牙，相反，他指出："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唯俄國馬首是瞻，可以肯定，西班牙共產黨加上受他們操控的右翼社會黨人，加上全世界的共產主義報刊都站在反革命的一方施加重大的影響。"這是怎麼回事呢？因為奧威爾親眼看到了"白色恐怖正在實施，對政黨的無情鎮壓，萬馬齊喑的出版審查，無休止的間諜活動和大規模的未經庭審的監禁。當我們6月底離開巴塞羅那時，各座監獄正在擴建，只是現在關押的人並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革命人士。" 奧威爾在這裡實際上指出了一個歷史事實，蘇俄共產制度從來沒有一個一貫的價值標準，這個政權活動的目的就是奪取和掌握權力，由此實現共產統治集團的利益最大化。在某種情況下，奪取政權的需要使它打出革命的旗號，而一旦政權到手，或又有了新的利益需要，它完全可以站到對抗自由的反革命一邊。這個事實在當時很少有人覺察，奧威爾也還沒有更詳細的剖析。但他已經明確指出："在這個政權里，每一個反對黨和每一份反對派報紙都遭到鎮壓，每一個有分量的異議者都被關進監獄。當然，這麼一個政權就是法西斯政權，它和佛朗哥所要建立的法西斯政權不可同日而語，甚至比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權好一些，值得為其而戰。但它仍然是法西斯政權，只是因為它是由共產黨和自由派的政黨在操縱，它的名字不叫法西斯。"
問：這個分析可是一針見血。
答：所以我們不要忘記西班牙內戰深層中隱藏着的暴政與暴政之戰，何者獲勝，獲勝後的歷史後果如何，是一個需要更深入討論的問題 。
四：堅持說真話 寫作的道德責任
「提要」在西班牙內戰中飽受衝擊的喬治·奧威爾迫不及待地提起了筆，他要向英國人民說出西班牙內戰的真相。一切革命浪漫主義的描述，戰鬥者的英勇行為都不足以呈現這場內戰的真相。但是，當時的英國人對西班牙內戰的印象都被這些報導左右，可戰爭的實際面目卻被遮蔽了。奧威爾在戰壕里開始了他的真相寫作。
問：奧威爾並不是為了寫作而去參加西班牙內戰的吧？
答：不，他是抱着抵抗法西斯勢力，捍衛民主共和的訴求去的西班牙。但他從小就立志要成為一個作家。他在西班牙的經歷如此豐富，提供了極好的題材，但他動筆的直接原因是他深信作者的天職是說真話。聽任不實信息流傳是不道德的。所以，1937年2月，他在西班牙前線的戰壕里就開始如實記錄內戰的情況，這就是後來出版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他把在戰場寫成的片段寄回巴塞羅納，由妻子愛林打字整理。但這些文字材料被共產黨的秘密警察從旅館搜走了。不過憑記憶，他完成了此書。傑弗里·邁耶斯稱："他是以一種怒火中燒的心情寫作《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他反感在英國報紙上讀到的謊言，決心揭露在西班牙所發生事情的真相。"奧威爾自己解釋他怒火中燒的原因："我剛好知道清白的人們受到了不實的指控，而在英國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這一點，如果我不曾為之憤怒，可能永遠也不會寫那本書。"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奧威爾這個人的性格品質，他是一位對人的苦難充滿同情心的人，而且為人正直，容不得謊言，這促使他把說真話看作寫作的道德標準。
問 :這個標準是他對一個知識分子, 一個作家的基本要求 .
答：是的。奧威爾曾有一篇隨筆，題目就叫《我為什麼寫作》，明白闡述了他的文學觀，創作觀，很值得我們了解。他稱是在西班牙的那段經歷，讓他知道了自己該做什麼。他說："我在1936年以後寫的每一篇嚴肅的作品都是指向極權主義和擁護民主社會主義的，當然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他旗幟鮮明地反對那種所謂中性寫作，在他看來，不存在什麼純文學，你提筆寫作就是在表達某種立場。他甚至認為："你的政治傾向越明確，你就更有可能在政治上採取行動並且不犧牲自己審美和思想上的獨立和完整性"明白了他的這個態度，就能更好地理解他那些批判專制暴政的作品，那些作品不僅對專制暴政的批評刀刀見血，同時又不失文字上的優美，藝術上的完善，這是他畢生的追求。他說："我一直努力想把政治寫作變為一種藝術"這個目標極具挑戰性，但我認為他完滿地做到了。從西班牙回到英國後，奧威爾的健康急劇惡化，他不得不遵醫囑，去一個乾燥溫暖的地方療養，他去了摩洛哥，同時完成了小說《上來透口氣》。
問：這部著作的名字就挺有意思。
答：是的，我個人感覺這是他經歷了西班牙的腥風血雨後，給自己一點放鬆的時間。所以這部書描寫英國人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喜怒哀樂，裡面有許多充滿情感的對英格蘭田園風光的描繪。他愛祖國的山山水水，黎民百姓的情感在此表露無遺，主人公的許多感覺其實就是奧威爾自己童年的回憶，比如他寫到："我所記得最早的一樣東西是紅豆草的味道，你走上那道從廚房通往店面的台階，一路走上去，紅豆草的味道越來越濃。"這種味道的記憶我們都有體會，比如北京早春槐花的清香，雨後升騰起的那種黃土的味道，雖然是幾十年前的味道，但你仍然能夠感覺到。現在北京的街上再也沒有這種味道了，你知道你的北京已經永遠消失了。書中有一段描述，透露出奧威爾那時已經思考暴政統治的來臨 。那是他在參加一場左翼聯盟的演講會時，聽到了演講者不停地重複希特勒，法西斯，斯大林，他突然想到，戰爭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戰後的世界，那個我們就要沉淪陷入的世界，充滿仇恨和口號的世界，到處是迷彩服、鐵絲網、橡膠警棍、電燈日夜長明的秘密監獄，在你睡覺時也監視着你的密探，還有遊行和印着巨大臉龐的海報，上百萬人為領袖震耳欲聾的歡呼。"這段描寫成為後來的小說《1984》中的場景，只是更具體，更細緻，更可怕。
問：可跟着真正的戰爭就來了。
答：是的，當納粹德國的轟炸機飛到倫敦上空投下炸彈時，奧威爾立即參加了英國地方衛隊，同時給報刊寫了一系列的評論、隨筆，表達他對世界政治格局，英國未來走向等諸多問題的看法。發表於1941年的評論《法西斯主義與民主》批評英國國內極左翼的共產黨人把資產階級民主和法西斯混為一談的宣傳，奧威爾冷靜，客觀，理性地指出，所有在民主制度下批判民主的人恰恰是在享受民主。他們可以毫不留情地指出資產階級民主所掩蓋的不平等，如工人勞動時間過長，收入不高，文化傳播領域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是各類知識精英，議會選舉中有錢人可以有各種手段影響選舉結果，人們的自由權力，如言論和集會自由，不能有效改變政治格局，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說，這種民主和法西斯政治差別不大。那些暴政國家的人會理直氣壯的宣稱，他們的政治制度才是最好的，是克服了資產階級民主各種弊端的高級民主。如果你批評暴政之下的種種邪惡，他們會說你也差不多呀。奧威爾指出，程度的不同可以決定本質的不同。民主國家中也可能出現冤假錯案，但不會有納粹和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民主國家中也可能出於各種原因查禁某些期刊報紙，但絕不會有黨管輿論，媒體姓黨這種事，當人們受到迫害時，一定會逃往英美國家尋求庇護而不會去投靠蘇俄布爾什維克和納粹 。奧威爾說："英國的法西斯分子和共產黨人會有支持希特勒的想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有膽量表達這些想法，他們這麼做等於是默認民主自由不是假把式。在民主國家，你會知道當你和朋友談論政治時，不會有蓋世太保正把耳朵貼在鑰匙孔上。你會相信除非你觸犯了法律，否則他們是不能懲罰你的，還會相信法律的地位凌駕於政府之上。"最後奧威爾斷言："如果讓我在張伯倫治下的英國和希特勒想要強加於我們頭上的政治體制之間作出選擇，我會毫不猶豫選擇張伯倫治下的英國。"他的結論是："資產階級民主並不充分，但它要比法西斯主義好的多。"奧威爾最後提出的警告是："有人嘗試破壞對民主的信仰，或削弱他們從新教世紀和法國大革命繼承下來的道德法則，但並不是為自己攫取權力做準備，或許是在為希特勒鋪路，我們已經看到這種事情在歐洲頻頻發生，再也沒有理由認錯它的本質。"
問：這個警告放到現在也正合時宜。
答：對，我們確實看到這十年來，民主制度面臨暴政國家的挑戰，這更要求我們保持清醒和對民主價值的堅信。在戰爭年代，奧威爾有一段時間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他竭盡全力發聲，捍衛歐洲的基本價值。後來，他又前往歐洲大陸，作為記者報道法西斯的潰敗，同時也結識了加繆、海明威等人，在歐洲的實地考察讓他震驚法西斯意識形態造成的實際上的破壞，更令人驚訝的是，在蘇聯加入同盟國，成為共同戰勝納粹的戰友時，奧威爾卻寫了《動物農場》一書，給蘇俄共產制度畫了一副肖相，看起來是虛構，實際上是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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