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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21日星期二

【書摘】《左膠是如何煉成的:左派理論如何讓一切都成了問題?危害社會民主價值》

  


第八章 社會正義研究及其思想—從社會正義而來的真理

「實體化」(Reified)的意思是「使之變成真實的東西」,讓它所指的抽象概念被視為真實的。從二○一○年左右開始,我們稱之為「社會正義研究」的這條船,在「社會正義」的大旗下開展的學術研究,可以說在後現代議程中的一個新的第三階段中形成了,之後也繼續穩定成長發展。在這個階段,學者和運動者已經理所當然地認為,曾經抽象和自我懷疑的後現代知識原則和後現代政治原則要被具體化,使得這一切內容都成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正如我們在第一章所討論的,原本的後現代原則認為,獲得客觀知識是不可能的,知識是權力所建構出來的,社會是由那些需要被解構的權力和特權體系所組成的。也正如我們在第二章到第七章中所討論的,這個觀點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的應用後現代階段,開始變得帶有行動的可能,從後現代主義中分裂出了後殖民理論、酷兒理論、種族批判理論、交織性女性主義、身心障礙研究和肥胖研究。

之後,特別是自二○一○年以來,這些後現代思想已經在交織性、「社會正義研究」和社會行動主義中被充分具體化,並且開始在公眾意識中扎根,據說,這些思想是一種對知識、權力和人類社會關係運作的真實描述。

後現代知識原則和後現代政治原則,在第一階段(大約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年)主要被用於解構的目的,並在第二階段以應用後現代主義的形式(大約一九九○至二○一○年),在經過調整後被應用於重新建構。但是那時,這些內容主要還限縮在特定的學術領域和相關運動者的同溫層內。在後現代主義的第三階段,這些原則卻在這兩個圈子的之內、之外,都已被視為是基本的真相、真理了。經過了數十年,這些內容在學術界和社會行動主義領域內,已經被視為大家都知道的事物;理論的原則、主題和主張,也成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人們都認為這些思想是理所當然的,是有關世界的真實陳述。人們甚至「只知道」這些真實。這帶來的結果是,社會正義學者和運動者認為在很大程度上,社會是由特定的某些不可見的,以身分為基礎的權力和特權體系所構成的。這些系統藉由論述的方式去建構我們的知識。上述這些信念,現在被社會正義學者和運動者認為是一種客觀真實的陳述,描述了社會的組織原則。但難道這些內容聽起來不覺得很像是宏大敘事嗎?它就是啊!「社會正義研究」及其教育者和運動者,將這些原則和結論都視為一種以社會正義為基礎的「真理、真相」,他們彷彿認為,自己就像是發現了和疾病相關的細菌原理一般,這些細菌就是偏執和壓迫。

當這兩個後現代原則經過了具體化,就代表著最初的後現代激進懷疑論,也就是任何知識都不可以信賴的想法,已經逐漸轉變為一種完整的信念。這當中的內容就是說,知識是為權力服務而被社會所建構出來的,這些知識會以身分為基礎,也和權力有關。而且這些內容可以藉由仔細閱讀我們到底是如何使用這些語言而被揭露、發現出來。因此,在社會正義研究當中,我們會不斷地讀到父權制、白人至上主義、帝國主義、順從主義、異性戀、健全主義和肥胖恐懼症,這些東西實際上一直在建構著這個社會,並且感染著一切事物。它們以一種內化的狀態存在,甚至可以說根本就是無處不在,藏在那光鮮亮麗的外表底下,卻又是一種無法完全隱藏的東西。這些,就是後現代知識原則的具體化。這些「現實、真實」,都被認為是嚴重的問題,因此需要不斷地被識別出來、譴責和解構、拆除,以便我們能去進行糾正。

這樣帶來的結果是,現有的這些社會正義文本就成了一種「社會正義」的福音書,如聖經一般的存在,這些內容會絕對肯定地表示:所有的白人,都是種族主義者;所有的男人,都是性別歧視者;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都是系統性的存在,就算你只是一個單身狗,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意圖或信念,都會同樣存在,缺席者也同樣會進行壓迫。性不是生物性的,而是存在於一個社會建構的範圍之內;語言可以是一種字面暴力,否認性別認同,就等同在殺人;希望補救身心障礙、肥胖是可恨的,這所有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被去殖民化。這就是後現代政治原則的實體化。

這種方法,不信任社會上的分類和界線,並嘗試將之模糊,並強烈關注語言是如何作為製造和延續權力不平等的一種手段。這些方法,也表現出深層的文化相對主義。理論會聚焦關注邊緣群體,但卻很少願意花時間去關注普遍原則或個人知識的多元性。這些內容都是後現代主義的四個主題,仍然是「社會正義研究」的手段、方法和其倫理的核心,只是這些內容的語調和語氣,已經發生了變化。在新的「社會正義研究」當中,「理論」的原則和主題變得更簡單、更直接地去表達,因為這些「理論」家對他們的基本原則,已經變得比原來更有信心。社會正義研究代表了後現代主義邁向第三階段的演變:這些「理論」作為實體化的後現代主義已經到達了頂點和高峰。一個了解「社會正義」真理的、有道德的人,必須很積極地主張世界到底如何運作,以及世界「應該」要如何運作的「理論」觀點,來服務於「理論」的宏大敘事。

從應用後現代主義開始把最初的基本原則具體化,使得社會正義研究能不只單一地適用於任何一類理論。它已經變得如此交織,以至可根據實際需要呼籲所有人不斷地質疑社會,甚至質疑自身的各個面向,但要謹記遵守一條黃金法則:「理論」本身是永遠不可否認的;「理論」就是真實的。社會正義研究已經成為一種全方位的萬能理論,一系列帶著大寫「T」的那些不容置疑的真理。這思想當中的核心原則,仍然來自於最初的後現代主義者,並且在這些衍生而出的「理論」中被強化和鞏固。

後現代主義的變異

如果我們將一九六○年代後期的第一批後現代主義者,視為激進懷疑和絕望的表現;而將一九八○年代後期的第二波,視為從絕望中復興,並且推動後現代的核心思想在政治上變得可行;那麼第三波,這批在二○○○年代末和二○一○年代初之間變得突出的理論家們,則已經完全恢復了對「理論」的確定性和推進社會行動的熱情。最早的後現代主義者,主要是在回應馬克思主義的失敗,馬克思的思想本來是學術上的左派們長期使用的分析框架,結果卻遭受了嚴重的幻滅。由於他們原本選擇的理論框架正在瓦解,於是他們採取了激進的憤世嫉俗態度,因為當時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讓他們再去迷戀依賴了。隨著馬克思主義理想的消亡,重建社會走向「正義」的希望也隨之喪失。因此,他們懷疑著所有的宏大敘事,包括基督教、科學和進步的概念等等。他們只尋求以一種無趣的玩世不恭來諷刺地拆除、解構和破壞現有的框架。以上這些,就是一九七○年代的文化思想狀態。

二十年後,當第一波絕望的懷疑主義,後現代主義的「高度解構性階段」(high deconstructive phase)逐漸消退時,學術左派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希望,同時在尋找更積極和帶有適用性的理論形式。於是,這些人採用了後現代主義的兩個關鍵原則和四個主題,並嘗試對這些「理論」有所作為。因此,後現代理論發展為複數的「應用後現代理論」。在後殖民理論中,有人嘗試重建東方對自身的各種感知,儘管霍米.巴巴和史碧瓦克對此仍然高度悲觀,而且如果可能的話,「理論」要從西方來拯救、解放「他者」,這當中主要使用的方法就是要去摧毀西方。酷兒理論則帶有一種信念,所有的分類都是社會的建構和展演,由此產生了一種社會行動主義。藉由繼續解構分類類別、模糊界線,將這所有的一切都視為流動的和多變的。酷兒理論嘗試將那些不符合性、性別和性取向分類的人,從「應該要」的應然期望中「解放」出來。種族批判理論更由於其淵源於法律領域,因此會顯得更加具體化和帶有適用性,因而吸引了黑人女性主義學者,形塑出最終主導女性主義的交織性方法論。

最重要的是,交織性女性主義藉由身分政治和集體行動尋求賦權,這在很大程度上定義了當前的文化情緒氛圍。身心障礙研究和新興的肥胖研究,產生了一些嚴重依賴酷兒理論的密集理論工作,但其實這些內容的方法和前提,都非常簡單,就是將醫學也視為一種社會建構,並且以帶有侵略性的思想,呼籲人們對作為身心障礙或肥胖者的身分應感到自豪。因此,到了一九九○年代,應用後現代轉向已經成形,使得後現代理論變得是可行的,並且聚焦在身分和身分政治之上。

隨著這些理論在一九九○年代後期到二○○○年,於各種形式的身分研究(舉例來說像性別研究、性取向研究和種族研究)中發展,愈來愈多地整合彼此的目標,也逐漸變得更加帶有交織性。到了二○○○年代中期,如果研究了這當中的某個關鍵主題:性別、性別認同、種族、性取向、移民身分、土著(原住民)、殖民地位、身心障礙、宗教和體重,就應該同時考慮到其他的所有主題。雖然學者們可以,而且仍然可以保有特定的關注點,但是也會帶有多樣的混合和融入,這就帶來了一種普遍的學術形式,著眼於「邊緣群體」與多種權力和特權體系的研究習慣。

在這份交織性的身分列表中,卻有一個令人吃驚的遺漏,那就是對於和經濟階層相關的身分,或者與之相關的任何有意義的提醒。雖然「理論」有時會對此提出問題,但是卻幾乎從不實質性地在意這些內容。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可能反而會受到理論的批評,因為他們一心一意地將經濟上的階級視為社會的關鍵因素,以至於他們有時會忽視或者低估了其他壓迫的軸線,特別是那些針對婦女和性少數群體的壓迫軸線。一九七○年代初開始的女權運動,以及此後不久興起的同性戀權利運動,為這種只在乎關注經濟階級的狀況提供了有用的糾正。然而,時至今日,經濟階級問題又變得幾乎完全沒有人會提到,除非「交織性」地和某種其他形式的邊緣身分兩相結合。因此,許多工人階級和窮人們就常會感受到他們和今天的左派已經是漸行漸遠。兩者之間最後會有這種形同陌路的結果,從前述的分析來看其實根本也就不足為奇了。馬克思主義者會認為,這些理論根本就採用了非常資產階級的關懷,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一場聲稱要將所有的特權來源給「問題化」的運動,是經由那群受過高等教育的中上階層學者和運動者所領導的,他們是如此地忽視自己明明就擁有身為社會特權成員的地位。

由於如此多的這些邊緣群體聯合起來,還加上各種思想流派融合在一起,形塑出一大堆類似的、甚至會相互競爭的問題,這也使得社會正義學者和運動者對他們的基本預設變得更有信心。隨著二○一○年代的來到,在此之前作為後現代主義特徵的那種模棱兩可、模糊不清和懷疑論的問題,就是索卡爾和布里克蒙,在一九九○年代中期稱之為「時尚胡說」的一種綿密、晦澀的語言,幾乎已經完全消失了。到了二○一○年代,語言雖然仍然是帶有技術性的,但確實已經比過往的那些明確多了,這些內容都變成了更強烈的話語,更堅定的用字遣詞。

這種確定性源於之前的應用後現代階段。在這個階段,學術運動者遠離了激進的懷疑主義,並且論斷說,我們必須接受系統性的壓迫作為一個客觀真實,才能與之抗爭。舉例來說,在坎秀一九九一年的文章〈描繪邊緣〉中,這本交織性方法的開山文本,非常聚焦在區分「我是黑人」和「我剛好是個黑人」的重要性。其他種族批判理論的學者,像是胡克斯也呼應了這種觀點。酷兒理論家對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異常規範性別和酷兒身分,都做出了相關類似的陳述,以民族血統和歷史的身分為基礎的思想,藉由後殖民理論也迅速獲得重視。肥胖者和身心障礙者的身分,包括以抑鬱和焦慮等精神疾病為基礎的身分,也由於肥胖和身心障礙研究的影響力而變得十分常見。到了二○一○年代,這些方法以及用於和這些「現實」互動的後現代原則和主題都已經成為信條,運動者和理論家也變得更大膽而無畏地去論斷這些相關內容。

「社會正義研究」現今大量聚焦在身分認同,以及和身分認同相關的政治。他們會以身分認同作為一個濾鏡,藉由這個放大鏡的視野來確定什麼是真實;他們會以身分認同政治來採取行動,並且由此出發來改變這個世界。因此,自二○一○年以來的大部分學術研究都被貼上了「女性主義」、「酷兒」等「知識論」或「教育學」的標籤。即使它不使用「知識論」或「教育學」這些用詞,但幾乎上述這些類型的所有和社會正義研究相關的東西,都會聚焦在什麼是被說出的,什麼是我們相信的,什麼是我們預設的,什麼內容是被教授的,什麼是我們所傳播的,以及什麼樣的偏見會經由教學、話語、論述和刻板印象而被我們植入了。所有的這些研究,都開始以這樣一個理論為前提而出發,也就是我們的社會是由這些權力及特權階級,藉由語言、論述去延續、維護其運作,而這些由特權階級立場所建構出來的語言和知識,會否認邊緣人群的經驗。

因此,社會正義研究的目標,就是針對科學和任何其他的分析方法所提出的主張和預設,另外提出反制。這樣帶來的結果是,「社會正義研究」對任何以理性和證據,作為了解真相的事物都感到不滿,並要求以「知識正義」(epistemic justice)和「研究正義」(research justice)作為取而代之的方法。這代表著我們應把少數族群的生活經驗、情感和文化傳統納入其中,將之視為「知識」,並將這些新的知識放置於原本不正義地占有主導地位的理性和以實證為基礎的知識之上;所以所謂的研究正義,通常要故意避免引用白人、男性和西方學者的內容,應改為偏向那些處於交織邊緣地位的學者,甚至也可能要去刻意掩蓋特權身分群體曾有的貢獻。然而,這種做法也會使得我們在思想淵源上難以追本溯源,因為後現代主義的那些開山祖師們都帶著身為白人男性的身分。在一個相當令人震驚卻又很典型的例子中,黑人女性主義哲學家克里斯蒂.多森(Kristie Dotson),大量引用了史碧瓦克有關「認知暴力」的問題,但她卻完全避免提及其實史碧瓦克的思想都是建構於傅柯的研究成果之上的。這不太可能是學術怠惰或不小心疏忽的狀況,多森可以說是做得非常絕,因為史碧瓦克在〈從屬者有資格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中,幾乎每一頁都有提到傅柯的概念,更有可能是因為她根據「研究正義」而對早期後現代主義者的一種刻意掩蓋。正如她在類似案例所指出的那樣:

我對這篇論文的友好批評之一,是當中的交織性理論,特別是使用了傅柯的權力概念,卻沒有提到柯林斯在《黑人女性主義思想》的闡述。我想提出兩個主張:如果作者打算以交織性的方法,有意義地參與多樣性和女性主義思想之間問題的討論,那麼使用一位具有代表性的黑人女性主義理論家對交織性權力所做的表述,才是更有意義的。其次,考慮到這當中的區別,我不清楚我們到現在居然還在依賴傅柯?這樣對推進交織性學術還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嗎?

上述的內容,換句話來說就是,無論這些概念起源於何處,一種負責任的交織性研究方法,就是只能引用一位黑人女性主義理論家的著作。

海倫.普魯克羅斯,自由派政治與文化作家。Areo Magazine雜誌編輯,著有多篇關於後現代主義、批判理論、自由主義、世俗主義與女性主義的文章,曾為林賽所領導的學術質量研究計畫成員之一,主要研究社會正義的學術問題。如今她自稱為人文科學的放逐者,專注於研究中世紀晚期與現代早期婦女的宗教寫作。現居英國,可以在﹝x.com﹞@HPluckrose上找到她。

詹姆斯.林賽,是一位具有物理學背景的數學家,對宗教心理學、威權主義和極端主義感興趣。他的文章曾刊登於《華爾街日報》、《洛杉磯時報》、《哲學家雜誌》、《科學美國人》和《時代》。除學術研究,林賽也活躍於社會運動。由他所領導的一項有關學術質量的研究計畫(Grievance Studies Affair)在2018年上了國際頭條,包括《紐約時報》的頭版,當中批判美國學術界的各種荒謬現象,引發輿論熱議。現居田納西州。



書名《左膠是如何煉成的:左派理論如何讓一切都成了問題?危害社會民主價值》
作者:海倫.普魯克羅斯(Helen Pluckrose)、詹姆斯.林賽(James Lindsay)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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