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由人民日報社主管的《中國城市報》發文稱所謂「996工作制」嚴重違反《勞動法》。¹ 2021年8月，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發布了超時加班典型案例，指責「996工作制」嚴重違法。² 從2022年3月起，北京、山東、安徽、河南、廣西、青海、湖南、湖北、江西九省市人社部門甚至一度排查整治「996」超時加班問題。³ 中國政府機關、司法機關和權威媒體批評「996工作制」的説法不少見，但是為什麽一直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呢？
中國政府在對待「996工作制」問題上，採取半推半就、欲拒還迎的態度。這種態度與中國政府對（除政府機關、國有企業及事業單位等在職及離退休人員以外的）普通民衆維持支離破碎的低社會福利水平的做法，有其内在的一致性。這些問題表面上看關係到利用低人權優勢的經濟成長空間，實際上關係到黨國與民營企業的結盟關係。儘管國有企業同樣實行「996工作制」，但依照《人民日報》2023年説法，中國民營企業貢獻了50%以上稅收、60%以上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城鎮勞動就業和90%以上企業數量。⁴ 如強行禁止「996工作制」，民營企業反彈意見有多大是完全可以想見的。
黨國與民營企業的結盟關係不但塑造了改革開放帶來的新興中產階級，還鞏固了黨國的執政根基。新興的中產階級，並沒有像部分政治學家先前預測那樣轉向推動中國民主化——這種觀念曾經是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理論依據之一，依照這種説法，新興中產階級有助於推動中國實現民主化——事實反而是：新興的中產階級不但高度支持中國的專制政權，還與這個政權結成了同盟關係。
2019年1月，中國發改委副主任兼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聲稱，按三口之家年收入10萬元至50萬元計算，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已經超過4億人口。⁵ 但是我們並不能簡單以收入水平來劃分中國的中產階級——因為中等收入群體既缺乏階級自省，也缺乏共同的階級文化認同，其内部是無組織和未結盟狀態，也很難群起維護共同的階級利益。
「中產階級」（bourgeoisie）這個詞在馬克思主義術語裏指與無產階級相對立的「資產階級」，但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這種説法最遲到20世紀中葉，就已經不足以用來描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龐大中間階級：這個階級既不是資本家，也不認為自己是社會底層的工人階級。儘管如此，本文仍採用「資產階級」這種譯法以便同時包括改革開放以來新出現的中產階級和資本家。但讀者要明白：本文所指的「資產階級」並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概念，因為中國的「資產階級」還談不上是一個統治階級，其與政權的關係雖有相當曖昧不明的勾結，但由於其地位的脆弱性，總體上來説仍然是一個被統治階級。在這一點上，中國的資本家與中產階級並沒有本質區別，其權利和利益皆需仰賴政權，儘管資本家是中產階級裏的佼佼者，在某種程度上也（不充分地）代表中產階級利益。
另一方面，中國的「無產階級」也變成了一個空殼化概念，不僅政權所代表的紅色勳貴階層早已不是「無產階級」，而且也不再代表所謂「無產階級」的利益，中國社會底層還處在缺少階級意識、無組織和無代表狀態——不論是資產階級，還是勳貴階級，都不作為社會底層利益代表，也不與其結盟。
值得補充的是，中國的資產階級並不包含在紅色勳貴階級所操控的公有制部門中。紅色勳貴階級所控制的公有制部門本質上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新興的資產階級也許自以為社會地位升高，就算是躋身到統治階級序列，實際上他們仍然只是統戰對象，是政權的同盟者和工具，並不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而是被統治階級警惕、監視和操控的群體。假如有個人站在講臺上，他當然很清楚講臺將他擡高的那部分高度並不屬於他的小腿。但是很不幸的是，部分新興資產階級群體竟然真的以為自己也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了，就像講臺不拿自己當墊脚石，而是把自己當成別人小腿的一部分了。
可以説，中國的資產階級和社會底層空有階級之名，而無階級之實。如果說中國社會確有階級的話，紅色勳貴階級作為一種特權階級是唯一有意識維護共同階級利益的群體。
1966年，美國政治社會學家小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 Jr.）提出的著名格言「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影響了很多代人。⁶ 這種觀點在當時並不是孤立的。1959年，美國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就較早提出經濟越發達的國家越有機會維持民主體制，一個由多數貧困人口和少數精英人口構成的社會容易形成寡頭政治或獨裁統治——雖然工業化、城市化、社會財富和教育都是實現民主政治的重要條件，但是李普塞特的主要意思是強調教育跟民主化關係更為密切。⁷
儘管最遲到1990年代已經有政治學家開始重新批判這種觀念，但這種觀念仍然成為當時柯林頓政府對華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之一。暫且不論奉行對華接觸政策的歷届美國政府主觀上有沒有推動中國實現民主化演變的動機，經濟發展和中產階級壯大皆有助於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的觀念到柯林頓時代美國社會仍然相當普遍。⁸
那麽這套理論是不是到中國就出現了水土不服？為什麽中國的資產階級沒有推動民主化進程？
2000年以來，主流研究通常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對民主化缺少興趣，而其與黨國關係也發生了微妙變化：大體上可以説，黨國體制不僅在籠絡和吸納新興階級，新興階級也在意識形態上與黨國出現了同質化趨勢。但真實情況要比簡單的同盟關係更加複雜。如果沒有清晰認識到這種複雜性，對中國未來政治走向的預判就可能出現嚴重偏差。這當然也關係到民主化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問題。
本期文章將結合近年研究，分析以中國民營企業家為代表的新興資產階級與黨國體制的複雜依賴關係，從中我們會重點探討中國新興階級自身弱點及其與黨國複雜關係内在的不穩定因素，這些情況將會是影響未來中國政治走向的重要變量。
怎樣對付新興的資產階級？
冷戰接近尾聲的時候，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東歐民主化和蘇聯解體期間達到高潮。不僅如此，曾經受到蘇聯控制的部分非洲、中東、東南亞和東北亞國家也相繼宣佈放棄馬列主義路線。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毫不奇怪高漲的樂觀主義情緒會彌漫國際社會。
儘管中共因鎮壓1989年民主運動一度遭到國際社會制裁，但是國際制裁沒有堅持下去，不久在日本牽頭之下，西方國家紛紛解除了國際制裁。在這個時代背景下，不少人相信恢復對華接觸政策、利用經濟發展可以帶動中國實現民主化。
1996年，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學者亨利·羅文（Henry S. Rowen）基於當時中國經濟發展前景，預測2015年中國就會實現民主化。⁹ 美籍華裔政治學者胡少華在2000年甚至預言中國會在2011年實現民主化。¹⁰ 中國著名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劉軍寧2000年也表示，自由的商品市場最終會帶來自由的觀念市場，只要人們可以自由選擇，多數人最終都會選擇自由。¹¹ 美國知名政治社會學家戴雅門（Larry Diamond）1999年也說經濟發展最終會迫使中國轉向民主。¹²
這樣的觀念在那個時代相當普遍。除了上面提到小巴林頓·摩爾和西摩·李普塞特支持經濟決定論之外，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學家山繆·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也為這種時代觀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論背書。杭廷頓聲稱，中產階級壯大並掌握經濟權力，在躋身到精英階層以後，會造成精英階層多樣化，這種情況勢必對專制政權不利。¹³ 杭廷頓還曾以南韓、菲律賓、巴西、秘魯、厄瓜多和西班牙為例，説明商人和中產階級如何轉而支持反對派，導致專制政權難以爲繼。¹⁴
既然經濟決定論觀念在當時時代背景下如此常見，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對經濟決定論同樣着迷的中共當局，剛剛經歷1989年大鎮壓並見證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多個國家此起彼伏地爆發，怎麽可能對政權危機視而不見呢？所以同一時期中共當局採取了什麽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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