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子壮摘自《參閱文稿》No.2019-18
在陕北插过队的人，往往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对于自己曾经以多种方式贡献过青春的地方，说坏，不忍；说好，不愿；因此，凡对大事物的评价，还宜用老子的一句话——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以我个人的亲身体验而论，在陕北插队的这批知识青年，主要是实践了"很有必要"的那个指示。毛泽东同志曾经对知识青年问题做过三次公开的指示，20世纪50年代是"大有作为"，到了1968年就变成了"很有必要"。到了1973年，居然成了"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了。这三种不同风格的最高指示，反映了他老人家三种不同的心境，应该说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好的"描述"，再加一句，都是多余的。（一）
陕北这个地方，是个老区。老区大都具备两个特点：一是很难找到"阶级敌人"。1936年就进行过土改，到1969年的时候，够上划富农线的都是凤毛麟角。这就使在城里随便"横扫"一下，就可以找出一批"阶级敌人"的红卫兵颇为失望。另一个特点是贫穷，干一天也就是一两毛钱。因此，对于知识青年讲，还是"吃饭的问题最大。"插队第一年，我们就发现越穷的地方的粮食，越难吃进肚子。陕北种的是五谷杂粮，细说起来不下20种，凡我们勉强会做的饭，都是数量极少而又好吃的，凡我们不会做的饭，却是大量的。比如豆面，那是要会配、会磨、会做才能好吃。直到我们离开陕北，大约也没有人学好做饭的全套本领。好在这件极复杂的事情，被我们用现代智慧一举解决了——我们雇了一个老百姓给我们做饭。开始是一个男的，后来考虑不经济，就雇了一个婆姨，一天我们划给她五分（工分，下同）。这是一笔两利的劳务交换。我们自己留一个人做饭，男生少挣十分，女生少挣七分，不仅质量难以保证，而且还一律拒绝批评。这位婆姨也极高兴，因为她可以挣到两倍于其他婆姨的工分，同时免去了日晒雨淋之苦，成为一个完全的女人。但这种现代智慧当时受到了几乎一致的批评。老百姓有人说我们像"地主"雇工，邻村知识青年则认为这样不符合自力更生的原则。但我们无丝毫悔改之意，因为肚子告诉我们，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二）
我插队的延川县，大都是川地。比如我所在的关庄公社，就叫清平川。实际上就是一堆土山夹着一条河，河岸到山脚就叫川地。在这里受苦（陕北讲"受苦"就是"劳动"）主要靠腰腿的力量。胳膊的力量还在其次。当然，如果你想当个石匠，又另当别论。在这里干活体力消耗极大，但只要吃饱肚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普遍水平而言，陕北老乡干不过知识青年，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孩子太多，吃得太差，并且缺乏爆发力。
我左右两人，只比我小一岁。左边的这一位，和我同年入伍，在141师服役。后复员。2005年于关家庄——这就是城乡差别。
劳动真正"难活"的地方，在于它的无休止而且无效果。地越种越薄，生存环境越来越严峻，衣服补丁越来越多，而箱子却越来越空。一句话，在人口激增的情况下，简单再生产的维持都发生了困难。像我所在的关家庄，连推磨的驴都要抢，可见到了什么程度。
条件好一点的生产队，也有用毛驴驮粪上山的。我有一个同学叫王如骥，赶驴上山的时候，揣着一本《唐诗一百首》，一边赶驴，一边吟诗，在我们分手时，他起码会背三四百首诗词。但奇怪的是，他后来成了一个化学教授。也许他把化学元素表也编成清平乐之类的词牌了。（三）
对于我们这批知识青年来说，邢燕子、董加耕与我们不同。因为时代不同了，插队的方式也不同了。他们是属于"大有作为"的那一批，我们则属于"很有必要"的这一批。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所积累的就业困难而上山下乡的。这批知识青年，成了第一个承担文化大革命后果社会群体。刚到陕北时，我和许多同级的同学也就十四五岁，如果是在1936年，我们是红小鬼，如果在1986年，我们是童工（农），可在当时，我们不明不白的成了"黑十类"。即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知识分子、知识青年。
但是，这批知识青年中还是有不少人在陕北做出了令人惊诧的业绩。但凡做出成绩的，好像都不是"邢（燕子）侯（隽）"模式。比如我们村的孙立哲，在老百姓中那简直是华佗再世，扁鹊重生。但的确是无照行医，为现代法律所不容。今天回顾，仍称得上是丰功伟业。到关家庄看病的人多到把我们村吃穷的地步，堪称"空前绝后"。为何？一位老百姓讲到了本质：这个医生爱穷人。也有生产队长当得好的，那也是搞多分自留地、小包工、瞒产私分、掏互地等违反政策的事情，只不过公社不愿和知识青年发生冲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了"。
下乡第一年（1969年）很乱，集市上一伙一伙的知青打架抢劫，有的还兼职做小偷，北京的土话叫"戳份"。抢劫的主要对象也是知青，但对女生好像比较宽容，但换了一种方式——"拍婆子"，搞得在回北京的一路上提心吊胆。1970年以后逐渐好起来，除了政府抓了一些人外，主要因为知青抢知青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这种建立在城市基础上的聚众行为本身是不能存在于农村环境的。后来风气为之一变，知青之间变成相濡以沫了——一直到现在。
从文化革命到插队，不少人悟出了一条道理，从兽进化到人，其过程漫长到几百几千万年，但把人变成兽，却很容易。只要煽点情，点把火，再打碎饭碗，那就可以了。当普遍的被剥夺的意识成为社会心理，人们感到命运不可捉摸而又有失公平时，流氓就会成为社会的领袖，破坏将成为行为的准则，社会的偏见与漠视收获的是知青对当时社会秩序的破坏。（四）
陕北这个地方，知识青年在农业上是很难大有作为的。因为当时的农村生产水平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即使搞一些类似"9.20"之类的科学技术的应用，产量虽然可以提高，但谷贱伤农，是无法积累出改造农业的资金的。传说有位延长县出去的省委书记，看到家乡依旧，曾说过："谁把我们村搞上去，我给他个县委书记干！"但重赏之下"无勇夫"，面貌依旧。所以知识青年往往在知识水准较高的非农领域做起事来。成为农村中的非农成分，如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各种机手（拖拉机、柴油机等）。总之，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有待发展的岗位上，知识青年干得还是不错的。
农村中还有另一种岗位知识青年比较活跃。说好听一点是公益性岗位，说不好听一点，是得罪人的岗位，这不是由于能力，而是处于"第三者"的位置。陕北当时有几句民谚，叫做："得罪书记政治犯，得罪队长茅粪担，得罪会计秋后算，得罪保管斗量偏。"当地的干部有时身在关系网中，处理问题也困难，所以知识青年就充当裁判的角色。什么邻里纠纷，什么撵猪罚款，什么惩治小偷，多由知青出头，反正这批人一不懂人情世故，二不知历史恩怨，三不清楚得罪人后的远期效应，四也可以满足一下使命感。这也是陕北农民的一种用人之道吧！（五）
陕北知青的文化现象很有意思。其中之一是肚子越饿越对"屠龙之术"感兴趣。文化越到消化不了的地方，它还愈加神气起来。当时有不少人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以自耀，点灯熬油看什么黑格尔，康德，莎士比亚，莫里哀之名著；还有些油印传抄各类"首长讲话"的，时不时地探讨一下"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共产主义能不能在一国实现等等。这似乎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革的遗留，越是个人生计难以解决的地方，个人越喜欢把自己和社会联系起来，尤其是在理想与现实有极大冲突的时候。因此，当时许多知识青年对社会运行的希冀不是"战争"，就是"革命"，——一种能使自己脱离当前状况的社会冲突。
另一种文化现象，就是拼命地学数理化，进度极为神速，半个月学完一本《平面三角》是一种极为平常的速度。（忘的速度也不慢）1977届、1978届大学生中的学习狂热，只不过是知识青年学习状态的一种继续。
陕北知青当时和外界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是广播。报纸全部都是"晚报"。一来就是一个星期的，并且是一星期以前的。因此，听广播成为一种习惯。陕北收听广播的效果很好，很多台都可以收得很清楚。包括"美国之音"。我们就曾经在"每日音乐会"的伴奏下抱着磨杆推过玉米。好像也没有受什么影响。也许当时太单纯了？好像也不是。大约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知青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民国时期"吧！
这就是陕北的知青，一方面在为谋生而"受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挣扎在编织着那成"家"之梦；一方面感到了生活的重负；一方面又对学校赋予自己的理想，抱着不让其破灭的希望；一方面在诅咒命运的不公；一方面又在希望这只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一种磨练。（六）
那时，有些报纸上经常刊登知青的"典型经验"，这些经验大都一个主题，就是如何把知青变成农民，变成农民的就大有作为了。那年有些知识青年提出了"扎根农村干一辈子"的口号，由于我们爱追求个"实事求是"，所以强烈地反对这种口号，提出了"扎根农村干革命，一生交给党安排"口号，重点当然在"安排"上了。我们还可以找到历史上的根据，有人提出如果毛主席当年就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能有新中国吗？在当时虽然就被斥为"不能这样讲。"但大家心中都觉得很有道理。后来我们发现，最先喊扎根的，往往是走得最早的，剩下扎根的，倒是不喊的。
插队第一年冬季，延安县不知哪个村的知识青年，发出了一个过"革命化"春节的倡议，而且马上演变成一个不许知青回家的政策。生产队极其负责，知识青年夜间行动后，还派人去追，只是岔路太多，无功而返。这种搞得天怨人怒的办法，至今想起来令人齿冷。陕北几乎每村都有几个逃兵，事隔20余年，抓知青就能手到擒来吗？要知道，对于知识青年，刻个公社的公章，那是比做吃豆面容易得多的事情。
其实，到了第二年，许多知识青年就不在冬天回家了，而改在夏天回家了，因为冬天的工分好挣，而夏收的确太苦了。这和觉悟一点关系没有，倒是可为"某某化"的春节做一注脚。
陕北曾经有两万余名北京知青，现在还在的，不知还有几个人了。但是，知青和陕北的那种复杂的感情，也许会存在得比较久远，虽不会传代，但也是至死不渝。陕北曾经是中国的希望，也是个人才的受"洗"地，虽不说没到过陕北，就不认识中国，但起码是认识不完整。纵观中国历史，许多历史性的辉煌，往往起事于东南，收功于西北。陕北的发达之日，才是中国现代化成功之时。而陕北的发达，更多要靠走出去，而不是靠"扎根"，困死一隅。秦王不能扫六合，闯王也不会进北京。毛主席当年到陕北，第一个战略行动，是东征山西，西征甘宁青，在陕北厉兵秣马13个春秋，最后走出黄土地，赢来了全中国。回顾历史，面对现实，展望未来，会令人得到深深启示的——我们希望黄土地再度辉煌之日，正是祖国四化成功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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