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尚嘉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几年前看过，当得知本书作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因为提出本书中阐述的主要理论，而获得今年（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余当即作了篇短文"中国学者更应该获得今年经济学诺奖"。随后又拿起这本书再看了一遍，略有新的感悟。
国家为什么失败？我觉得，更妥当的应该是"社会为什么成败"。因为国家是否成败，不就是那个国家里的普通民众活得好不好，幸不幸福？国家很光鲜，民众很悲惨，那是谈不上什么成功的。
本书批驳了地理假说、文化假说和无知假说。这些假说其实隐隐约约的包含了人种的差别、文化的高低和自然环境的差别，认为是因为这些因素而造成了有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本书则坚定的认为，是制度决定了贫富。
本书指名道姓的说："地理假说是由生态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提出来的"。戴蒙德的著作很多，《大奔溃》和《枪炮、细菌和钢铁》读来很有趣，给我启发很大。然而戴蒙德对本书的评价却是："爱上此书，可能出自三个原因。首先，它讨论了当代世界各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差距——这大概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其次，它充满引人入胜的故事，读之可以使你成为在鸡尾酒会上侃侃而谈的雄辩之士——比如可以高谈阔论博茨瓦纳为什么欣欣向荣而塞拉利昂却没有。最后，这本书论述精妙，十分耐读。诸位可能像我一样，初读不忍释卷，一气呵成；而后又会一读再读，反复琢磨。"（封底）
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解释是从15世纪开始的，因为他们认为在此之前各国家或地区的差别不太大，而从15世纪之后各国家出现的'分流'才需要解释。"（第xy页）
我以为，上述也对也不对。中国在15世纪以前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总值和人均产值及贸易额均是世界第一，甚至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加起来的总和。那时的中国的幅员还只是今天中国大陆的中东部。12世纪北宋灭亡，南宋失去了中原地区（中国当时的中心地区），可南宋的经济总值和贸易额仍然是大于全世界其它地区加起来的总和。
如何解释这一问题？
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著名的"历史已经终结"论，这个断论问世后的几十年历史证明了这个结论的不可靠。但是福山提出一个国家成功与否，取决于强国家（政府）、法治和民主制度三个要素，这好像还是很有道理的。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坚定的认为，具有包容性（必定是民主的）制度才会使一个国家或地区持久保持繁荣。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列举许多案例说明这个道理。尤其是刚果和塞拉利昂的混乱与失败。在我看来，刚果和塞拉利昂当然是没有包容性制度，但更明显的是国家力量缺失，他们甚至还谈不上任何法制，离民主制度更加遥远。本书译序中有一段话可能说明问题：本书"讨论了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只是给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本书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讨论。"
我的理解是，必须在有一个起码的国家和法制（强制）力量或秩序的社会中，才谈得上有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差别。
自然地理环境、文化人种进化发育和知识程度的高低，也能决定一个人群的最初社会有没有起码的国家和法制秩序？没有一个这样起码的社会秩序，是谈不上什么长期的经济发展，更谈不上什么国家成败。
在这个基础上，制度的包容性还是汲取性，决定这个社会能不能长期的经济发展。
宋朝尤其南宋的繁荣，应该是有正常的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有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和经济制度基本都是汲取性的，然有相对的宽松。而此刻，全世界都没有包容性制度。
同样的道理，二十世纪中期三十年大陆其它一切未变，极端压榨的无空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汲取性制度——现代极权主义制度把中国从一个人均收入和人均生活水平都处世界中游地位的国家生生变成了全世界倒数几位的国家。在这个极端的基础上，七十年代末起，经济制度略略放松，大陆就出现了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其实，大陆也就只是宽松了经济的制度管束，就能取得偌大成就。
读此书简中版的读者大概都能感到，本书关于大陆的章节肯定删去不少。但是从字里行间读者都能懂，如果政治上的汲取性制度不改，经济上有限的放宽汲取性制度、或者说经济上的包容性制度不能长久，一个国家的持久经济发展非但不能，甚至会倒退。
本书举了阿根廷的例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阿根廷属世界富裕国家，阿根廷与法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环境最优越的国家。但之后逐渐沦落为不发达国家，盖因其在汲取性制度不断恶性循环，当前米莱总统的包容性制度改革或许能开辟把阿根廷引出恶性循环之路？
大陆则现在还在逐步展开这个恶性循环，但看其是折腾而直线往下，还是不折腾少折腾但还是没救斜线慢慢下滑？
曾经有许多人都把阿根廷二十世纪的倒退，与日本经济"停滞三十年"相提并论，我却不以为然。
日本经济的"停滞三十年"其实是调整三十年。就像英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几个世纪，十九世纪后期开始被美德法日发展的速度追上，英国似"老迈"下去了。实际上英国近一百多年来，发展有快有慢，始终在世界发达富裕国家之列。因为英国与日本一样，他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始终是包容性的。
我原来没注意到有种被称为二元经济。本书指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前的南非和津巴布韦是二元经济。南非是非洲大陆最发达的国家，津巴布韦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不算好，却是英国众多殖民地中相对富裕的一个。那里的白人土著（出生在那里且有世代在此出生的白人）虽然仍处少数，但白人人口达到相当规模。
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黑人多数民族掌权。两个国家因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不再受国际经济制裁，然两个国家的白人大量离开，使两国经济却大幅下滑。津巴布韦的经济则面临破产，原在津巴布韦的白人因私人财产被无偿剥夺几乎全部离开。
本书告诉我们，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前，这两个国家是"二元经济"。隔离线的另一端黑人区的经济悲惨，是汲取性的制度。而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这部分的汲取性制度扩大到整个已经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全国。而白人种族主义者施行的种族隔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汲取性制度。
我要问的是，白人种族主义对他们自己隔离线内的白人区，施行的也是汲取性制度？作者没有谈到。在我看来，可能不是。无论南非还是津巴布韦（南罗德西亚）白人区施行的都是英国制度。
作者给出一个案例，我过去不太清楚的。那就是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纳，贝专纳从1966年独立成为博茨瓦纳，他们选择建立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获得经济长期增长。这说明黑色人种也能实行包容性制度。
综上所述，我所以在那篇"中国学者更应该获得今年经济学诺奖"中把刘瑜和秦晖两位也列入，是因为他们两位列举和分析了许多国家转型成败的案例。而杨小凯和张维迎则没有过多分析那些案例。
恰到好处的建立形成包容性制度及其运转
上述在某种意义上，我想探讨本书"没有进一步讨论"而读者必然会想到的问题，也就是本书批判的那些地理说文化说无知说，与包容性制度建立的关系。自然地理环境、文化人种进化发育和知识程度的高低都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它或者是一个国家力量形成的必要因素，也或许是一个社会基本知识成就的必要条件。在历史的每个关口，都有前因，却不一定有同样的结果。这里面有太多的偶然性。
"政治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成文的宪法，也不限于社会是否是民主社会，他们包括国家管理和治理社会的权力和能力。"（第29页）
中国的国家管理能力和治理社会的权力与能力过于强大，二千年来窒息了个人权利，七十多年来连社会也被窒息了。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包容性制度可能逆转的事实证明，制度的演进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积累过程。"（第112页）
那么，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不太成功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试验，应也是一种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试验，最后却被逆转。
按我的理解，包容性的制度提供了一个社会经济长期增长的机会。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下，社会自行发展，会经过一点点的积累，一步步的发展；一个个创新也能出现，一步又一步的发展。而没有这个包容性的制度，积累和创新难以为继，也不太可能出现。
一切的关键在于有否包容性政治制度。有包容性政治制度，无知有知、各种文明、不同自然地环境，都有可能慢慢的达到经济长期增长的社会成功。
反过来的证明是，"无知假说仍然统治着西方决策层中的高层，集中研究如何创造繁荣。……通常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组织鼓吹，他们认为穷国的发展是由不良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造成的，接着就提出了一系列改方案，这些改进方案集中于像宏观稳定的明智之举，以及像缩减政府规模、浮动汇率和资本账户自由化到看上去很有吸引力的宏观经济目标，他们也集中了一些微观经济目标，如私有化、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大概还有关于如何通过强调反腐败措施来改进政府自身职能的政策建议。尽管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上看，这些改革可能是明智的，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政治制度的作用及其对决策施加的约束。国际机构通过威胁穷国采用更好政策和制度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努力并不成功。"（第320页）
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尤其是WTO对大陆的帮助的结果中，特别明显。其意义还远比上述深刻。
最后说个小故事。1876年，英商在上海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中国人从上到下从朝廷到乡绅儒生到目不识丁的农夫同声反对，说是惊了祖宗坟茔。翌年，清政府出银买下铁路拆毁。这成了历史笑柄。
想不到，这样的历史笑柄在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主义鼻祖的英国，也发生过。
1589年，威廉*李发明了织袜机。可是伊丽莎白女王拒绝给予专利，理由是"它会使贫困的臣民失业，会让他们沦为乞丐。"(第132页)光荣革命之前的英国也是汲取性制度，对创造性破坏同样心存担心。
2024.11.
附
中国学者更应该获得今年经济学诺奖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近日揭晓，三位美国经济学家获奖者分别是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
三位获奖者主要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他们认为，包容性制度能够给每个人带来长期利益，为经济带来持续性的繁荣；而榨取性制度只能给统治精英带来短期利益，却会抑制创新，限制经济长期发展。
我本质上是赞同三位上述观点，觉得他们的理论很有道理。
但是，如果从这个理论出发，我们很容易把制度的出发点、制度设计的目的放在促进经济发展上。而这是不对的，且极容易走偏。制度的安排、设计以及发展的轨道，其出发点和目的以及发展进程永远是改善民众个人的权利和权利的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只是顺带的，是结果之一。
一个经济发展相对静止的或发展很缓慢的社会，但有着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制度下生活的民众，其幸福指数不会低的。
就像近三十年前我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法》（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的开头，也就是央行的目的和它的任务。现行法律有两个目的，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持货币稳定。
我认为前一个目标任务应该去掉。发展经济是社会中各位的任务（在大陆主要是党和政府的责任和任务），央行只负责货币稳定。在稳定的货币环境下，就创造了社会中各位努力的最好环境。
包容性的社会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决定经济繁荣有很多因素，有了包容性制度不一定能经济繁荣，而榨取性制度则一定不能持久经济繁荣。
我不谙英文。我觉得可能他们的意思跟我一样的。只是我们这里的翻译，尤其是新闻撰写稿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从阿杰姆奥卢和鲁滨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失败》（大陆版，有删节）中看，他们好像也只是分析现行的各国制度样本，好像并没有乱出主意，提出制度安排、设计的提议？
可能我有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我认为这项奖项也能给中国学者的。张维迎、刘瑜、秦晖和杨小凯提出这个观点比美国人早。我以为，张维迎55%，刘瑜25%，秦晖（含其夫人金雁）和杨小凯各10%。
杨小凯早在世纪初就已提到这个意思，只是他不是专门就这个问题的研究，而是在一片"后发优势"的呼啸声中，清醒的提出"后发劣势"，制度的劣势。杨小凯顺带提出了这个问题；刘瑜和秦晖（含其夫人金雁）都不是专业经济学者，刘瑜分析了大量国家的样本，从政治社会制度上比较各国包括经济发展的成败；秦晖金雁夫妇则分析比较了苏东巨变之后的各国成败；张维迎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呼吁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非市场经济国家里的有良知的经济学者，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切肤的感觉。在非包容性制度下，他们难以直白的切入这个与我们性命攸关的制度与发展的主题，他们不得不婉转的表达。而这样婉转的表达也多半不能发出，因为这个话题与非包容性制度的建立者和维护者也是性命攸关的。
那些诺奖评委对非英文著作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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