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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星期四

Ignatius Lee 李聿脩:論柏林墻的倒掉


(https://substack.com/@ignatiuslee/note/c-76760216?utm_source=feed-email-digest)


柏林牆倒掉是偶然事件,並不是突然事件。很多人分不清偶然跟突然的區別。蘇東波劇變對許多人來說就像是突然發生的。

我以前提過一個黑天鵝悖論假說:要實現一些歷史變革在很大概率上有賴於發生小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本來就是不容易發生的,但一些歷史變革就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發生這種小概率事件。

中東歐和蘇聯都沒有准備好應對這樣的事情,但是普遍對制度失去信心才是前共產主義國家兵敗如山倒的根本原因所在。布拉格之春無疑是最早的一個缺口,但真正潰堤的地方是戈爾巴喬夫推動的蘇聯改革,而戈爾巴喬夫上台又跟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猝死有關。假如安德羅波夫改革延長很多年就會跟習近平改革手段很像:打擊腐敗、整頓紀律、提振效率。如果安德羅波夫足夠長壽,可能輪不到戈爾巴喬夫進行更具自殺性的有限開放和有限自由化改革嘗試。

中共對蘇東波劇變歷史的反省也體現在江澤民時代以後的中共改革中。比起1980年代混沌探索期來說,江澤民體制才具有劃時代意義,後來的胡溫雙首長體制和習近平體制根本上都是江澤民體制。因為江澤民時代確立了具有歷史反省特點的新保守主義改革路線,當然這個歷史反省指的是反省前共產主義國家亡國亡黨教訓。

這種江澤民體制國家,致力於重新社會信心和制度信心,確實制造出很大一批狂熱的政權支持者,包括其結合狹隘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持者。1980年代,中國出現了意識形態真空,不但政權出現意識形態轉型困難,還缺少忠實支持者,三信危機甚至滲透到黨跟政府內部。

江澤民體制國家糾正了1980年代中國的自由風氣,也顯出與前共產主義國家截然不同的新威權主義特點。現在我們面臨的尷尬局面是:中國不但有自己的柏林牆,還有許多積極擁護、捍衛柏林牆的人。要瓦解社會信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這期間還要對抗北京當局不斷強化的思想控制和社會控制。

柏林牆的倒掉是偶然的,不是突然的,中國自己的柏林牆也不會突然倒掉。你永遠不能幻想自己的敵人暴斃身亡。刺激偶然事件發生,同樣有賴於行動創造社會條件。假如前共產主義國家普遍擁護柏林牆,就算每個國家都有戈爾巴喬夫改革,也不見得柏林牆會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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