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科技大佬們的政治立場和行為正引發廣泛的關注與討論。從彼得·提爾（Peter Thiel）到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這些以創新和自由市場精神著稱的企業家，這一次紛紛高調介入美國大選，支持不同的政治候選人，甚至公開對現有的政策提出挑戰。
傳統上，矽谷大佬普遍支持民主黨，這與矽谷的創新精神和社會進步的立場相契合。科技公司如蘋果、谷歌和臉書等，長期以來都支持民主黨的政策，特別是在環保、勞工權益和教育等問題上的立場。這些企業不僅依賴於自由市場，還依賴於能夠推動社會變革和創新的政策。
對過度的政府干預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政治傾向出現了變化。矽谷的某些領軍人物，特別是以彼得·提爾為代表的「科技自由主義者」，開始轉向支持共和黨，甚至公開支持川普的政治運動。彼得·提爾，作為PayPal 的創始人之一，長期以來堅信政府的角色應該是最小化的，並且強烈反對對小企業和創新進行過度監管。這一立場使得他在共和黨陣營中找到了共鳴。而埃隆.馬斯克扮演的角色, 和介入大選的積極程度, 更是罕見且效果驚人. 這些舉動代表了矽谷內部一個重要派系的興起——這一派系反對過度的政府干預，並且對大型科技公司和政治精英的合謀感到擔憂。
彼得·提爾等人的政治立場，不僅與共和黨的經濟理念相契合，也反映了他們對當前科技業集中化和壟斷問題的擔憂。提爾多次公開表達對蘋果、谷歌等大公司的批評，認為這些公司通過其壟斷地位扼殺了創新，並且過度依賴政府政策來維護自己的市場地位。這些看法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矽谷的政治轉向，尤其是當許多小型企業感到自己在巨頭公司面前無力抗衡時，提爾等人的立場贏得了不少支持。
此外，隨著美國反壟斷立法的逐漸升級，對科技業的監管呼聲越來越高。這使得許多矽谷企業，尤其是那些佔據領先地位的公司，開始感受到威脅。拜登政府領導了對美國企業界一些知名企業的監管打壓，特別是挑戰了科技巨頭蘋果、亞馬遜、Meta 和谷歌的市場主導地位。由莉娜汗(Lina Khan)領導的聯邦貿易委員會(FTC) 和坎特(Jonathan Kanter)領導的司法部反壟斷部門，積極提起訴訟，阻止企業合併，帶頭嘗試執行拜登的競選承諾，遏制他所說的貪婪企業推動價格上漲的行為。這些機構採取了重大舉動，限制了主要雜貨連鎖店、航空公司和製藥公司之間擬議的交易。這些大公司開始擔心，若民主黨繼續掌權，將進一步加大對科技業的監管，這將直接影響他們的市場份額和未來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提爾等人轉向支持共和黨，並呼籲對現有的監管政策進行改革。馬斯克的積極介入大選更是早有前兆，他的公司在過去幾年中受到了許多來自加州政府的監管挑戰，這使他對加州的「過度監管」感到不滿。在這樣的情況下，馬斯克選擇將特斯拉和SpaceX的總部從加州遷往德克薩斯州，進一步突顯了科技自由主義者與民主黨之間日益擴大的裂痕。
對中立場存在微妙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在支持川普的矽谷大佬中, 也不是在所有的問題上都意見一致. 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也存在微妙的差異。提爾曾公開批評蘋果與中國政府的曖昧關係，尤其是蘋果在中國市場的佈局和對當地政策的妥協，引發了他的強烈不滿。提爾認為，科技公司不應該在追求全球化的過程中妥協道德和人權問題，應該堅持價值觀而非單純追求經濟利益。然而，馬斯克的立場則顯得更加複雜。特斯拉在中國設立了超級工廠，並且在當地市場取得了不小的市場份額。這使得馬斯克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相對模糊，未來, 他不得不在全球化與保護主義之間做出艱難的抉擇。
總的來看，從過去對民主黨的壓倒性支持，到如今對共和黨的偏好，矽谷的政治立場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這一變化不僅反映了科技行業內部對政府監管和大企業壟斷的憂慮，也表明了全球化與地方化政策之間的緊張關係。隨著科技業規模的擴大，這些大佬的政治參與勢必將對未來的政策制定產生深遠影響。在未來，矽谷的政治力量是否能夠持續發揮影響，取決於多個因素：首先，科技業的市場壟斷是否能夠被有效遏制；其次，美國兩黨能否就如何監管科技業達成共識；最後，全球化背景下中美關係的走向也將是影響矽谷政治選擇的重要因素。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的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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