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 2024.11.07
北京眼見香港經濟未有起色，不少行業更敗象紛陳，近期吹響集結號，一面接見外商重申「一國兩制」照舊，鼓勵投資中港兩地，一面督促港商緊隨習近平思想，講求「富而有責」，但中央積極有為之餘，還要慎防弄巧反拙，避免投資者進一步失去信心。
去年以來，「富而有責」已成為中央對香港工商界的基本要求。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曾經呼籲工商界需要「富而有責、富而有義、富而有愛」，將「愛國」化作具體行動，協助政府解決民生的「憂難」，以符合習主席對香港的期盼。結果商會及大地產商紛紛響應支持，有的投放錢財改善民生，有的借地供政府興建簡約公屋，有的捐地興建安老院。
今年九月，夏寶龍面見香港特首李家超，表明要求工商界支持當局施政，「把愛國愛港熱情轉化為一項一項具體的實際行動」，推動香港的「由治及興」。他的呼籲被理解為指責商界不支持政府，因為過去一年多，政府一次又一次將住宅地皮推出市場，不論是供發展「港人首次置業」樓宇，還是私人發展商參與興建公屋計劃，結果都由於反應冷淡而流標收場。長此下去，不但改善住屋計劃進展緩慢，更有損特區政府的威信。
商界投資政府項目乃社會責任
近日報載港澳辦急召香港政府及商界高層到深圳開會，相信除了面授機宜，介紹中央快將推出的救市措施，據報道中央會進一步要求商界「在人力、財力上挺港」，例如須從香港長遠及整體利益考慮，財政上支持香港大力發展創科事業。可見「富而有責」不再限於扶貧助學之類的企業社會責任，更包括不計企業得失向政府買地，以至財政支援經濟發展計劃。
港澳辦的想法是全面落實習近平思想。習主席今年三月講話有三點重要內容都可以引用於香港：一是民營企業家要「增強家國情懷」，「擔負促進共同富裕的社會責任」；二是民營經濟必須面對挑戰，「轉變發展方式」、「轉換增長動力」、「走高質量發展路子」；三是鼓勵及吸引民間資本參與發展重點產業鏈供應鍊項目，為「推動高質量發展作出更大貢獻」。因此，重大國家使命當前，香港商家必得好好「學習」，沒有不支持的選項，否則罪莫大焉。
儘管君命不能違抗，本港富豪商人至今頂多願意捐地借地，以至出錢出力扶助貧弱，做好企業社會責任，以維持與北京的關係，但擔起推動科研、發展經濟的責任，始終難以接受。
首先是由於香港眼前經濟艱難，中國經濟更是水深火熱，難以旨望由大陸中短期內推動香港「由治及興」，而本港企業業績衰退，盈利減降，面對前景已經十分徬徨，還有甚麼閒心閒錢來分擔政府發展科研，推動發展高質生產力的重任呢？例如在大陸長年投資的恒隆集團，今年第二季業績衰退22%，企業表現不濟導致股價大幅下滑，令企業總值由高峰期貶了大約80%（不少地產集團也有相近跌幅）。該集團前董事長陳啟宗雖然素來「愛國愛港」，也不敢看好前景，只求家族接班人「保本保命，不要大發展」。此時此地，本業生意不景，還會有心有力無私奉獻，要他們支援祖國的偉大建設，是否有點奢求？
企業家高尚情操貶作基本要求
其實企業是否支持科研發展融資，或者幫襯政府買地，首先是個商業決定。買地起樓固然不用多說，即使融資科技，商界也可以不同的商業方式參與。例如尋找融資顆伴，政府須清楚界定合資者的權利和責任，例如硏究計劃的利益歸屬和風險分擔。當局亦可擔當中介人，撮合融資機構和研究負責人，以至協助雙方制訂融資合同，但無論如何，參與者明買明賣，絕非慈善事業或報國行動。
商界大惑不解的更是：社會責任原來還包括經濟投資。由英治年代開始，企業家或企業的社會責任，除了交易公平公道，就是以具體服務或金錢捐獻，關懷社會，惠及人群，尤其是老弱傷殘。即使今年七月底，習總書記回信感謝祖籍寧波的香港商人，表揚他們對國家的貢獻，也主要是指他們實業報國，捐資助學。換言之，「寧波幫」港商的非常德行和義舉，如今已成香港商界所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同時責任的範圍擴大了，除了做好本業、捐獻和助學，還加上支持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不管它們是否符合商業原則和法治精神。
如此的企業家經濟責任，不但情、法、理都講不通，更會引起兩大反效果。外商發現本地商界需要負上非一般的社會責任，也等於付上不可預測的額外成本，因此害怕遲早得到同樣對待的，或會卻步不前。同時，本地商人看到外商受政府歡迎，卻無須盡「愛國」義務，可以溜出去變身外國公司，再重臨故地的，又何樂而不為？
- 杜耀明（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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