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純鈎：永恒的片段就是永恒，歷史的草稿也是歷史——讀區家麟《最後的信仰——新聞倫理十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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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朋友借來區家麟的新書《最後的信仰》，本來只打算翻閱一下，領略一下作者想要表達的主要精神，沒想到一捧起書就欲罷不能，直至讀完全書，放下來，長長歎一口氣。

最先想到的是，如果今日還有香港電台主辦的「十本好書」活動，主辦者還能秉承往日的評選標準，那麼《最後的信仰》沒有疑問會成為首選。

這本書談新聞倫理，是有志從事新聞工作的年輕人的入門書，它包含基本的專業訓練，也是對新聞工作的職業道德和倫理的深入探討。全書寫得相當有條理，形式活潑，採擷大量的新聞個案及知名新聞工作者的切身體會，再加上對不同典型個案的比較分析，圍繞新聞工作者在不同時代遭遇的挑戰，作出作者自己的反思。全書引人深思，也興味盎然。

這十二講的標題值得將它們逐個抄錄於此：1﹑尋真——聽假話最多的行業；2﹑監督——不斷敲打的啄木鳥；3﹑弱者——把我們的聲音傳出去；4﹑自主——只有老闆才擁有新聞自由；5﹑傷害——真實的眼淚我惶惑；6﹑訊源——訪大官見要人春風得意；7﹑客觀——高高抬起，輕輕放下；8﹑守則——古今中外，自古以來；9﹑兩難——不要以做對一件事而內疚；10﹑禁忌——當紅線變成紅海；11﹑現實——從自我審查演化至愛的審查；12﹑記自由——那天踏過羅湖橋的一刻。

自由傳媒對社會的重要性無庸贅言，只要看看朝鮮。沒有經過黑暗不會明白光明的可貴，沒有呼吸過自由空氣，不會體會心靈窒息的痛苦，香港人對此有強烈的感受，自九七至今，我們逐日失去言論自由的生存環境。在一個沒有真相只有謊言﹑沒有善惡只有利害﹑沒有公義只有強權的社會，沒有獨立媒體為我們守家門，沒有媒體人理直氣壯橫眉權貴，人活著活著，很容易把自己活成一具行走的木乃伊。

有興趣的網友可以自己找書來看，我認為，不只是有志或初涉新聞工作的年輕人應該讀，即使是一般的成年人，讀這本書也一定會有意外收穫。它不只是一本針對新聞行業的書，它是一個正常人應該具備基本思考能力的重要參考書，它不但是新聞學，也充滿認識論﹑方法論的基本常識，更是價值觀與人生觀的深入省思。

在多年工作中，我也認識不少新聞工作者，有著名的教授和傳媒負責人，有行內頂尖的記者編輯，他們身上總有一種職業性的共性，比如社會擔當，反應敏捷，見多識廣，下筆有神。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做人的道理，也學到很多關心社會人生的途徑。

我也有不少文學界朋友，有知名教授和作家，他們身上也各有精采之處，有不少人也懷有強烈關心社會現實的責任感。但新聞工作者與作家有一個最大的不同，便是前者更有團隊精神，後者大多是單打獨鬥，這與行業性質當然有關，但也與新聞工作者比起作家，離社會現實更近，對政治更敏感有關。

記者編輯都是一個團隊工作，他們合作辦成一個媒體，他們更有行業的規則，與現實貼得更近，更處於社會變遷的風口浪尖。他們在人間憂喜之處駐足，在法律邊緣出入，與政府權貴周旋，對社會呼聲作回應。因此，我對新聞工作者，總有一種發乎內心的敬佩，我喜歡和他們交朋友，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當然，我也認識一些不堪的新聞工作者，有的也是傳媒高層，他們雖然也經過專業訓練，有一枝生花妙筆，但他們將新聞工作只當作「搵食工具」，他們的工作不對公眾負責，只對有權勢者負責。當社會激烈震蕩，需要傳媒工作者以鮮明的立場和姿態介入時，他們的真面目就暴露出來了。

關鍵的分別是，有人將新聞工作視為職業，有人將它視為志業，一字之差，謬以千里。視為職業者，凡事問過個人利害，視為志業者，凡事問過社會公義，利害很切身，公義很抽象，區家麟這本書，很多時候就在「公義」二字上傷腦筋。有時公義明確可斷，有時卻充滿歧義和兩難，有時公義面對公眾，有時卻要面對與公眾利益對立的政府和權貴，區家麟也有自己的苦惱，但沒有苦惱也就沒有人生。

我又想到，既然新聞工作者以公義訴求為志業，那麼他們的工作就與公眾息息相關，直接關係到公眾的利害與禍福，那麼公眾對新聞工作者又應該有什麼立場和態度呢？人家為你奔波勞碌，打生打死，為你冒極大的政治風險和法律糾葛，作為公眾一員，我們對新聞工作可以不聞不問嗎？

公眾若不全力支持新聞工作者，記者編輯就要孤軍作戰，他們在公權力壓迫之下，便永遠要扮演慷慨赴義的角色，所謂「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說的便是這種悲劇性的處境。我們不為記者們站台，記者們也不可能為我們伸張正義，新聞工作者是以公眾的支持為後盾的，沒有公眾，他們也將失去應有的力量。

今日我們為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諸君子仗義不平，感佩那些在艱難政治環境下，仍以不屈不撓的精神，與專制政府周旋的新聞工作者，其實根本不是為他們，只是為我們自己。我們不為自己，還有誰會為我們？

區家麟在談及張婉婷《給十七歲的我》一片的爭議時說：「永恒的一個片段，也是永恒」，我想起董橋先生那句著名的話：「新聞是歷史的草稿」，套用區家麟的句法，我們也可以說，歷史的草稿也是歷史，沒有草稿，歷史便沒有來歷。

不久前看到前央視記者柴靜的一個節目，她回顧意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採訪鄧小平的經過，柴靜引述法拉奇一句話：「記者這個職業不僅僅是要敘述事件，他們創造事件」。何為創造事件？意思是有些社會事件是由記者的發掘而產生的，如尼克松的水門事件，如香港老人院虐老事件，本來沒有這些事件，因記者的揭露，使一些不為人知的事成為公共事件。

黎智英和蘋果日報高層仍在港共的牢裡，立場新聞的鍾沛權和林紹桐也蒙冤被判，區家麟因為一些文章被指控，而面對不可知的未來，他們為了公義，賤行自己的志業，這種精神將永遠鼓舞香港人抗爭的勇氣。當新聞工作者的不幸遭遇成為社會事件，也就證明這個社會出了問題，社會出了問題，不只是新聞工作者不應畏縮，公眾更應該為自己的未來挺身而出。

我最初入行也是在新聞機構，不過都在校對部和副刊，今日我老了，沒有能力再去前線奔走，但我手上有筆，我還可以仗筆行天下——說到底，放棄便是膽怯，袖手即是無能，歷史是我們的歷史，永恒也是我們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