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涉及善恶的评价，才有可能接近恶的本质。
一，《康生年谱》炒作"康生的另一面"，寻找康生的所谓亮点
康生何人？公认的整人专家。由于害人无数，千夫所指，终于在1980年10月，康生死去5年后，中共中央审查了康生问题，将康生开除出共产党，他的骨灰也被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然而，近年来，一些人开始炒作所谓"康生的另一面"的话题。其领军人物，是最近出版的《康生年谱》的编纂者余汝信先生。
早在2011年1月，余汝信就在《记忆》2011年第3期发表了"康生的另一面"一文，此文在网易博客，天涯博客等大众传媒上发表的时间则更早。此后，陆续有人开始炒作这一话题。
其实，说某人有所谓另一面，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人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复杂的，所有的人都是多面体。康生当然也不例外。
不过，说康生有另一面，可以有多种解读。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曾彦修先生的说法最为贴切，他说康生"才德反差巨大"。康生既是一个害人无数的坏人，两面派，在政治上道德败坏，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利用职权，捏造罪名，陷害同志；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一个书画大家，一个文物鉴赏家。这也是多数人对康生的看法。
然而，余汝信先生对康生"另一面"的研究，却意不在此，他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是要寻找与世间对康生评价不同的"康生的另一面"。世间评价当然是指中共中央审查康生的结论和处理，认为他政治上是地地道道的坏人。而余汝信却欣喜若狂地号称，他发现了康生的许多"亮点"。这一点，他在他的新作《康生年谱》的序言中，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
余汝信的新作《康生年谱》，很大的部头，700多页，有名家给此书写序，还被一些评论家溢美为是什么"巨著"云云，有人甚至用上了此书"功德无量"这样的词。这一现象，在寂寞荒芜的康生研究的园地上，着实热闹了几天。不过我想问问，这些评论人士有哪些人真正研读过这部"巨著"？
笔者年轻时曾和康生有过直接接触，深刻领教了康生之恶。那么，余汝信发现的"亮点"到底是什么？我怀着好奇之心，认真研读了这部"巨著"，并和有关康生的现有研究成果加以比对，却惊讶地发现，这是一部内容方面存在重大缺失，记载方面有着硬伤的不合格的年谱。可以说，这部年谱，既不符合年谱写作的基本规范，也没有全面反映出谱主康生的真实面目。
年谱写作的基本规范，是要求资料的全面和真实，这也是年谱的灵魂所在。年谱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它一般采用编年体裁，以年月日为经纬，尽量全面细致地记载谱主每一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从而反映其一生逐步发展的轨迹。
所以，年谱写作的基本规范，首要的条件是全面真实，这就需要编纂者尽量详尽的收集谱主一生重要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本人的档案资料和著作，别人的记载和回忆，对个人家世、学历、学术及亲朋关系皆要有逐年详录，这就需要编纂者考证、鉴定，从海量的资料里去伪存真，并按年月日的时间线将这些活动加以编排，这样才能理清谱主活动的发展线索，作为对谱主一生评价的基础。
还原历史真相是年谱的责任。年谱的编纂应本着有事即载，有对写对，有错写错的原则，尽量全面真实记载谱主的言行，特别是一些关键事件的细节，不应当有重大遗漏。
而此部康生年谱，最要害的问题，恰恰是"遗漏"二字。
一是，一些康生有过重大行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日子，有些行为是众所周知，证据确凿的，有的在此年谱中连日期也未见踪影。
二是，一些康生参加过的重大活动，年谱中虽有记载，但内容却主要是记载别人的言行，例如有些会议，大段引述了毛泽东等人的讲话，而康生在此会议上的讲话和表态，却被编纂者遗漏。
三是，一些康生主持的重大案件，大多都是冤案，年谱中鲜有记载。
四是，一些康生的重要经历，年谱中没有记载。例如康生操控中央党校文革的种种恶行很少记载。
总之，该年谱对康生一生重要活动的记载有重大遗漏，出现了重大缺失。
出现这些遗漏，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一些重要资料，编纂者有意不予采信；客观上，一些重要资料，编纂者根本没有掌握。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主观原因。年谱中康生一生重要资料的缺失，主要是由于编纂者预设立场所致。也就是说，编纂者在写作之前，对此书预设了立场，有了主题，对谱主的评价，先期形成了固定的结论。于是，在编辑年谱时，他会本能地刻意回避或舍弃不符合自己立场的资料，出现选择性记载。用编纂者自己的话叫"不予采信"。这是该年谱出现严重缺失的根本原因。
此部康生年谱，编纂者余汝信预设的立场，就是要在年谱中尽力反映出所谓"康生的另一面"。
这一点，他是在年谱序言中明说的。序言的标题就是："代序：康生的另一面"。这个序言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他在2011年1月《记忆》中发表的"康生的另一面"一文。十几年后的2023年出版该年谱，他的立场没有变化。
序言首先引用了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对康生的评价。该《审查报告》列举了康生的五大"主要问题"（即"主要罪行"）。其第二大"主要问题"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捏造罪名，蓄谋陷害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余汝信直截了当地说，"笔者最近读了一些有关康生的材料。这些材料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看到与官方上述判定不同的康生的另一面。这些材料，似应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康生，以及全面认识其在中共高层的同侪。"就是说，他对审查报告中康生"陷害大批干部"的结论不认同，而要"全面认识"。
可见，余汝信编写康生年谱预设的立场，是通过论述"康生的另一面"，达到"全面"认识康生，以及全面认识其在中共高层的同侪的目的（无非是想说康生的问题别人也有责任，或受别人指使，特别是最高领袖）。
为此，文中举了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三个批示作为例子。
第一个，关于对谭启龙的批示，序言认为该批示是康生指示保护谭启龙的态度，其中并没有丝毫"诬陷"、"迫害"的痕迹，相反，是保护他的批示。至于文革后谭启龙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承认此事，序言则武断地解释为是谭启龙的回忆失实。
第二个，关于对吴德峰的批示，序言认为其中是可以感受到他对吴德峰的同志之情的。这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迫害狂"所说的话。
你看，这里否认了康生是"诬陷"、"迫害"的"迫害狂"的公认的评价。
其实，这两个所谓康生"保护性的批示"并不奇怪，都是有原因的。
可以说，康生的整人和保人，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和党内派系斗争，用康生的话，和两条路线斗争密切相连，都是康生"站队"的需要。康生大肆整人，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具体实践，保个把人当然也是如此。他在中央党校多次讲什么"十次路线斗争"，他都站在正确一方。顺便说一下，康生在中央党校讲什么"十次路线斗争"的讲话，也被年谱所舍弃。
就拿对济南军区司令员谭启龙那个批示来说吧，1966年9月7日，毛泽东曾就山东青岛文革中工农和学生的关系问题的批示给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明确指示"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王效禹）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让他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9月11日，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制定了相关政策。（《康生年谱》注释【2040】）毛泽东对谭启龙意见的重视，康生肯定是印象深刻，所以保他理所应当。
而吴德峰，是时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他是康生在上海特科时期的老战友，是康生的旧部，老关系。康生在批示中说他在上海和西安的白区秘密工作中，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于党的。对他应是一批二保，这个批示也顺理成章。
余汝信在序言中宣称康生的这两个批示展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并信誓旦旦地问道，"康生类似这样的保护性的批示，还有多少？在康生文革中所有的批示里，类似的批示，占了多大的比例？这是我们甚感兴趣的课题，因为，弄清了这一问题，也就会使我们向了解一个真正的康生的目标，前进一大步。"
这个问题我也甚感兴趣。从余汝信2011年发表"康生的另一面"起，到《康生年谱》问世的2023年，十几年来，他还发现了多少康生所谓的保护性批示？相反，序言所引的官方审查报告中指出："从档案中查出，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康生点名批准、指使逼供，以至定性定案的。据现有确凿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诬蔑和迫害的干部竟达839人（包括曹轶欧点名诬陷的122人）；在康生亲自审定的报告上点名诬陷的有247人。被点名的839人中，有中央副部长、地方副省长、部队大军区级以上的领导干部360多人，其余的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82人；致残致病的，则无法统计。"
请问，那两个所谓"保护性批示"在恶魔康生极多的害人批示中占多大比例？能推翻中央决议几何？能否定康生是整人专家的社会公论几何？两个所谓"保护"的批示能和他对800多被点名者的迫害的批示相比吗，而且这些人，许多都是整的生不如死，家破人亡啊。
但是，余汝信在和凤凰卫视原主持人杨锦麟的对话中居然说，文革前期，"他是也点名点了很多人，但是我觉得有些人是应该点名的啊。那么比如说他在文革中支持一派的一些领导干部，他点的大部分是这些人啊，但是他点名的时候，其他人员在场，特别是周恩来也在场，也是说的跟他相同的话，起码周恩来不表示疑义。"
我看到这个言论，不禁头皮发麻，言者真是对迫害狂康生情有独钟，处处辩解；对成千上万（包括株连者）被迫害者却非常冷酷，甚至认为应该点他们的名，也就是说，应该迫害。不过，余汝信既然想推翻中央的结论，就应当拿出相关的证据，他认为，这839人中，谁，多少人，因为什么，应当点他的名，拿出名单来。不能这样随口胡说吧。
第三个，关于彭真的那个批示，就更可笑了。康生本人就是彭真专案组的负责人，这个专案组写的《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康生批示为"拟同意"，被序言解释为"康生一个人并没有决定权"。定性彭真为大叛徒、大特务，并要求将其逮捕，不正是作为专案组长的康生搞出来的吗？所谓"拟同意"，完全是官样文章，余汝信真的不懂吗？
余汝信辩解说，如果"同意"就是诬陷和迫害，就负有罪责，那不仅是康生，以及"坏人"林彪、陈伯达、黄永胜、谢富治和叶群，"好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同样逃不掉"罪责"。因为他们都是签字同意的。
这话有一定道理。整人的都逃不掉历史"罪责"。不过各有各的账，各有各的责任。而整肃彭真等人，康生当然是秉承领导意图所为，但他是直接操盘手。他绝不是被动执行，更不可能"枪口抬高一寸"，而是以制造冤案为目的，积极主动，不遗余力，造假诬陷，株连无辜，甚至还发明了逼供信的手段……康生当然是罪莫大焉。
为整彭真和旧北京市委，康生公然造谣彭真策划了什么"二月兵变"；还制造了株连甚广的所谓"大特务刘仁案件"，要追查"刘仁的美特、日特问题"，下令逮捕有关人员，长期关押，猎取口供。他毫无根据地把"彭真问题"同"刘仁特务案件"挂起钩来。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康生直接"指示"专案人员：彭真的"叛徒问题，很清楚了"，下一步的重点就是"通过刘仁案搞彭同美国人的关系，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甚至还株连了王光美。
1968年11月11日，康生亲自给刘仁案件定性，宣布："刘仁专案，材料是确实的，铁证如山。主要搞他四个问题：美特；把王光美打入军调部（或并入美特）；给匪国民党中统局供给情报；解放后把北京市的公安局变成间谍中心。"（审查报告）这个批示，年谱中根本没有。
康生搞的这个大冤案，把刘仁、徐子荣、任彬等同志残酷迫害致死。株连所及，仅原北京市委二十个常委，就被逮捕了九人，逼死二人，致残一人，还有六人被长期隔离；原北京市各部局和大专院校领导干部中，也有二十九人被迫害致死。
请问余汝信，以上事实，康生难道不是"诬陷和迫害，负有罪责"吗？
二，文化大革命从产生到发展，康生都是重要推手，重要干将
文革前夕，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彭真及他领导的北京市委与江青、毛泽东产生了分歧，康生坚决站到了毛泽东一边，靠在《二月提纲》问题上，玩弄两面派手法，陷害彭真，得到领导的欢心，得以步步高升。终于成为最高领导最重要的亲信。
此时毛泽东正在南方部署准备搞文革，康生被委以重任，成了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成员的联络员，他穿梭在北京和南方之间，一方面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另一方面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情况。1966年5月25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1965年12月到1966年516通知前，他听到主席七次指示，批判海瑞罢官，批判吴晗，批判彭德怀，批判彭罗陆杨，批判北京市委，批判三家村，等等，要搞文化大革命。
另一方面，他曲意奉承，揣摩迎合，大肆吹捧毛泽东。大讲毛泽东是伟大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全面发展了马列主义，是当代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丰富了超过了马列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上本的主席思想很值得学习。
整肃彭真，批判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源起。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开始了，这个文件是由康生、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康生这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行为，年谱却没有载入。
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从产生到发展，康生都是重要推手，重要干将，绝不是被动执行。他是文革派的骨干力量，是妥妥的实权派。他"屡屡利用职权，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正因为如此，他才被历史学家高华称为领导手中一把"出鞘的利剑"，被美国人约翰拜伦（《康生传》的作者）称为"龙爪"。
文革中，康生一直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也就是整人的大权。康生不止整彭真，在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由他分管的彭真、刘仁、陶铸、贺龙、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王任重、林枫、"新疆叛徒集团"、"苏特"等专案组，据现有统计，"审查"对象达二百二十人。对其他三十三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周扬、小说《刘志丹》等大案），"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他也参与谋划，直接控制。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十年中陷害了成千高级干部，康生都负有罪责。难道他不是罪责难逃吗？
这些是康生在文革中的重要活动和行为，本应当是该年谱的重头戏，但是，在年谱中，人们基本看不到康生是怎样搞专案，迫害干部的。他的指示，他的决定，他的报告……，都付之阙如。
再有，康不光是整干部本人，他还热衷于搞株连。大批干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拿彭真来说，妻子张洁清被关押八年。四个孩子都未能幸免。彭真专案组还派人到彭的原籍山西曲沃县，向县革委传达康生的"指示"，说："康生同志对专案组发了火，拍了桌子说，你们无能，彭真家明明是地主，你们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县里被迫成立"揪斗彭真联络站"，硬把彭的下中农成份篡改为富农，还把他的弟弟傅茂信和一个侄儿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迫害致死。彭的老家被抄，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也被赶到院子里，摔打加日晒，很快折磨死了。彭真的岳父家二十多人受株连：入狱六人，被当作专政对象进行"审查"、批斗、关押，或调离军队、送边远地区插队的十六人。其中，逼死四人，逼成精神病二人，逼迫退党一人。张文松、黄甘英两同志（张洁清同志的弟弟和弟媳）入狱八年，女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逼成精神病；张洁洵同志（张洁清同志的妹妹，原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被"群众专政"，在机关里关押近八年；张秀岩同志（张洁清同志的姑姑）当时已六十七岁，重病卧床，也被抓去逼供，冤死狱中。
康生的这些恶行，年谱中当然更没有记载。
为什么？
三，《康生年谱》声称拒绝所谓"妖魔化"康生，反对中共中央对康生的处理
2023年4月28日，《康生年谱》的编纂者余汝信和凤凰卫视原主持人杨锦麟对话此书，进一步披露了他编纂此书的想法。
首先，余汝信说，此书有一个副标题，"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他将康生定位于"中国共产党人这么一个抽象名词的一个典型的具象，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一个典型，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还有一些具象，就不单只是康生是一个具象，像毛泽东也是一个具象。周恩来也是个具象，邓小平也是个具象。
当然，每个人都是一个具象，但是具象不等于典型。把康生作为共产党员的典型，大错而特错！因为共产党员形形色色，有好人，也有坏人。都是共产党员，其地位，人格和品质却可能有着天壤之别。说康生是典型，难道共产党员个个都是整人狂？否，更多的人是被整的。请问，掌握大权，专事整人者和众多挨整的共产党员能同日而语吗？热衷于搞党内斗争争权夺势的某些人物和众多一心抗日救国、建设国家的共产党员是一样的吗？有着整人专家外号，千夫所指的康生和解救无数人，万人敬仰的胡耀邦以及宁愿下台也要坚持原则的领导人能相提并论吗？说康生这个具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型，具有象征意义，完全是瞎说。
第二，余汝信自豪的是，自己一点也没有将康生脸谱化，妖魔化，还原了康生的本来面目。
所谓妖魔化康生，居然是为该年谱写序的大学问家秦晖提出来的。他说，"本书好就好在它一点也没有妖魔化康生这个人。" 这里我也想请问秦晖大学者，你认真研究过康生的一生吗？你仔细研读过这部年谱吗？你挨过康生的整吗？
顺便说一句，秦大学者引用了师东兵的所谓对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的采访。师东兵本人臭名昭著，由于编造访谈情节、虚构历史内情，惯于造假，已被逮捕判刑。引用他的东西作证明难道不应当慎重些吗？更何况曹轶欧本人也同样是一个整人大家。
什么是妖魔化？是指将某事物或人物进行丑化，将其存在的问题扩大化，甚至将其描述成比实际更加恶劣、恐怖的状态。妖魔化必定是不实事求是，不真实。
然而，康生本就是恶魔，还用妖魔化吗？现实情况不是什么妖魔化康生的问题，而是由于投鼠忌器等原因，目前无论是对康生的揭露，还是对康生的研究，都是大大的不够。
现在许多人，已经把康生这个人忘了。2005年，我们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据说该中心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被称为"中国研究的麦加"。我们希望能查阅一些有关康生的资料，当我们向那里的馆员提出要求，她居然问我们，康生是谁？后来在有关中央领导书籍的书架上，只找到了3-4本有关康生的书。足以证明康生研究这片土地，现在是一片荒芜。
那么，余汝信认为到底是谁将康生脸谱化、妖魔化了呢
从余汝信确定了1980年这个时间点来看，他认为脸谱化、妖魔化康生的，起源于1980年中共中央对康生的审查和处理决定。他明确说，"他1975年去世，五年之后，在1980年以来，康生被脸谱化了，将很多不是他一个人的历史责任推在他一个人身上。本来事情是大家一起做的，是一个团体一起做的是吧？是十几个人一起做的，或者是四五个人一起做的。但是都把他推在他一个人身上，就像很多罪名推在林彪或者江青头上。当然林彪和江青康生这些人，他也是执行了一个左的路线，他们也有他们的历史责任，但是不能把全部责任都推在他们这三个人头上。"
这也不是事实。中央并没有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责任推到康生头上，他没有资格，他不配。他只是一个酷吏，一个狡猾凶恶的打手。
然而余汝信认为，处理康生之后对康生的研究，出的一些书，都是对康生是妖魔化的。他举例美国人约翰拜伦写的《康生传》，仲侃写的《康生评传》，都是"把康生说作为一个坏人啊，坏的典型，这个龙爪啊"。
"拒绝妖魔化"，和"寻找另一面"，是完全一致的逻辑。
余汝信承诺他的这部年谱，是要"给读者还原一个真正的历史"。就是要说明康生是一个 "好人"。这一预设立场成为该年谱对众多有关康生资料的取舍原则。"不予采信"，"不予记载"是其实现预设立场的主要手段。这样，众多康生作恶的具体内容都不予记载，所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年谱，并没有"给读者还原一个真正的历史"，呈现给读者的谱主康生的面目，更不是一个全面的，真实的人，而是一个被隐瞒罪恶，刻意美化的人。
任何作品写作前都有主题设计，都有预设的立场，年谱就不行吗？是的，不能。年谱是资料性的著作，涉及对谱主的评价、结论必须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谱主是好人，或是坏人，或是复杂的人……这些评价都必须产生在全面收集和整理谱主的资料之后，而不是之前，否则必定出现偏差，出现选择性记载和重大缺失。
四，梳理《康生年谱》拒绝妖魔化为康生辩护的几个案例
由于康生整人无数，如果全面记录，会形成比该年谱规模大得多巨著。限于篇幅，本文只能仅就余汝信所谓拒绝妖魔化，为康生辩护的几个案例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首先，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康生制造的许多冤假错案该年谱不予记载。
康生一生中整人的高峰，在历史上有两段，延安整风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延安整风时期，该年谱主要记载康生职务的情况：1942年5月，康生任整风运动的领导机构，叫中央总学委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1943年10月，总学委增加刘少奇为副主任，排名在康生之前，余汝信说，"现在人们老说康生是副主任，毛泽东是主任，往往忽略了在第二年增加了刘少奇副主任，刘少奇在这个阶段，在整风运动的阶段，他的表现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彭真在43年，他的地位就超越了康生。"这段话的意思是，即使延安整风的方针政策有问题，也不是康生的责任，而是地位更高的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等的责任。
余汝信还说，"康生把中央社会部的日常工作交给李克农来指导。康生就只管大政方针，以便集中力量与情报工作与情报工作。很多具体的事情不是康生做，是李克农等人去做。中央社会部的具体审查的工作，是李克农负责的。"所以，余汝信认为具体案件的问题也不是康生的责任。
康生不做具体审查工作吗？多少知情人，受害人揭露他在审查中的恶行，他制造了多少骇人听闻的著名冤假错案件，罄竹难书！
众所周知，康生在延安，在肃反和抢救运动中一再制造冤案，陷害了大批干部。这一点，在档案资料中，中央文件中，在众多干部的揭发和受害人的回忆录中有大量记录和控诉，是公认的，没有什么疑义。该年谱却不记载。
例如，曾经轰动陕甘宁边区的"叛徒特务钱维人案"和"日本特务王遵伋案"，李凝"叛徒、特务"案等等，年谱里没有记载。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经常散布他的所谓"特务的群众性"等谬论，说"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都有，是"敌人的第五纵队"，要人们都去怀疑周围的人是特务。所以，延安一度被认为"特务如麻"。但是，时至今日，你能说出来当时康生揪出来了真正的大特务是谁吗？笔者孤陋寡闻，只知道一个，当时潜伏在延安的著名特务沈之岳，那还是伟大领袖发现的呢！
公安部顾问汪金祥、和副部长凌云同志1979年7月22日揭发，康生从1939年主持中央社会部工作起，就一贯搞逼供信，制造冤、错、假案。曾经轰动陕甘宁边区的"叛徒特务钱维人案"和"日本特务王遵伋案"，就是康生一手制造的两起大冤案。从侦察、逮捕、审讯一直到定案、关押，都是在康生亲自指挥下进行的。
钱维人"内奸"案的当事人钱维人同志1979年7月14日揭发：1939年5月14日，我因所谓"确系内奸分子"的罪名，……把我逮捕起来了。1946年6月释放。1955年6月经西北公安部甄别结论，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关押了我七年，加上审查时间共十六年。康生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与其他地方，曾多次点名诬陷我是"内奸"、"奸细"。
在李凝"叛徒、特务"案中，康生居然说，"李小姐！你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后来李凝不知所踪。
康生还制造了影响极坏的"红旗党"假案和"张克勤事件"，摧残白区党组织，迫害地下党员。康生在"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的讲话中，把张克勤同志被逼承认的"红旗党"问题，当作典型材料加以引用，并把张克勤同志带到大会上作典型示范。从此，许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都被进行了追查和逼供。一个人被逼得顶不住，承认了，又去株连别人，这样越搞越多。最后，把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许多省的地下党都诬蔑成国民党特务内奸政策制造的"红旗党"，把许多地下党员都打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内奸。
这些冤案，尽管有平反结论，有本人指证，他人证明，有年月日，编纂者均不予采信，这些康生亲自制造或参与制造的许多著名的冤假错案在该年谱中消失了。
因为记载这些，不符合年谱的预设立场。
第二，余汝信拒绝所谓妖魔化康生，为康生亲手搞的四大文字狱做辩护。
1，第一个文字狱，该年谱认为王实味之死案和康生没有关系
该年谱中提到了王实味的名字。余汝信说，"王实味之死，他们都说康生搞的。但是其实王实味的死和康生没有关系。因为王实味的死是在四七年了。当时康生已经去搞土改了。"
王实味之死是谁下令的，本身就有争议，余汝信说是李克农，还有人说是贺龙、王震。不过问题的关键不是具体的死刑执行人是谁，而是王实味到底因何引来杀身之祸，必死无疑呢？1942年，王实味因揭露和批判延安的等级制度，受到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得罪了毛泽东、王震等一众老干部，善于逢迎上级的康生无限上纲，立刻把这一案件升级为政治问题，反党集团问题。就是他定性了王实味是"托派"，接着他追查与王实味有接触的人，将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宗铮夫妇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王里连同王实味定性为"五人反党集团"。1942年10月23日，王实味被开除党籍。1943年4月1日，是康生下令逮捕了王实味。1946年对王实味重新审查的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
1947年3月，王实味被处死。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复指示："就地秘密处死"。死后又给王实味扣上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的黑帽子。你看，一次又一次案件性质的升级都是康生在推波助澜。在康生等人的谗言下，毛泽东在一次主持高干整风学习总结时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也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和整风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就是他直接插手和"指导"了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的批判，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敌我矛盾，王实味在劫难逃。
当时也有人抵制此案，负责中央研究院宣教工作的温济泽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这位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建国后，温济泽曾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等职，他曾受当事人李维汉的委托，多方联系奔走，为王实味的最后平反作了大量工作。李维汉说："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这个责任要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蓝衣社)分子，后来又说是'兼差特务'等等。要召集原中央研究院的同志议一议，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的仍然应该平反。……为了向党内同志负责，我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正式宣布："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予以平反昭雪。"
关于延安整风中这样一个大案要案，康生在全案过程中插手的重要时间点，何年何月何日，康生的命令，批示，指示，当事人都揭露得清清楚楚，而且有人证物证，年谱中不但不见踪影，编纂者不予采信，反而辩解不是康生所为。
2，第二个文字狱，该年谱回避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说是康生的发明权
1965年11月，由姚文元署名发表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诋毁这出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借此影射攻击彭德怀同志。
在海瑞罢官一案中，毛泽东曾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康生的发明权。追根求源，最早把《海瑞罢官》和彭德怀问题扯在一起，把水搅混的，是康生。康生自己都不否认，反而以有功炫耀。他宣称，吴晗的《海瑞罢官》替彭德怀翻案，是他向毛主席讲的。
事实上，吴晗写评价海瑞的文章和酝酿写《海瑞罢官》这个剧本，是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之前，同所谓彭德怀同志的"罢官"毫无关系。1966年4月25日和5月5日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却说："64年的时候，我曾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还说："林总一知道这件事，就提出是个搞政变的问题。"在6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康生又宣称，吴晗的《海瑞罢官》替彭德怀翻案，是他向毛主席讲的。6月3日，康生同越南胡志明同志谈话时，再一次提到："我曾经向毛主席讲过，《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因为它提出退田分给贫民的口号，彭德怀也提出要恢复单干。"
当然，该年谱66年4月25日，5月5日，6月初，均没记载康生这这些言论。
3，第三个文字狱，该年谱否认"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冤案中康生的罪责
1979年6月，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的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里，定性该案是"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刘志丹》作者李健彤在《反党小说案实录》"引言"中说："这桩公案是由一部小说《刘志丹》引起的，折腾了 17 年，株连约 6 万人， 致死上千人。一本小说造成的冤狱，可称是中国之最，世界少见。"可以说，这是中国当代史上的旷世奇冤，开创了现代文字狱的新纪录。
但是余汝信在与杨锦麟的对话中却为康生这样辩护："刘志丹那个书啊，那个习仲勋，他其实已经叫他们不要出啊。但是他们把一些文章发表在工人日报上面，有一个人，就是阎红彦，云南昆明军区司令向中央告密，昆明军区政委向中央告密，然后就成立那个习仲勋专案审查小组。把这个事情挑起来，不是康生哦，就是阎红彦哦，反党小说是一大发明这些话不是康生递的条子给毛泽东吗？一般是这么说，我们找不到证据，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毛泽东会把你的条子照念，他也没有说这是康生说的话吗？是不是啊？这是毛泽东本人的话嘛，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是吧？我们要了解八届十中全会，其实是成立了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有一个叫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你知道他的主任委员是谁？他的主任委员是贺龙。习仲勋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是康生，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是安子文，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如果说康生在习仲勋审查上面，他有什么罪啊？那么你可以说贺龙在彭德怀审查方面他有什么罪啊，是吧？这等于说等同的嘛，大家都是主任，党内的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高层对毛泽东的服从性，这都是完完全全看得清清楚楚。"
当然，无论是康生审查习仲勋，还是贺龙审查彭德怀，都是制造冤假错案，当然都有罪。但这两个主任结局却大相径庭。后来贺龙被打倒，康生又去主管贺龙案，彭德怀案由周接管，最后贺龙被整死，康生却步步高升。就在那个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升官，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下面我们看看，康生在小说刘志丹案中到底有什么罪。
1958年到1962年，小说作者先后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以及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小说稿件。1962年7月，曾与刘志丹有过历史冲突的，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看了稿子后，向康生告密，康生还没看到书就认定："完全为高岗翻案。"他通知中宣部要各报刊一律停止转载，8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召开前夕，康生又通知出版社赶印《刘志丹》六百本，送中央委员会审查。书尚未印好，一条"毛主席语录"就出来了："利用小说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后来毛泽东说："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
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递上一张纸条："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然而在《康生年谱》注释【1382】中却说，"至于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称，毛泽东这次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薄一波的说法，经不起推敲，不足采信。"
可见，就算是当事人的回忆，只要不符合余汝信的立场，他没有任何理由，均可以不予采信。
毛泽东念了这张纸条后，说了一段流传广泛，影响巨大的语录："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于是会议开始追究《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在毛泽东和康生都没有看书稿的情况下，毛泽东当场宣布习仲勋、贾拓夫等"罪恶实在太大了"。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 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 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罗织出四项罪名。什么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为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剽窃毛的武装斗争理论；西北救了中央，夸大西北历史贡献，与井冈山所作的历史贡献相提并论，等等。这一重要的诬陷性的审查报告，年谱中未见踪影。
经过专案委员会审查后，由康生提出定习仲勋、贾拓夫及刘景范为"习贾刘反党集团"。.
小说作者李建彤日后写的《实录》中还揭露了大量因小说《刘志丹》案所株连的人群。
一是工人出版社从上到下的领导和编辑都受到迫害。
1965年，康生发话，工人日报有坏人，组织不纯，《刘志丹》编辑是右派。工人出版社社长被发配到外地劳改，文革中再遭揪斗，毒打，最后死去。责任编辑何家栋被停职检查，全家下放到农村，失去了老母亲和两个儿子，家破人亡。他本人遭受造反派毒打头部，震坏了双眼，几乎双目失明……李建彤感叹："想不到我的一本书被诬告，竟把出版编辑人员全都扯进去了。"
周扬也被牵连。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刊发的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诬陷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出版"，是进行篡党篡国的阴谋活动，周扬被捕入狱。
文革时康生还到地质部给群众讲话："你们为甚么不揪刘景范？他老婆写了一本反党小说刘志丹，不批他们，你们就还算革命？"全国各地立刻都贴满批判小说《刘志丹》的大字报。项目组还把没收的李建彤的采访记录交给红卫兵，让他们按记录上的名字，到全国揪人，
1967年5月7日，"习贾刘反党集团"之一的贾拓夫被迫害致死。1968年1月8日，刘景范、马文瑞和李建彤同时被抓起来，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因为反抗逼供，揭康生的底，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戴上手铐，逮捕入狱，坐了七年牢。马文瑞被打为"习刘反党集团"成员，变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马文瑞被关进监狱5年，习仲勋1962年起被下放、审查，关押，监护8年。
刘志丹的另一位战友，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白坚受尽凌辱而死。
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毒打后扔进河里死去。
作者李建彤则于1962年起被关进一个地下室，8年后，1970年被开除党籍，劳动改造。
连早就牺牲的刘志丹也被污蔑为叛徒，红卫兵把纪念刘志丹的石碑砸烂。刘志丹的堂弟被打死，表侄被打后自杀。刘志丹的夫人年轻守寡二十六年，最后作为反革命家属，被遣送农村长期劳动。
诗人柯仲平在1950年受毛泽东支持回陕西写的长诗《刘志丹》，也变成了"反党长诗"，逼他日夜地写交代，心血管暴裂死去。
甚至连李建彤在陕北采访、收集素材时，两位为她带路的老百姓也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打了几百干部。被牵连的有6万多人。还有上万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
《实录》记述了一个"一顿陕北饭引来大祸"的真实故事。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期间，作者的丈夫刘景范约了几个陕北老乡到家里吃了顿荞麦面条，惹下大祸，来吃饭的人都被认作参加了写《刘志丹》，都是阴谋家。结果，吃了这顿荞麦面条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罗成德、青海省委副书记谭生彬、甘肃省副省长张鹏图、兰州市委书记王耀华、甘肃省酒泉地区专员毛应时等人均受到专案审查，并被打成"西北反党集团"成员。
康生、江青还诬蔑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又株连迫害了近千人。
习仲勋说："因此而遭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中国青年》1979年4月号）。
因《刘志丹》受以株连的中共高官还有彭德怀、何长工、周扬、宋任穷等许多人。
《刘志丹》小说案株连之广，连古代的文字狱都难望其项背。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小说《刘志丹》是一部很好的革命文化作品。不是反党小说，没有阴谋。并没有所谓反党集团。所谓剽窃毛泽东思想是不存在的，是康生强加的罪名。而小说中的人物罗炎，并非高岗。小说只是采用高岗在陕北时期的某些素材，不存在为高岗翻案问题。《刘志丹》案是康生伙同四人帮制造的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应予以平反。
之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8月下发了53号文件，彻底为小说《刘志丹》一案被迫害的人平反。
小说在成稿17年后的1979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离刘志丹牺牲已经63年了。
阎红彦则在1967年在云南文革中自杀了。这一重大冤案的起因确实是阎红彦向康生告密，但他能掀起多大的浪呢？只有康生，才能制造出这样的千古奇冤！
1977年春天，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签发了一份新华社就《刘志丹》案上报的情况反映，标题就叫做《现代文字狱》。
请问余汝信，此案康生有没有罪？
4，第四个文字狱，该年谱认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案是毛泽东发起的，康生不得不执行
余汝信对杨锦麟说，他（康生）在六十年代成为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管家。他参与了对彭德怀特别是杨献珍等人的批判。那么批判杨献珍呢，不是康生发起的，其实是毛泽东先说的话啊，我这个书里面讲了，毛泽东说，看了《光明日报》两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就是阶级调和嘛，你看定性，毛泽东说的话，那你康生不执行吗？对不对啊？这一年的7月10号，毛泽东召集康生艾思奇，中央党校当时的副校长艾思奇，要是文革，如果他没死的话，他可能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毛泽东要公开点名批判这个杨献珍，彭真在7月11号有一个批示，书记处会议已经决定，由高级党校写文章揭露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谬论，并在适当时期指名批评。所以这个事情和康生有关系，但是和别的人也有关系。
余汝信为康生的这些辩护，无非是想说，杨献珍案件是毛泽东定的，康生只能被动执行，"所以这个事情和康生有关系，但是和别的人也有关系。"该年谱就是这样定位的。
杨献珍冤案，又是一个文字狱，一个株连超过"十族"的冤案。该年谱对此案中康生具体的行为和作用又是鲜有披露，但目前有大量的这一事件的亲历者、知情人、当事人写的回忆文章，还有杨献珍传记、哲学论述等著作，杨献珍自己也将这段经历，写成了《我的哲学"罪案"》一书。所以，资料不可谓不丰富。这些资料充分揭露了，对杨献珍的迫害，不是与康生"有关无关"的问题，而完全是由康生告密毛泽东后，又直接操控整人的全过程。康生对杨献珍似乎有刻骨仇恨，他一手策划，亲自操刀，步步升级，将其整了十几年。杨献珍之案恰恰是康生这个整人专家面目的真实写照，是康生整人的典型案例，它表明，得罪了康生，必置于死地而后快。而这些，能如余汝信所说，仅仅是"这个事情和康生有关系"这样一句轻飘飘的话就能评价吗？
事实真相如何？首先要搞清楚一个基本事实，毛泽东看光明日报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后表态，是康生先告密，还是毛先表态定性？
当时康生窥测到了最高领导的政治意图，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思维，先告密"合二而一"，得到领导的表态后大展拳脚，整人的性质不断升级，扣的帽子，先是假装学术问题，引蛇出洞，后上纲到政治问题，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诬陷为叛徒，甚至是里通外国分子，成为敌我矛盾；最后康生亲自指示将杨献珍抓进监狱。整人的手法，从批判，到批斗，逼供信，追后台，各种虐待，到逮捕，最后开除党籍，不把他整死，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誓不罢休！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取悦于领导，使自己步步高升。应该说，他达到了目的。
康生下狠手整杨献珍，大体经过了十一大步骤：
（1）康生早年嫉妒杨献珍与刘少奇的关系，认为杨献珍对自己不尊重而不快
杨献珍1926年入党，比康生仅晚一年，是一个老资格。他1940年进入党校系统工作，1955年4月至8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8月至1961年2月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在康生操作下，1964年被撤职。
其实，建国初期，康生还常给杨献珍写信打电话，还让杨献珍把自己的老婆曹轶欧调到高级党校，担任短期训练班主任，又补选为校党委委员。不过曹轶欧到党校后，飞扬跋扈，指手画脚，总想整人。后来康生还通过曹轶欧干涉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硬说杨献珍在教学上犯了"不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针性错误"等等，是"用学马列著作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笔者后来在中央党校时，一直弄不明白这个帽子是什么逻辑，难道学马列也有错？在康生那里，马列和毛怎么成为对立关系了？
由于刘少奇曾经担任马列主义学院院长，所以杨献珍遇有重大问题，总是向刘少奇请示汇报。但康生自认为高级党校应在他领导之下，总认为杨献珍对他不够重视，有些文件未送请他审批，这给康生带来极度的不快，小肚鸡肠，从此记恨上了杨献珍。
文革后，康生给杨献珍扣了一顶大帽子，不但说他是刘少奇的黑线人物，还定性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这顶帽子后来被胡耀邦摘掉了。
（2）50年代杨献珍反对浮夸风，经历了被批判撤职，又甄别平反的波折。不过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想把杨献珍一棍子打死。
1958年大跃进，康生与杨献珍观点不同。对康生鼓吹全面跃进，要不顾一切地实现共产主义，彭德怀、杨献珍说他"简直是疯子，一派胡言乱语，好端端的国家弄成这个地步，还在那里一个劲地吹。" 这些话被康生知晓。
杨献珍说："1959年是我闯祸的一年。"他用哲学语言，批判在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称为"三面红旗"）时弄虚作假等荒唐做法，直率地批评"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说"卫星田"是"唯心田"等等。他说，"有的地方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作唯物主义吧！"
康生抓住杨献珍的一些言论，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1959年10月中下旬，康生责令中宣部、高级党校对杨进行批判，直至把他弄得"向党低头认罪"为止。
11月22日，康生、陈伯达找杨献珍谈话，责令他进行检查。康生的这个重要举动，年谱上当然不见踪影，年谱对康生此日行踪的记载是，"康生与朱德等下午接见河南、湖北、贵州、黑龙江、内蒙古等五省区参观团全体人员和全国金融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经验交流大会、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康生年谱》注释【1092】）
这里说一句，这种要害事实的缺失在本年谱中比比皆是。
12月9日康生召集中央党校党委开会，停止杨献珍的教学领导工作，并解除了他中央党校校长职务。本年谱中对此日期的记载，照例完全遗漏，似乎康生这一天什么也没干。
1959年12月15日起到1960年6月16日，党校共开了22次全体会议，进行长达6个月的批判。康生危言耸听地说："庐山会议期间，杨献珍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一唱一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杨献珍比彭德怀还厉害十倍百倍，他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且是个漏网右派。" 那时候，康生就已经把杨献珍和彭德怀绑在一起了。
杨献珍校长职务被降为副校长。笔者耐心翻看了该年谱这半年的记载，没见到关于康生处理杨献珍和党校问题的只言片语。
后来形势变化，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召开"七干人大会"，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对杨献珍说："听说1959年你在中央党校也受了批判。我看现在可以翻身了。"后来校党委一致通过给杨献珍平反的决定。彭真在平反报告上批语：同意为杨献珍平反。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在彭真的批语上划圈同意。看来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想把杨献珍一棍子打死。康生则说，"我说杨献珍问题可以甄别，并没说给他平反"。
1963年1月林枫任中央党校校长后，宣布了中央同意为杨献珍平反的批示。康生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他将林枫对杨献珍所谓"假批判，真包庇"，作为林枫的一大罪状。
（3）在康生的告密和挑拨下，毛泽东对"合二而一"作了政治表态
1963年2月，杨献珍在给中央党校学员讲《唯物主义所引言》时，第一次提出"合二而一"的概念，但并没有否定一分为二。他说："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 "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他引用了明代哲学家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来解释对立的统一，说"所谓统一，就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他讲解了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认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对立统一的表达方法。
毛泽东最早使用"一分为二"这个词，是在1957年11月8日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当时毛说，"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毛选》第五卷第498页。）1963年12月，毛在审阅周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一文时，加进了这样一段话："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01~402页）
一分为二，合二而一，都是学术概念，不是完全不可相容的。但一分为二更符合毛泽东的斗争哲学。
当时国内国外的形势，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是毛泽东的要实施的政治路线，因此，强调一分为二更符合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这一点，康生心领神会。于是1964年夏到1965年春，康生引蛇出洞，策划了株连十族的对杨献珍"合二而一"问题的政治批判。
这场论战起因于康生的"引蛇出洞"，这一点康生是承认的。1967年1月5日，康生接见党校造反派头头武葆华、智纯等人时回顾说："1964年合二而一的斗争，开始好像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识地搞一下，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提到政治方面了。"
1964年4月，中央党校教员艾恒武写了一篇《"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与另一位哲学教师林青山联合署名。文章在把辩证法通俗表达为"一分为二"的同时，强调了另一种通俗概括——"合二而一"。此文投稿到《光明日报》哲学副刊。
康生看到此文清样，立刻宣布"合二而一"论是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辩证法的，亲自组织"反修哲学写作小组"关锋赶写反击文章，关锋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应当捉住，不能让它缩回去，"康生还说艾、林"是杨献珍的代言人"。
作为"钓大鱼"的鱼饵，康生通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登于1964年5月29日"哲学"专刊，并指示"党校不必急于表态"。（《中央党校大事记》）一个星期之后，6月4日，康生指示《光明日报》又刊登了《"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反驳文章。
第二天，6月5日，康生向毛泽东告密，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一并交江青，让她转送毛泽东。
在康生的告密和挑拨下，紧接着，6月8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态："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从此之后，康生得到了"尚方宝剑"。到处宣扬："主席讲啦，'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合二而一"这个学术观点就这样被扣上了严重的政治帽子。
后来康生又送阅毛泽东中央高级党校7月4日第七期简报，挑拨说："长期以来，高级党校存在着反党反主席著作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以杨献珍为代表或明或暗、时隐时现的长期存在着。从这期简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康生年谱》注释【1672】）
这样，毛泽东就认为杨献珍这一纯理论的哲学表述是直接反对他的。他说：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4）康生策划在党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
1964年7月上旬，康生以"中央理论组"名义，责令《人民日报》以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为基础，起草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康生说："在党报上公开批判一个中央委员不是随便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畅献珍在政治上的批判。"
7月7日，中央书记处第380次会议，彭真传达毛主席对文艺、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决定公开批评杨献珍在哲学方面的观点，即"合二而一"论。
7月12日，7月15–16日，康生密锣紧鼓，连续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稿子。要害是要公开点名。
7月17日，《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商榷》。该文康生逐字逐句亲自作了修改
（5）康生进一步操作全面否定杨献珍
《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之后，康生还不过瘾，又提出"要逐渐往政治上发展"。康生讲："党校斗争，从'合二而一'，必然要向另外方向发展。党校讨论'合二而一'已经一个月，会发展向'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去。政治上一定会发展到1959年杨献珍讲话问题和1962年翻案风问题上，党校办校方针、对待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态度问题。……会涉及到党校八年来的问题。"
在康生引导下，中央党校对杨献珍的批判，升级到从政治上、理论上、世界观上到个人品质、作风上对杨献珍的全面否定。
1964年8月31日，康生出席大区书记会议，并就"合二而一"问题讲了话。当天出刊的《红旗》第16期，《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终于出笼。9月23日，康生在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报刊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合二而一"是国内外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
（6）康生指挥株连十族
杨献珍的哲学"罪案"被称之为"株连最广"的冤案。一大批无辜的干部受到株连。
康生开始是以学术争论作伪装 "引蛇出洞"，有很多人被蒙骗"上钩"。同时他又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下达指令：在参加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讨论中，凡持"合二而一"论者，无论文章发表与否，其姓名、地址和单位，一律登记入册，要报送康生和"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以便"通过各省市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秋后算账。后来这些同志许多都挨批了。
这场运动一直持续了有8年之久。受"合二而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人，多数人被迫接受一种以"意见书"形式出现的政治结论。不少人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有的还受到党纪和行政处分。其中原哲学教研室的孙定国、黎明自杀，在解放军里面有一个"五好"战士，仅仅因为撰文接受了"合二而一"的观点，就被判处死刑。
原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校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1962年因积极参与领导对杨献珍的甄别平反工作，受到康生的记恨，这次就把他定为"杨侯反党集团"的头目。
死里逃生的杨献珍曾经悲愤地说，历史上曾经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很多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了各种各样的迫害，他将自己的这段经历，写成了《我的哲学"罪案"》一书。
（7）康生诬陷杨献珍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总的黑线中的一部分
康生进一步迫害杨献珍，蓄意把他打成敌我矛盾。1966年6月20日，康生来到党校，对党校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说"杨献珍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总的黑线中的一部分"。"党校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垮这条黑线"。
8月28日至30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党校各派代表的50人座谈会，说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是长期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杨献珍的党校是'杨家党'，林枫的党校是'林家铺子'"。
10月17日，康生组织和豢养的党校造反派红旗战斗队，在康生的一再催促下，贴出大批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党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献珍、王从吾、林枫的总后台，是党校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总根子。
康生还批判杨献珍的办校方针："党校的方针问题，到底是用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那个方针，还是用杨献珍的'十六字'方针。大家知道'十六字'方针，是杨献珍、侯维煜、刘少奇、彭真一块制定的，叫做'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本来这是抽象的。我问过杨献珍：你学习什么理论？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还是学习修正主义的理论。你联系什么实际？是联系革命的实际，还是反革命的实际。你提高什么认识？是提高革命的认识，还是反革命的认识。增强党性，是增强国民党党性，还是增强什么党性哩！为什么不用毛主席的方针，而用这个，为什么革命的不用呢？"（1967年1月10日《康生同志指示》）这是典型的强词夺理，无限上纲。
（8）康生诬陷杨献珍为大叛徒
1966年8月18日，康生出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第一次大会时，给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写了一张纸条，让其调查刘少奇的所谓"被捕叛变"问题。授意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成立"抓叛徒战斗队"，重点清查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1968年7月21日康生在一份"杨献珍是刘记叛徒集团的主要骨干"材料上批示："阅。这个无耻叛徒，平日装成道貌岸然的学者样子。研究叛徒内奸的两面手段，此人可以作为一个标本。"（康生在"杨献珍是刘记叛徒集团的主要骨干"材料上的批示）
（9）康生诬陷杨献珍为里通外国分子
1968年2月16日，曹轶欧接见"联合指挥部"成员，曹"指示"造反派头头武葆华等人："杨献珍里通外国材料搞得不错"，"要全面研究利用党校里通外国问题"。
1968年4月28日，康生在党校第28期《大字报选辑》上"批示"："党校抓杨献珍、侯维煜里通外国很好"，"这个问题同刘邓、彭罗陆杨……都有关系"。
他说杨献珍现在揭露出来，他是个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刘、邓、安的死党。
1968年9月，曹轶欧写信给党校军代表车志英：要"为九大准备两个报告"：（1）里通外国问题；（2）杨献珍、侯维煜、范若愚在党校反毛主席的罪行。曹轶欧还"指示"车志英、武葆华："先搞全面的东西，概括的东西，刘邓在党校的罪行"，"里通外国是从党校搞开的"。
1969年2月21日曹轶欧给武葆华、智纯的信中说："《杨献珍里通外国的罪行》收到了，整理的很好。2月21日送来的一份送给康生同志看了，并批给了林枫专案组参考。在这个批语中说：'党校对杨、侯里通外国的材料整理的很好，这些材料有些是很久就知道的，但系统的整理出来就对此问题作出初步的结论。同时可进一步的审讯杨、侯。'关于杨、侯争取去苏修的活动及给中央文件或信件……，这里头有文章，希望你们再作些努力，搜集一下，加以补充，因为这一点将证明一个关键问题。"
1970年3月12日,军代表车志英按曹轶欧"指示"，要"杨献珍新疆问题专案组"整理《叛徒杨献珍利用新疆进行里通外国的活动》，诬陷李维汉、习仲勋、安子文、杨献珍、侯维煜"在新疆搞阴谋活动"。
（10）康生亲自下令逮捕杨献珍
1967年9月22日康生接见指挥部全体同志时说："杨献珍还在你们那，我下令逮捕了，是个包袱，送卫戍区去。那个大叛徒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第二天晚10时杨献珍被逮捕，随即送往北京郊区一所监狱里，受到非法的审讯。
1975年5月19日，在结束8年的监狱生活后，杨献珍被开除党籍，迁出京城，流放到陕西省潼关三年半，一撸到底。直到1978年12月才自西安回到北京。
（11）对杨献珍的审查结论决定开除杨献珍党籍
1975年5月20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做出《关于叛徒、里通外国分子杨献珍的审查结论》，决定开除杨献珍党籍。
文革结束，1979年杨献珍被任命为中央党校顾问，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0年８月４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中央党校委员会《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复查报告》，为杨献珍和受此案牵连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经过十几年，这桩哲学"罪案"终于彻底了结了。
康生主持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以上仅针对余汝信对康生操办的几宗案件的辩护，简要概述了这些案件中康生的恶行，包括延安整风期间众所周知的一些著名案件，还有康生亲自主持制造的四大文字狱。
年谱应是编年史式的体例，重要的日期和事件都不应当遗漏，但该年谱却不然。.尽管资料齐全，众多康生整人的重要事件，发生的日期，年谱或者根本没有记载，或者记载一些其他无关的事件。
由于编纂者的预设立场，以上康生制造的这些冤假错案中，康生的所作所为在该年谱中绝大多数不予记载，有的则轻描淡写，点到为止。
该年谱热衷于记载的是，康生职务的变迁，他参加了什么会议，什么活动，对康生的具体行为的细节绝对不感兴趣，甚至回避。例如他的讲话，他的指示，他的批示，他的告密行为，然而，没有这些细节记载，就不能揭示康生在这些整人案件中应负的责任。
康生是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疮疤。康生不是党魁，而是打手，不是皇帝，而是酷吏。康生整人，与党争、内斗不无关系，用康生自己的话，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中央党校两条路线斗争，也就是说，整人是康生站队的需要。他确实每次都站在最高领导一边。但是，他绝不是被动站队，而是极为积极主动，推波助澜，上纲上线，作恶多端，年谱根本没有将康生的这一真相表现出来。
五，荒谬的政治上的"测不准理论"与康生的见风使舵
根据百度上的解释，测不准原理（理论）一般指不确定性原理。本是海森堡于1927年提出的物理学原理。其指出：不可能同时精确确定一个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动量。
大学者秦晖在该年谱序言中，将这个理论移植到政治领域，余汝信深以为然。他荒谬地企图用这一理论说明康生在政治上出尔反尔的表现，为康生辩护。他在和杨锦麟对话中说：
这个秦晖说测不准啊，所谓测不准呢，就是说他以前的表现和他以后的表现不一定是一致的。他说康生是贝利亚一样的人物啊，贝利亚可能也是像赫鲁晓夫一样，是改革派，很难说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研究上，产生了一个定律叫测不准，在近现代历史上其他国家的政治演变迁中，由于各种历史资料的残缺不完整，也产生一个测不准的历史现象。所以我想对康生的测不准，也许长期存在着测不准的现象。
余汝信指的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确有其事，原因何在，有各种分析。但绝对不能证明他是最早想搞掉四人帮的，更不能说明他是什么改革派。
因为康生在政治上，言论上的前后不一，出尔反尔是一贯的，他一生如此，并不仅仅在晚年，这也是他在党内斗争中步步高升的晋升之道。秦晖有一句话说得倒是准确，"他（指康生）一生最擅长的还是见风使舵。"
众所周知，还是早年在上海时，他就先是投靠李立三，后来背叛了李立三，又狠整李立三；他后来投靠了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他又坚决抛弃了王明，投向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他有多少言论、行为都是见风使舵，出尔反尔，甚至是匪夷所思的。根据他的需要，不论是肉麻的吹捧，还是严厉的批判，他都是随手拈来，理直气壮，毫不脸红的。这一点，我们在党校文革中，对他的所作所为，是体会颇深的。而这么浅显的道理，被余汝信用一个假装深奥的 "测不准"能够糊弄人吗？
什么测不准，康生的一切行为，背后都有两个最简单的字：利益。
政治是动态的，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也是动态的，没有什么固定的立场，但康生绝不可能是什么改革派，这一点，绝对测得准！
六，年谱编纂者杜撰出康生晚年匪夷所思的的两个神话
从这个所谓"测不准"，余汝信还引申出两个匪夷所思的康生晚年的神话。
一是，扑风捉影，编出一个康生与毛泽东离心离德的神话。
余汝信说，在九届二中全会，康生也赞成设国家主席。五个常委有四个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这个事情就可以反映康生跟毛有些离心离德了，显露了他内心深处啊，同毛泽东的一个政见的疏离。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几次和周恩来及王唐二小姐谈论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是叛徒。江青和张春桥政治历史上有变节行为。你知道张春桥是从来没有被捕过啊，说他是叛徒，有点勉强。江青好像被捕过。
其实这个事情很容易理解。毛泽东早就批评过四人帮，按照康生的本性和习惯，他当然需要附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和毛离心离德，否则他为什么要两位小姐向毛泽东汇报呢？而且，康生明明知道张春桥没有被捕过，却无中生有，不是更暴露了他一贯诬陷人的本性吗？
二是，杜撰出一个秘书李鑫提出拘捕四人帮动议是什么"继承康生遗志"的神话。
李鑫曾经是康生的大秘。余汝信没有任何根据地认为，康生和毛泽东的所谓政见的疏离，肯定和他的身边人说过，灌输过。而现在有一个说法，李鑫是最早向华国锋和汪东兴提出要去抓捕四人帮的。为什么李鑫会最早提出这个东西是吧？谁向他灌输了这个东西，我们要就有一个大的问号是吧？现在老说是继承谁的遗志，那么李鑫是不是继承了康生的遗志啊？
天方夜谭，这里我也要划一个大问号，你的这个匪夷所思的"李鑫提出抓捕四人帮是继承康生遗志"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吗？你不能总是信口胡说吧？
看来，余汝信对康生真是情有独钟，对广大受害者则是非常冷酷无情。
七，《康生年谱》的资料来源及选择性载入
从康生年谱的注释可以大体了解该书的资料来源。
该书的注释有3000条之多，除了相关党史资料，有关研究书籍，他人回忆录外，最多的部分是源于各种其他人的年谱，大约有1000多条，约占全书注释的三分之一。其中以毛泽东年谱为最多，约有400多条。他人年谱作为资料来源不是不可以，但不能过多。因为里面记述的毕竟是他人的言行，只能作为背景资料，并不能切实反映谱主康生的情况。例如，年谱引用的毛年谱中有许多毛的讲话，还有许多康与毛同时参加的会议和活动，里面有毛的讲话，毛的态度，却没有康本人态度的记录。
该年谱中还涉及和介绍了大量人物，关于的人物的注释有500多条，多是介绍各种当官的人的职务。而人物介绍极少涉及被害人。例如关于延安整风的记载中，曾经轰动陕甘宁边区的"叛徒特务钱维人案"和"日本特务王遵伋案" 李凝"叛徒、特务"案等等，还有红旗党事件的主角张克勤，案件本身和受害人年谱都没有介绍。另外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等等，年谱都没有介绍。此外，中央审查康生的文件中揭露的康生点名迫害的800多人，包括许多被整死的人，年谱不但鲜有介绍，甚至余汝信还信口开河，说什么有些人就应该点名，谁？他却没说。居然能够这样没有任何根据的为康生辩护，令人发指。
有关康生的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中央的对康生的审查报告和附件，里面揭露了大量康生的所作所为，还有他人的作证，人证物证俱全。此报告还在附注中特别声明：审查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均有原始证件，现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个审查报告，是对康生的一个严肃的历史研究成果，是文革结束后，康生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辛辛苦苦采访了多个知情人，绝没有逼供信，认真严肃调查研究的结果，是一部信史，但该年谱对此报告引用仅区区25条，明显对其不感兴趣。他大概认为就是这个文件"妖魔化"了康生。
还有大量回忆录，是知情人，受害人对康生的揭露，该年谱的引用也很少。
正是由于编纂者预设立场载入资料，使这部年谱对康生的一生没有真实完整的表现出来。
当然，该年谱出现重大遗漏和缺失，从客观来看，也和编纂者掌握资料有限有关。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缺失，是康生在中央党校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基本没有反映。
1959年，中央正式委托康生主管中央党校。他在中央党校作恶十几年，特别是文革中，在他的亲自指挥和直接操控下，制造了党校的四大冤案，其中有两任校长：杨献珍、林枫被抓进监狱，其属下工作人员，被康生亲自命名为"杨家党"和"林家铺子"；还有两个的群众组织被镇压：包括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和"李桑反革命集团"，这样，当时1000多人的中央党校教职员工和学员，除了康生亲自组建和豢养的造反派的十几人，绝大多数都是整肃和打击的对象，他们挨批判，受处分，蹲监狱，甚至被整死，包括校长林枫。此期间，康生在党校有大量讲话，还有三四百条对造反派的直接指示。康生一再督促他们率先给刘少奇贴大字报，亲自指挥大批杨献珍、林枫，亲自下令将两任校长抓进监狱，残酷虐待，林枫校长最后被迫害致死；康生还亲自指挥打砸抢红战团等群众组织，将党校两个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和反革命集团，并亲自下令将其骨干抓进监狱，……，他还亲自指挥造反派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最后康生在临死之前，还将这些造反派（即名噪一时，与"梁效"齐名的"唐晓文"）"托孤"给江青，成为江青的得力干将，江青非常喜欢……可以说，康生在党校亲历亲为，坏事做绝。但是这些，在此部《康生年谱》中除了有些支离破碎的零星记载，基本不见踪影。绝对没有体现出他是党校文革，同时也是全国文革的黑手的作用。
正因为康生在中央党校文革中罪恶累累，所以胡耀邦才说党校是文革的重灾区。
而胡耀邦正是从1977年初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开始着手揭露康生在党校所犯的种种罪恶，一步一步揭开了康生的真面目，一件一件清算了康生制造的冤假错案，把这个大奸大恶之人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同时开启了历史性的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大运动。
这些内容也应该是严肃的《康生年谱》应有的内容吧？
关于康生在中央党校文革中的所作所为，笔者将会在后文中加以研究。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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