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有5位台湾地区学者,拿官方奖金赴美进行为期半年的研学,这5位分别是在哈佛大学的全汉升、殷福生,在伯克利的杨树人,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夏济安,还有一位读化学的(不知名姓与就读的学校)。我先后读到其中两位赴美研学者的文字,觉得十分的有趣,今日得闲,拿来对比一番。
这两位分别是在哈佛的殷福生,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殷海光(1919~1969),与夏济安(1916~1965)。殷海光对于此次赴美研学,著有《西行漫记》,记他在东京及美国的游踪与印象。夏济安似并无专门文字来记述这段经历,可他在写给弟弟夏志清的书信中,对此也有记录(《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二》)。殷海光研究逻辑与哲学,而夏济安研究文学;殷的文字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而夏的文字是专给弟弟瞧的;殷已婚,夏长殷3岁,却是单身一人。假如给殷、夏比作两张感光底片的话,则在其敏感的心灵底片上所反映的美日两国之面貌,差别还是蛮大的。
先来看夏济安。夏济安于1955年2月 日离开台湾,经东京抵旧金山,先去参观了斯坦福大学。然后抵达目的地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夏志清告诉哥哥美国人"他们大半都脑筋简单,心地较正直,讽刺幽默,都不会使他们生气"(《夏志清致夏济安》1955年2月18日)。夏济安到校后选了4门课,12学分,学费150余元。2月16日晚上,他参加学校的讨论台湾问题的会议:
(我)居然用英文侃侃而谈。第一次讲完,全场掌声,最后全场还向我鼓掌致敬。我不想出风头,只是台湾问题美国人都很关心,我才从台湾来,所以特别引起人家的兴趣了(《夏济安致夏志清》2055年2月17日)
他告诉弟弟,"现在别的paper还不忙,希望于短期内能把那篇短篇小说写成。我不大考虑到将来。下学期在美国,则可以集中精神于读书作文"(1955年3月9日)。
与此同时,他暗恋上了同学Ruth(露丝)小姐。他在信中,向弟弟详细描写了他是如何同露丝小姐在餐厅套近乎的,"星期四晚上,我忽然大发勇气坐上去和她同桌了""那时Ruth说,她还有功课要赶,虽然很不愿意走开(客气话,我忘了英文怎么说的),也只好先走一步。我那时也希望她走,她不走,我的饭吃不完了。她走后,我的'心还不在饭上'""今后的作风,我还是相当矜持,因为第一次给她的印象太浓,冲淡一点也好"(1955年5月21日)。此种暗恋,对他影响很大,"Ruth对我的影响,可以说很强烈地增加了我对伯明顿和'印大'的好感。我非常喜欢这里,甚至想做美国人,在此终老"(5月28日)。
6月2日,Ruth离校返乡。他对弟弟感慨道"我至今觉得Ruth远胜我的其他女友,面貌和人品都好"。"照我预计,我同Ruth可以很愉快地开始一个friendship,返台湾后大约可以和她信札来往。她的倩影大约在我心中至少可以驻留一两年,在此期间,我对于台湾的女朋友们,将都不会发生兴趣,只是痴心地想她"(1955年6月4日)。
除此之外,他认真上课,写作论文,创作小说,关心弟媳的生产等等。这些书信里,充溢着兄弟情深。
在书信中,两次提到了殷海光。一次是1955年3月25日夏济安致夏志清的信,"有一位殷福生,他在哈佛研究symbolic logic(符号逻辑学),台大副教授,和我同受国务院奖金来美的,他来信说他已见过胡博士,胡愿帮他弄china Foundation的奖金,而他归心似箭(他有太太),并未接受"。
另一次是1955年5月5日,夏志清致信夏济安:
昨天抽闲去看了一下殷福生,他来了后,住在傅洛成(台大教授)那里,我也没有空招待。他大骂老蒋,对台湾情形大不满意。
翻阅兄弟二人的书信,不见有对台湾政治与社会的议论,更遑论大骂老蒋了。正因如此,夏志清才对殷海光的举措印象深刻,并把它写入致哥哥的信中。
而对台湾的大不满意,具体体现在殷海光所写《西行漫记》中。他对东京的印象是:
我一离开围困六年之久的观念藩蓠,骤然飞临东京,恍如置身另一世界。我所最惊异的,不是东京底繁华,而是我自己底头脑也竟受人歪曲。六年了,只要打开报纸,对于日本的报道,不是美军占领如何如何,便是政局如何动摇;其他方面,则几乎一字未提。这就于不知不觉之间,使人觉得日本是一个"纯政治的存在"……其实,人家民主国家才根本不是这回事哩!民主国家系以社会活动为主体。这个主体并不跟着政治走;而是政治必须跟着社会走。搞民主政治必须观察舆论,就是这个道理……
当他前去参观日本皇宫,其情形更是出乎其意料,非但不是森严万状,反而是"苍松翠柏中的宫殿,原来是那么气息寂寥。护城河畔,游人处处。有的看鸭子,有的竟对准宫殿照相",却无警察前来干涉。"这样万人之上的天皇所在之地,岂可以无警察?"警察倒是有一位,也并无什么"萧杀之气"。
他到美国后,感慨于美国人之太忙,"不太好沉思",然又由此而想到了故国,"历史固然必须有时间,但占时间长的民族不必就一定历史丰富。短命的天才之生命常比长命的白痴有声色。有的民族或国邦,占的时间长,但如长期在凝固状态,停滞不进,那么所谓几千年几万年也者,是白过的。在时间中,没有变动没有演发什么的阶段,就是德国史学怪杰斯宾格勒所说的'无史阶段'。美国底历史诚然短,但,她很少成见,凡好的东西她都要,可巧她又'资本雄厚'。所以她收集的东西,世界各处流去的,不知凡几"(《太忙!太忙!太忙!》)
他观察美国社会,感慨道"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充满了建设感,人们互信,也敢于互信,大家肯负责,负了责也决不会出毛病,彼此喜欢帮助,乐于成人之美,那么,碰到这种可上可下、可推可就、可管可不管,可准可不准的事务,一定是朝好的方向作决定的。久而久之,这个社会底团聚力会坚强的,会蒸蒸日上的(《见微知著》)。
由一张张小小的贺卡,他生发出一篇长长的文字来。除了新年、圣诞节、复活节、情人节要互相卡片外,"生日有生日卡,结婚有结婚卡,生病有慰问卡,一般喜事都有道贺卡"。然"直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发现半个与政治有关的'要人肖像'。可见,大家没有这个'需求'。大家为什么没有这个'需求'呢?请读者自己花一分钟 想一想。人似乎不是为了崇拜别人而活着的吧!他们制造卡片,要怎么做、怎么画,便怎么做,怎么画。可见他们神经中枢里,没有文化警察的阴影来作祟。唯其如此,他们才可极尽想象之能事,发展创造的天才。照我看来,这是人生最高的一种享受……
我从美国极西走到极东,横跨三千英里,大小十余城镇;地方当然不多,可是就没有看见一张艾森豪威尔的相片。和美国朋友提到他的大名时,看他们的神情,不过是在谈政府职员之一而已。美国'总统'二字,引不起他们的紧张感。
笔者访问过几个小学,其中设备之讲究,处处顾到学童的安全,自不必说。笔者极目四顾,竟未找到半张'当今要人'的肖像。心中颇为失望!学童图画作业里,也发现不了这类'现实题材'。学童所做的图画,所剪纸模,真是千奇百怪,各出心裁;想象力之奇幻,咱们成人真是想都想不到。新老残看在眼里,不禁喟然叹曰:'人类原来竟是这么聪明!'""在美国,最发达的观念是科学观念,最不发达的观念是'权威'崇拜"
"从中学起,他们的教育,就戒学生死记,唯恐学生一味呆板接受先生的口头断语;而是尽力之所及,鼓励学生活用知识,训练他们独立的思考能力"
"美国人,自冲龄以至于昏老,神经中枢既然从未作控制众人之事的战场,于是神经得以健全发展;并且,在大体上,或者,在某种程度以内,可以用之于有益人生之处。所以,他们能在短短三百年以内,把这块并无半点奇特的土地,营造得举世不是妒嫉,就是仰赖的样子"(《从卡片说起》)。
《西行漫记》的最后一篇是《我们守住哪一层楼?》,先生的这些记行的文字,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在我们自己。从文前他所引用达格哈玛绍的诗句,可知此文的内容与旨趣也。
以自身的兽性为儿戏者 必将沦为禽兽。以虚伪为儿戏者 必将丧失获得真理的权利。以残酷为儿戏者 必将丧失心神的敏感。两位台大教师,同时拿奖金赴美研学,其所观察、感悟与生发者如此。其差别之大,真不可以以道里计。原先以为夏比殷小,没想到殷反而较夏小三岁。夏生于沪上一商人家庭,而殷出生在湖北黄冈回龙山镇一个破落的大家庭中。殷已成家,夏则单身。上述差别,无所谓高下之分,只不过与两位的家庭出生、受教育情况、婚姻状况、所学专业、关注的对象与个性密切相关。相对而言,殷已度过恋爱、婚姻的人生阶段,故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外部世界、社会人生;而夏虽长殷三岁,因尚未婚配,故恋爱的冲动占据了他研学时间的泰半,目光更多停留在自身与所爱之人,而不及外部的社会与人生。殷重理性。有"好思想的习惯",故戴着一副批判的眼镜看世界;而夏重感性,戴着一副欣赏的眼镜看待人与事。
而最令人感慨者是,夏享年仅49岁,而殷也只有短短50岁。假如他们得享高年,当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吧。
二零二四年十月廿一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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