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他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一面旗帜——纪念先生逝世一周年

 作者：吴伟

20231109

鲍彤与作者

今天是11 月9 日，鲍彤先生去世一周年的日子。前几天，我和他的女儿一家来到他和夫人、父母的家族墓前，先用清水拭去墓碑上的尘土，再献上花篮，表达我们的哀思和怀念。他的墓园在京北长城脚下，深秋季节，虽是松柏环绕，青草却已经开始枯黄。我站在墓前，诉说着我和厂桥老同事们对他的景仰和思念，不由得潸然泪下。

我和先生相识已有36 年，于公我是他曾经的部下；于私，我尊他为人生导师。在这个日子里，追思这位在1980 年代中国那场政治改革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领导者、政治思想家和文字大师，这位几十年来不惧压力，坚持不懈地为推动中国向民主政治转型而奋力抗争的先驱者，回顾他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的言传身教，心中有无数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想起多年前一位朋友曾经对我有过一次访谈，就在其中节选几段加以修改，发在这里，以为纪念罢。

一

在我的印象里，老鲍（如此称呼不是不敬，当年在我们那个政改研究室里，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相互间都不称官衔，一律以老或小或名称之）是一个思想敏锐、富有才华、同时又有丰富的从政经验的领导者。他之所以在当年政治体制改革中成为赵紫阳身边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的一个助手，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得益于他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和良好的家庭教养，也得益于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在其才华横溢的一生中，一直坚持求真、求实、敢言的科学精神。作为1949 年加入组织的“老干部”，他经历过中共建政之后所有的政治运动，1958 年反右时他在中组部工作，因对张伯驹、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的主张表示赞同，差点被打成右派，后在安子文等人的保护下勉强过关，但他的“右倾言论”仍受到了批判；1959年他被派到安徽无为县搞调查，发现当地有弄虚作假放高产卫星、征过头粮等问题，他向中央写信反应情况，因此受到调查，后因上边意见不一而不了了之，又逃过一劫。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为安子文的“黑样板”而打成走资派，挨批斗，背负沉重的身心压力在五七干校劳动，那时他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的生活费，要养活一家子人，每周只让他回一次家，从他住的地方到他家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每次回去他都要为家里挑满四大缸水，还要用小推车给老干部家属们送煤。这些经历不能不让他这个思想活跃的人对这个体制有所反思，不能不让他对自己走过的路有所反思。

他原先在华东局组织部，后来到中央组织部，在部长安子文身边工作，这使他能够接触到中央的一些内幕，直接了解到一些情况，对党内斗争，对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情况都有所了解。

在那些年他也为中组部起草了大量的文稿，既锻炼了才华，同时也让他对这个体制的本质有所认识。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参加了1979 年的理论务虚会，在这个会上，他把那些年来自己的思考写成了长篇发言《二十年间》，得到安子文的称赞。去紫阳身边工作之前，他是国家科委研究室的副主任和办公厅的副主任，他的能力和才华得到方毅、安子文等人的认可。

1980年4月，赵紫阳从四川调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总理，中组部有人提名鲍彤去给赵当秘书。在中央组织部找他谈话的第二天，他去看安子文，征求他的意见，安说了这么一句话：“去吧！紫阳，两个特点：第一，敏锐；第二，宽厚。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后来，鲍回忆说，“安子文对紫阳的评价中，‘宽厚’两个字，使我加深了对紫阳的好感。“1980年5月初，鲍彤到赵紫阳办公室报到，从此开始了他担任总理办公室秘书的日子。这一年，他48岁。

在担任总理办公室主任6 年以后，他被赵紫阳提名担任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负责人。完成这两项任务后，他在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老鲍对他的工作认真负责，特别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很多重要提法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是他率先提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是“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后来成为大家的基本共识；是他在陈小鲁提出的“两个基本点”基础上加上“一个中心”，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完整概括，让邓小平赞不绝口；是他提出起草中共十三大报告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邓小平夸赞“这个设计好！”……

二

他对同事没有亲疏远近之别，对我们研究室的每一个人都很热情，也都很严格，该用哪个人就用哪个人，所以我们研究室没有“小圈子”。

老鲍有自己的原则，他并不因为政治上的压力，或者别人对我们有什么说法，就改变原则。反自由化的时候，政治高压之大是现在的人们想象不到的，很多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了党内的严肃处理，也有很多人说我们研究室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有传说，鲍彤被列入自由化分子的黑名单。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下，老鲍仍然带领我们坚定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他知道不知道有风险？肯定知道，而且知道得比我们这些人更透彻、更清楚，但他并不退缩。

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他又很有策略。当邓小平说“不搞三权分立，你们是不是也搞了一点”的时候，他没有张皇失措，反而把邓小平的这些话化作继续推动改革的动力。他积累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跪着造反”，在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会想到提出这些问题将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采取什么办法去克服。

1989 年5 月底，他从一个没有任何犯罪行为的共产党部级干部，一日之间成为为秦城监狱的“8901 号”囚徒。在之后的七年监狱生活中，老鲍没有消沉，没有灰心，他的意志始终是那么坚定，七年监狱生活让他经过七年的思考，对这个体制认识得更清楚了。老鲍这一生，前半生是为共产党工作，当他经过了1986 年到1989 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又坐了共产党的七年监狱，他的思想升华了。我觉得老鲍一直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过去因为他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有些东西他不能过分地去讲，特别是他在紫阳身边的这些年，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秘书和幕僚，他不能够过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1989 年以后，特别是1997 年他回到社会上以后，不再是过去那个鲍彤了，而是以一种全新的形象出现，他不在红墙里，不再需要保密，也不再需要为这个体制说好话，他怎么想的就可以怎么说，尽管好多时候他没地方说，但是有时候官方为了表示他有言论自由，也不得不允许境外记者对他进行采访。利用这些机会，老鲍经常写一些评论，表达了要求发展民主、进行政治改革、平反“六四”等等一系列的观点，同时他也用自己的笔回顾当年的历史，回顾紫阳，宣扬紫阳的思想，留下了大量的文章。逐渐地，老鲍成为紫阳去世以后推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向宪政民主转型的一个旗帜性的人物。

三

老鲍不是圣人，也会有弱点。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是“马后炮”。现在看，当时工作中还有些没有到位的地方，比如当年研究室进行的社会动乱问题研究，当时为了“避嫌”没有充分重视起来，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展开深入研究，没有将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及时向紫阳提出预警。那时候保守势力要把赵紫阳搞下台，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你小心谨慎也好、避嫌也好、怕给领导带来麻烦也好，都改变不了结果，其实那时本大可不必顾虑这些的。

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也有些问题没有抓紧。比如，十三大报告明确规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公务员要设政务类和业务类两类，但是中组部拒不执行，其实完全有理由要求中组部必须按十三大报告的规定执行，但是当时考虑到保守势力强大，就想先把国家公务员这个事儿搞起来，以后慢慢地向这个方向走。老鲍自己后来也后悔，有些该推进的没有下决心推进。

当然，对一些问题我们当时也缺乏经验，比如政务公开，我们只看到了原则：应该让老百姓知道我们在研究什么、我们想做什么，没有考虑到政务公开本身是把双刃剑，有时候不该公开的就不能公开，比如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物价改革方案，就应该考虑到一旦公布之后群众会有什么反应，但当时就没有考虑到，没有给紫阳提出建议，结果1988 年8 月19 号政治局会议决定一公布，马上出现全国大提款、大抢购，成为物价改革方案终止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时要是不宣传、不公布呢？可能就会好得多。再比如，1989 年5 月16 日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该不该讲？该讲，但是如果不在新闻联播中全程播出呢？如果只是摘几句登到报纸上，可能就没那么大的社会反响。我们当时没有对公开性这把“双刃剑”看得很明白，作为幕僚，老鲍有责任，我们也都有责任。当然，这些问题，老鲍在当时也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我说的这些都是我现在的看法，当时是没有这种先知先觉的。

四

这几年在写作时遇到一些问题，或是有一些闲暇时间，有时候就去老鲍家里，向他请教，和他一起探讨，或者他有什么想法给我讲，我录音，帮他整理了几篇文章。他的讲述让我更深刻地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经过，更多了解他及赵紫阳当时的所思所想，也让我对1986 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更加清醒、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对我写那本《台前幕后》帮助很大。我觉得与其说我给他做了一点事情，不如说我从他那里受益更多。他加深了我对过去、现在以及将来这个体制发展的认识，他给我提供了很多的观点、启示。当年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当年我在他身边做秘书，他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彻底地、无拘无束地和我交流。现在环境变了，他的身份变了，我们的地位也都变了。2012 年这一年，我在老鲍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了这么一本书，回顾了过去的老鲍，记录了当年赵紫阳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实施的整个历程，终于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了，老鲍还为我的书作了序。我觉得我过去是老鲍的秘书，现在仍然是，我愿意做这些事情，我希望以后我能够继续有机会为老鲍做点事情。

在我和老鲍这近三十年的相处中，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对我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成熟起到了引路人作用。当年刚到他身边时，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在老鲍身边工作几年，受到他的影响和熏陶是巨大的。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和他的相处，对我的思想的成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还有，老鲍的人格力量也极大地感染了我。他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特别是1989 年以后。他从来不惧怕重压，同时，他做事情的时候又总会考虑到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比如，紫阳和宗凤鸣的谈话，宗凤鸣整理完了以后，送给紫阳看，紫阳说我不看了，交给鲍彤去斟酌吧。宗凤鸣送到鲍彤这儿，鲍彤没有答应，说以我这个被打入另册的人，再和紫阳进行接触，为他做事情，可能会给赵紫阳带来不利的影响，他现在已经没有自由了，我不想更加剧他生存环境的恶化。两年以后紫阳去世了，这时宗凤鸣又来找老鲍，老鲍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他为这本书写了序，但是他没有改书里的一个字。老鲍说，这是两位长者的谈话，应该保留它的历史原貌，我没有资格去改动他们的任何一个字。

老鲍对于紫阳有着深厚的感情，特别是紫阳在生命最后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给他很大的影响。他对紫阳是忠诚的，这种忠诚不是对个人的忠诚，而是对于紫阳所做的中国改革事业和民主事业的忠诚。老鲍的人格坚定了我的信念，虽然紫阳不在了，老鲍作为他的继承人、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旗手，我仍然有义务、也有责任，像他对紫阳那样去对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