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制度化的極權體制比史達林主義、毛澤東主義更高效，也更危險
當代政治觀念 Oct.28, 2024
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吳國光老師近期在《中國領導人觀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習近平達到權力巔峰了嗎？論集權和治理能力》（Has Xi Jinping Reached His Peak? Power Concentration versus Governance Capability）。這篇文章認為，習近平已經達到權力巔峰，幾乎沒有進一步提升空間，但同時也認認為儘管權力空前集中，但治理能力出現了嚴重問題，這不是光靠集中權力就能克服的障礙。文章發表不久後，吳國光老師出席《不明白播客》為公衆講解了以上觀點。
我們在《誰背叛了改革開放？論習近平對胡錦濤之繼承》、《習近平的繼承人難題：確定和不確定的中國》和《習近平政府怎麽利用改革和不改革風險對衝》等系列文章注意到另一個問題：習近平時代中國的極權體制已經變得跟20世紀極權主義很不相同。
假如我們用「新極權主義」，而不是用可能引起歧義的「後極權主義」（這種説法就像暗示「後極權主義」不夠極權一樣），跟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為典型代表的20世紀極權主義進行對比，我們發現20世紀極權主義主要是依托個人權威破壞制度性權威來建立的極權體制，而習近平主義的極權體制（以下簡稱「習近平體制」）則以混合個人權威和高度制度化的中央集權體制為最顯著特點。
與此同時，我們還在系列文章中指出，習近平體制實際上是從江澤民體制和胡錦濤體制逐漸升級起來的。這個過程表明，習近平體制不但是中央集權體制制度化的結果，也是改革開放自身發展邏輯導致的結果。
如果我們認為習近平體制可以與20世紀極權體制相類比，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習近平個人權力已經登峰造極，不會再有多大上升空間。但是如果從制度化角度來看習近平的「新極權主義」，我們會發現習近平體制不但有自我強化的趨向，還有許多自我強化的空間，因為習近平體制延續著江澤民和胡錦濤以來的制度化集權路線：利用改革和強化不改革領域進行風險對衝。
更進一步說，不僅習近平體制還有繼續強化的空間，習近平的繼任者接手這套已經高度成熟的中央集權體制之後，也一樣會繼續強化這一套極權體制。吳國光老師已經注意到習近平體制治理能力的低效問題。恰恰是這些低效的治理能力會給利用改革和強化不改革領域進行風險對衝創造大量空間。
習近平時代政治改革恰恰就是對胡錦濤政府低效治理能力的改革。比如成立社會工作部和提升國家信訪局級別，就是為了應對胡錦濤政府低效的解決信訪系統溢出的社會風險問題。江澤民政府成立國家信訪局和維穩系統，也是為了強化中央集權體制的社會治理能力。
從這些情況還可以看出，中共推動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其他政治改革，即使並不是人民期望的政治體制改革，甚至並不是有效改革（比如還可能引發更多問題），其客觀效果還是在用制度化程序來加強中央極權體制。這些情況表明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是在不斷升級的。恰恰是低效和無效的治理能力給強化政治改革創造了空間，而每一次政治改革又會進一步強化黨對政府和國家的控制能力。
或者可以説，江澤民以後，改革開放創造的新極權體制只有更強化沒有、最強化一説。不僅習近平個人權力還沒有達到巔峰，習近平還不一定是這種新極權體制的最高峰。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出現新的意外，比如大規模社會運動、戰爭或領導人懦弱造成中央權力虛弱等情況，但這些情況畢竟是小概率事件。
但是為什麽我們唯獨漏掉了1980年代的體制問題？這是因為改革開放真正的轉折點發生在1990年代初，即使中共在1980年代就已經開始進行制度化嘗試了，但制度化程度比起毛澤東時代來説沒有取得多少進展，反而還出現了「朝小野大」的局面：「諸侯經濟」嚴重阻礙中央集權體制有效行使中央權威，「元老政治」和「強人政治」經常以改革的名義隨意干預黨政權威，黨政關係還處在模糊不清階段（雖然一度出現「黨政分開」的聲音），不論是經濟方面還是政治方面都主要依循「慣例」而不是制度設計，恢復中央集體領導制還造成了權力分散（這與「權力制衡」有本質不同）。這些情況是1980年代表面上看起來相對自由的最重要原因。
也就是説，1980年代相對寬鬆自由的時代氛圍，不見得是因為鄧小平或改革派代表人物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相對開明導致的，而是因為制度化程度太低又主觀上放棄毛澤東式個人獨裁，形成了一種低效、無效、乃至亂糟糟的中央集權體制。在這套過渡體制中，胡耀邦、趙紫陽等人開明不開明關係並不大，因為他們本身就權力虛弱。即使鄧小平是作為「元老政治」和「強人政治」的領軍人物，除了主觀上放棄了毛澤東式個人獨裁，他也一樣缺乏制度性權威——鄧小平甚至都不是名義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网友推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