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根据秦晖2016年在浙江德清县演讲视频的第二部份编写而成。秦晖通过对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重新分析和对十年文革的解剖，得出如下的结论：1. 七千人大会的初衷是要拧紧螺丝继续大跃进，而不是要总结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的经验教训。2. 三年大饥荒后，社会矛盾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有两种势力在抬头：冤左不冤毛的老百姓和冤毛不冤左的当权派。3. 采用斯太林的清洗方式只能解决高层的问题，而采用反右的手段只能解决民众的问题。于是毛泽东发动了文革。4.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背景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儒术，而是以商君书为标志的法家思想。5. 不管对文革持什么样的价值判断，文革的基本事实是：造反派斗走资派并非是文革的主旨。文革悲剧的真正主角是老百姓包括造反派。老百姓的受难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
秦晖演讲视频的第一部份涉及文革四种叙事，请参考http://www.cnd.org/cr/ZK19/cr1008.gb.html华夏文摘增刊一一七六期(zk1905d)
文革已经过去50年。文革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场运动为什么会搞得那么大？为什么搞得血流成河？文革中很多人打得你死我活到底是为什么？只是他们都迷信毛泽东吗？是毛泽东的一句话就搞成这样，还是的确存在尖锐矛盾，有其社会根据呢？这就涉及到毛泽东。毛泽东当然是文革的发动者，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有两种代表性的说法。一种是权术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搞掉他的政敌如刘小奇彭德怀这些他不喜欢的人，因此借群众之手搞了这么一场清洗。这 等于说借刀杀人。还有一些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不仅仅是一种权术，还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乌托邦。他们认为，毛泽东这个人很浪漫，不能接受这个社会中不完美的东西，哪怕这种不完美只有一点点。为了建立一个最完美的社会，他不惜一切代价，不惜破坏已有的不太完美的东西。那怕这个政权是他自己建立的， 他也要去冲击。
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理由，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现实的政治行为，它往往有一个公开宣布的理由，还有一个实际理由。两者有时有很大的不同。比方说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其意识形态理由是，知识青年应该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那是反修防修的千年大计。但事实是，知识青年突然在69年上山下乡，而且规模非常之大，主要是要解决城市的就业问题。文革三年，学生没毕业，又没有搞基建，城市本身没有办法解决就业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意识形态理由，知青应该到工厂去，跟工人阶级相结合。按照意识形态的说法，工人阶级比农民更先进。不让他们跟最先进的结合，而跟不太先进的人结合，那显然另有原因。
以往的人认为，文革的动机主要是意识形态，不是权术。最主要的一个理由是，毛泽东当时的权威非常之大，他要搞掉谁，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四九年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毛主席一句话就把他们搞倒了。如果毛泽东对刘小奇不满，他不也可以用一句话把他搞倒吗？为什么要搞这么一场翻天覆地的造反，使自己的各级政权，党政机关都受到严重的冲击？一时间几乎搞得天下大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仅仅是为了搞掉几个政敌吗？
这说明，一些事件的动机是很难从文字中找到实证材料的。也就是说，纸面上写的堂而皇之的动机跟真正的动机是不同的。以上的质问是有道理的。如果仅仅是毛泽东对刘小奇或者对高层的一些人不满，认为这些人有谋反的企图，那么他完全可以用斯太林肃反的方式来把他们搞掉。这个方式其实在中国也不陌生。1949年以来，这种高层的清洗，一直不断。前面提到的高岗饶漱石彭德怀，以及包括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父亲习仲勋，当时都是被这么清洗掉的。习仲勋是在1961年因为小说刘志丹事件被清洗的。那个时候也没搞什么群众运动。
【七千人大会】
为什么文革要搞成这么大呢？这涉及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
很多人以前都说，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的念头是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开始的。这其实是毛泽东自己说的。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贝基尔-巴卢库。当时巴卢库就问毛主席，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刘小奇是坏人的？毛主席回答说，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我就发现这个人不对头了。为什么毛主席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很多人都说，刘小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了很多对三年大饥荒时代反省的话，这些话得罪了毛泽东。刘小奇在会上说，三年大饥荒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以前我们都说是天灾，现在看起来是不对的，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那人祸到底是谁的祸呢？毛泽东也讲人祸，但毛泽东归罪于县委书记。他认为是下面基层干部的责任，上面没有问题。但刘小奇就说，造成人祸中央要负主要责任。那中央又是谁负主要责任呢？很多人想象就是毛泽东。而且在七千人大会下面，据说刘少奇还讲过更极端，更尖锐的话，什么人相食是要入史的，我们现在要下罪己诏。这些话显然严重地得罪了毛泽东。
同时，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了另外一种极端的说法：我们过去出现的一切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过去取得得一切成就都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对这种说法很满意，因此1962年后，刘少奇就愈来愈受猜疑，而林彪的地位就越来越高。这个说法也可以成立，而且也有事实根据。但问题就在于，毛主席要干掉刘少奇，为什么要发动这么一场群众运动呢？他要干掉刘少奇很容易，他可以用以前干掉彭德怀的办法，在党内就把他干掉。这不是很简单的吗？
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对七千人大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没有真正的认识。
过去人们对七千人大会的印象是，七千人大会一开始是因为三年大饥荒总结教训而开的一场出气会。三年大跃进搞得太过火了，大家都有很大的不满。于是中央把七千人叫到北京来，让大家总结一下教训。于是大家都发了很多牢骚。最后终于把气搞顺了，于是我们重新团结起来。
七千人大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事件。中央召开这么大的会议，把县级以上的干部都集中到北京来。以前中央开过的最大的会议，叫理论务虚会，有四千人参加。为什么中央要把那么多人招到北京来？是让他们出气吗？是为了总结这三年饥荒的教训吗？
最近一些学者对七千人大会的材料研究后发现，其实七千人大会的初衷，不是要总结三年饥荒的教训。恰恰相反，是要重新搞大跃进，是重新拧紧螺丝的一场会议。三年大饥荒造成严重后果。其后中央从1960年下半年起开始调整政策，与民休息，让大家松了一口气。61年又做了一些安排，减少了粮食征购，还从国外进口粮食进行救灾。毛泽东认为，救灾到61年就可以了，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中国还是要继续跃进的。61年我们所做的让步已经足够了， 到了1962年我们要重新发动，就要重新拧紧螺丝。七千人大会召集的理由是要克服所谓的分散主义。什么是分散主义，就是不听中央的话， 为了考虑地方上的困难，降低征购指标。具体目标是要重新加大征购力度。在会议的第一天，发给大家的文件就讲， 1961年我们征了720亿斤粮食太少，我们1962年我们要征820亿斤。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饿死几千万的大饥荒只过去一年多，其实很多地方还在饿死人，只不过其规模比以前少了。中央的这么一种政策，在下面引起广泛的不满。会议一开始，大家就说这个任务我们没法完成。这是毛主席没有想到的。
还有一种情况，从1960到1961年，为了追究三年大饥荒的责任，毛泽东采取的一个办法：在很多饿死人很多的地方，搞民主革命补课。其理由是：这些地方之所以饿死人，是因为民主革命搞得不彻底，县委书记和县长中还混有地富反坏右。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尤其在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很多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大部分家庭出身都不是贫下中农。于是就把责任推给这些个地主出身的基层干部。说这些地富子弟迫害贫下中农。这是扣帽子，实际上是拿他们做替罪羊。这个做法就在基层干部中引起了很大的反感。本来是上面搞高征购，搞公共食堂的政策出错，结果造成那么大的灾难，又要基层干部来负责。他们当然都很不愿意。现在再要他们搞高征购，他们就在想，再饿死人怎么办？是不是又要把我们当成民主革命的对象？
当时这些人就很抵触。在会议开始阶段，他们就说这个做法他们搞不下去。结果毛被迫把会议完全转向，开成了一个下面出气，上面检讨的会。这就是后来的说法。而且原来规定的会期只有10天，而七千人大会最后是开了28天， 连大年初一都没有放假。这也是毛被迫作出的决定。会议最后决定的粮食征购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比1961年还要低。对毛主席而言，象这样的180度转变会议方向，在会上遇到的这样的一种压力，是自延安整风以来从未遇到过的。
在这个会议的前后，还有两次会议，使得毛泽东更为紧张。一次是七千人大会前夕，要给大会准备文件。这七千人大会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当时党内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的北京市委，接到中央书记处的建议，说是七千人大会是要对三年大跃进做一个总结。于是他们就组织了人力，在今天北京动物园旁边的那个畅观楼，把三年来的文件集中起来，检查整理文件中的错误，作为反思的材料提供给中央。这些错误实际上都是极左的错误。但这个事情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据说毛泽东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是在七千人大会后才知道。七千人大会的初衷并不是要反思极左，可以说是臣下误解了圣意。这个事情使毛产生了很大的疑心：你们在会前就搞我的黑材料。
七千人会议上很多人已经发了很多牢骚。会后，刘小奇和陈云紧接着又开了一个中央经济工作的小型会议。这是在中南海的西楼召开的，叫做西楼会议。会上刘小奇说，七千人大会对困难的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意揭，怕说漆黑一团。刘又说，怕什么啊？还它个本来面目。漆黑一团又怎么样了？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但是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西楼会议提供了很多材料表明，1961年到1962年期间，中央采取的一些让步政策的确在农村得到了很大的民意支持。老百姓非常拥护包产到户的政策。这些材料使毛泽东非常不安。毛泽东从此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在群众中存在着强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农民要求致富，对人民公社不满。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
现在有些毛左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其实是想追求一个理想社会，不是仅仅想清理某一个政敌。他们的理由是，如果他仅仅对刘小奇不满，用不着搞这么一个运动。其实我们还可以加一个补充，假如毛泽东只是对社会上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满，包括老百姓对人民公社不满，对这些制度有意见。那他也没有必要搞文革。在文革以前，毛泽东对付这两种不满的人，有两种常见的手段。如果党内高层需要清洗，那就采取组织手段，在党内就把他们解决掉，就像整高岗饶漱石彭德怀一样。如果社会上有不满，比如知识分子发表奇谈怪论，或者农民闹退社，闹各种各样的风潮，一种标准的对付方式就是搞反右。所谓的反右就是依靠各级官僚机构来整治社会上包括知识届的不满情绪。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需要搞群众运动。不需要搞一场煽动民众起来造反那样一场运动。
那么，如果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呢？搞刷反解决不了社会上的问题，搞反右解决不了高层的问题。反右得依靠各级党组织来搞，那不可能号召民众去打倒走资派。也就是说，如果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无论反右还是肃反，都不可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当时已经看到了最可怕的情况：就是这两种不满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毛泽东通过这七千人大会了解到，党内国内对这三年灾难的怨气比他原来预想的要大得多。而且他在整风整社中，用所谓民主革命补课的手段 ，把基层干部做替罪羊的做法，也远远不能化解群众的怨气，甚至还导致了干部的不满。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很明确地看到了上下这种怨气是有明显的差别。老百姓的怨气，冤左不冤毛（当然这是我的话，不是文件中的话）。 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农村中的老百姓，在这三年大饥荒过程中， 对共产风和等级特权，干部多吃多占这一套是深恶痛绝的。但是由于信息屏蔽，他们对毛泽东本人是没有什么埋怨的。也在于中国一直有所谓的奸臣蒙痹圣上的传统思维，即皇帝是好的，不好的是下面的贪官污吏，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他们的怨气是直接对着压迫他们的各级官僚，而希望皇上为民做主。
另一方面，刘少奇这样的当权派，对前些年的瞎指挥，包括大跃进的决策是不满的。所谓中央要负主要责任，其实就是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他们对毛泽东刚愎自用瞎指挥，闯下的大祸是有埋怨的。至少毛泽东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在七千人大会上已经有所表露。尽管刘少奇谨小慎微，行君臣之礼，即便刘没有此心，但是敏感的毛泽东主观上也觉得自己面临着严重的压力。
同时，刘少奇这些当权派毕竟也是体制的代表，他们也要依赖这一套。即依赖强硬的体制权力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与毛一样，有时可以主动对下面施恩让步，可以给他们一些甜头。但是一旦认为需要，整人也是绝不手软的。采用反右式的镇压手段来处理群众抱怨，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驾轻就熟的。也就是说，刘少奇这些人可能对哪些瞎指挥，对毛的一些拍脑瓜的哪些东西不满，但并没有要求改变这个体制的动力。也就是说这些个官员冤毛不冤左。
最糟糕的是，如果这两种势力不断地发展，冤左不冤毛的老百姓，和冤毛不冤左的当权派就有可能形成合力。尤其是西楼会议的材料证明，当时上层推广的包产到户政策，的确在下层是受欢迎的。
毛泽东决不能容忍这些现象。对于毛泽东而言，当时最可取的对策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那就是实现另一种可能，就是使这两种势力互相发生冲突。也就是把老百姓的不满转嫁到刘少奇这帮人身上。同时又把官员们的不满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让不冤毛的民众和不冤左的当权派互斗而毛泽东自己坐收渔利。而且，在这两拨人受到压制的时候，毛都可以扮演大救星的角色。把这些人从对方的打击中拯救出来，同时恢复自己的大救星的形象（实际上毛在文革中反复采用这种手法）。
毛派说，如果毛泽东仅仅是对刘少奇的不满，毛泽东是不会发动文革的，毛派没有说错。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是对老百姓的不满，毛泽东也不会发动文革。只有在这两种不满都存在的情况下，毛发动文革才是合理的解释。你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所采用的方式是非常高明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大概经过】
文革的这个过程，我们大概都知道了。
毛泽东四月份在北京宣布要大搞一场，紧接着他就跑到南方，在杭州就待了两个月。文革发动了，但文革怎么搞毛泽东不说。他让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了文革最早的50多天。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搞，就按以往反右的做法，向各地派出了工作队。工作队依靠各级的党组织，在学生中抓右派。很多学校都抓了许多右派。后来的造反派很多都是右派学生，都在这一阶段被整得很厉害。我们清华最有名的造反派就是蒯大富，被工作队整得很惨。清华工作队的直接主持人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清华工作队的队长是叶林，王光美是顾问。但实际上叶林的地位远远没有王光美高。所以王光美是实际上的主持人。工作队到了清华大学，搞了50多天反右，抓了很多学生右派，造成几起自杀事件。蒯大富也被关了一个月，几乎成了反革命。实际上，这么一场反右使得刘少奇得罪了一大批人。
毛泽东七月底从杭州回来后，突然贴了一张大字报，叫做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说，五十多天里，你们（刘少奇）搞的这一套是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然后毛泽东亲自派周恩来到清华大学跟蒯大富长谈了八个小时。大家想一想，一个总理跟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学生长谈八个小时，鼓动蒯大富起来造反。你想蒯大富不把毛泽东当作大救星又是什么呢？这是救命之恩。蒯大富对王光美等人是有仇的。后来蒯大富把王光美斗得死去活来。毫无疑问这当然是迫害王光美。文革后把他判刑也是应该的。可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王光美以前也把蒯大富斗得死去活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报还一报。
毛主席在这时候跑回来说刘少奇搞的这一套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于是号召大家起来造反。造反如果有什么动机，17年积累下来的官民矛盾，当然是一种因素。这是不可否定的。这里我要指出，文革期间有许多翻老账的行为，其中最多的就是大饥荒。象四川文革李井泉之所以整得家破人亡，很重要一点就是四川在三年大饥荒中饿死一千万人，占整个中国大饥荒饿死人的三分之一。我们广西在文革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口号，就是打倒屠杀120万贫下中农的罪魁祸首。这120万也是大饥荒饿死的人。
但是大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城里并没有什么大饥荒。而造反运动主要在城里发生的。那么城里的怨气从哪里来？与其说是来自17年来积累下来的矛盾，不如说是来自毛泽东所说的50多天来镇压群众的反右运动。毛泽东首先让刘少奇搞了一场反右，整了一大批人。然后毛泽东号召这些人起来控诉造反。当然大家就斗起来了。17年积累的矛盾和50多天反右叠加的矛盾，当然使造反成为一场大潮。再加上当时中央的大力支持，就闹得不可开交。
文革的高潮是一月份的夺权。此时整个社会已经失控，各级党政机关都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个时候，即1967年的二月，毛泽东开始出来收拾局面。靠谁呢？靠军队。毛主席说军队要支左，要介入社会管理。此时真正的权力就转移到军队头上。后来文革成立新的政权机构，即革命委员会。在各个省份，绝大多数都是军人掌权。浙江也是这样。20军政委南萍，空五军军长陈励耘，还有浙江省军区的司令熊应堂，当时都是省的最高领导。
毛泽东让解放军支左。但到底谁是左派呢？毛泽东没有清楚地讲。谁是左派军人得自己琢磨。那军人怎么办呢？一般来讲，在文革前的体制下，地方上的军区包括军分区，县武装部，和当地党政部门是一元化的。省军区的第一政委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军分区也一样。当时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是江华。一般来讲，军区都是支持保皇派的和镇压造反派的。野战军是听中央的，跟地方关系不大。象南萍陈励耘这些人跟浙江省委没有关系。这些军人怎么判断谁是左派呢？基本就是看中央文革的意思。他们千方百计打听中央文革的可能倾向。中央文革支持谁，他们就支持谁。在很多地方野战军和省军区支持的左派就不一样，结果地方上的矛盾更大。通常省军区会支持保皇派，而野战军会支持造反派。但在有些地方，也可能完全相反，如广东。
在军队介入地方以后，在经历了1967到1968年的混乱后，最终在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第一波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军人执政，只有北京上海还有我的家乡广西等少数几个省例外。军政府，包括浙江的军政府，对造反派进行了相当严酷的镇压。军政府统治一直到九一三才结束。随着林彪的垮台，军队的势力下降，革命委员会的构成渐渐回到文革前老干部占主导地位的状况。老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在他们占主导地位后，对造反派进行了又一次清算。
就在这期间，毛泽东就在上层下层扮演着恩人大救星的角色。造反派在受难时候，都巴望着毛主席来拯救他们。那个时候造反派在危难时候就唱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在他们大难临头时，毛主席就经常派野战军来支持他们。这样毛泽东的威望一下子上去了。原来三年饥荒，大家都有抱怨。现在不仅抱怨没有了，反而更加拥戴了。
与此同时，这个时候的当权派，整天被群众拿来批斗，很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人就诅咒发誓说，我们绝对忠于毛主席，毛主席快来解放我们救我们。结果当局又把造反派镇压下去，又把他们解放出来。他们当然也很感激。就这样，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中受到损害的大救星形象，不仅得到恢复，还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三忠于四无限的狂热程度。
这个事情也有两面。在长达十年的文革中，毛泽东不断地用这种手段。其中很多省份，这种做法循环反复多次。一会儿依靠上面整下面，一会儿依靠下面整上面。这么反反复复地搞，搞头一次的时候，大家都感谢。到后来双方意见都很大。到毛泽东晚年，他自己也觉得不对劲了。尤其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四五运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运动。卷入四五运动的人可以说是来自社会各阶层。有很多高干子弟，他们的父母作为走资派都被整的死去活来。还有许多造反派。他们造反到68年就被镇压了，很多人成了五一六分子，成了现行反革命。同样被整得一塌糊涂。他们也很不满。
我觉得，文革的长远结果反而走到了毛的意图的反面。恰恰是文革，使得冤左不冤毛的老百姓和冤毛不冤左的当权派，最终形成了合力。在毛临终前已经出现了象四五运动这样的事情。而在毛死后没几天就发生一场大快人心的宫廷政变，颠覆了文革体制，也结束了毛泽东时代。1976年的粉碎四人帮，说透了就是一场宫廷政变。但是这个宫廷政变毫无疑问是狠得人心的，是不可否定的。我们现在许多对文革的浪漫想象，那个时候是不存在的。现在有人说文革多么好，那是现在才有的一种想法。这个事情的确使中国的改革在初期的十年内，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顺利。这是我前面讲过的，不管是上下左右，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那个时候没有不说改革好的，那个时候没有人不想从文革的灾难中走出来的。
我刚才讲过，冤左不冤毛的老百姓和冤毛不冤左的当权派，这两拨人对文革的不满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两者后来就渐行渐远。在改革初期的十年中，这两股力量原来是亲密合作的。到后来就出现问题分道扬镳了。民间的民主派，也是文革的造反派，早在文革对毛的幻想就破灭了，他们不但冤左也冤毛了。现在更进一步，对这个体制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疏离。而以陈云邓力群为代表的官场，刚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他们也埋怨毛泽东。后来他们发现，要维护这个体制，就必须维护毛泽东。于是他们走向护左又护毛。
此时的邓小平，包括他先后启用的胡耀邦赵紫阳，其实是在这两者之间。前面已经讲过， 在对造反派和保皇派的这个问题上，不管是邓小平还是胡耀邦赵紫阳，其实是不同于陈云的，当然也不同于民间的民主派。他们在这个调和折中，最终还是从民主墙到1989年那个事件的过程中，禁不住社会的震荡，最终不得不分道扬镳，各自战斗。到了那场事件（六四），小平同志就和陈云同志站在一起。而赵最后就跑到另一边去了。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背景】
文革这场运动到底是一场纯粹的弄权术，还是一场带有意识形态背景的有思想深度的运动呢？我可以说，根据我刚才的描述，文革直接的操作是充满着权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毛左说如果仅仅从权术是不能解释文革的，因为他要整掉刘少奇，用不着化那么大的功夫。但是我前面讲了，其实毛泽东就是需要化那么大的功夫。原因就是，当时毛面临的不仅仅是刘少奇等极少数人的不满问题，他还面临社会上老百姓的不满问题。如果两边都不满，那么毛当然要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任何权术都不能脱离思想背景。毛泽东这样干，当然也有他的思想背景。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得不出要搞文革的直接答案。是儒家思想吗？当然更不是。文革恰恰是以反儒为最典型的特征的。在文革的过程中，中国的反儒发展到顶点。红卫兵甚至跑到曲阜去把孔子的坟挖了，把曲阜闹得天翻地覆。这几幅照片就是例证。当时还有一个口号，叫做火烧孔相，刨平孔坟，彻底捣毁孔家店。所以毛泽东的搞文革的思想背景也不是来自中国传统的儒家。
毛泽东搞文革的思想背景来自中国传统中的一种重要思想资源。它就是所谓的帝王之术。而这帝王之术则是来自先秦的法家思想。它也是秦始皇统治中国所依赖的思想。
在晚清，在近代的中国，这种思想其实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其代表人物是来自湖南的几个学者，主要就是王恺运和他的大弟子杨度。是他们在倡导帝王之术。这种思想，是建立在极端的性恶论的基础上，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潜在的敌人。他们不忠于任何人，包括皇上。但是非常崇尚权术，认为有权就可以搞定一切。王恺运是晚清湖南一个很著名的学者。最知名的一件事就是，当曾国藩的湘军做大后，他劝曾国藩篡清自立做皇帝。据说那个时候，他在那里侃侃而谈，鼓动曾国藩造反。曾国藩一直不说话，拿着毛笔在桌子上写字。曾国藩然后撂下笔走到书房后面。杨度觉得很奇怪，就走近桌边，看看曾国藩到底写了点什么。通篇就一个“妄”字，狂妄的妄。也就是说曾国藩拒绝了王恺运的主张。王恺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崇尚权术，但不忠于任何具体的帝王，谁厉害就跟谁。
王恺运的大弟子就是杨度。杨度写过一首诗（湖南少年歌），其中的两句是：只知霸道不知儒，归来师事王先生。王先生就是王恺运。杨度在晚清的大变局中，第一反对革命，反对改革，是复辟帝制的祸首。第二他也不忠于清廷。晚清有两种基本的态度，一种是支持革命，走出帝制走向共和。还有一些人忠于清朝，要当清朝的孤臣孽子，比如康有为。杨度这两者都不是，他不忠于朝廷，但是又反对革命。他希望帝制，但他支持袁世凯。后来又有人说，袁世凯失败后，他曾希望蒋介石称帝。又有人说，他后来在一个地方又发现了真龙天子。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杨度的思想后来又影响另一个湖南人，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对杨度的这一套非常佩服。毛和杨度一样，并不真正忠于某一个皇帝。杨度不忠于清朝皇帝，忠于袁世凯。毛泽东其实不见得忠于袁世凯，但很中意这一套权术学问。毛泽东早年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叫萧子升。萧子升是毛泽东的最好朋友，不是之一。原因是他们的关系最密切。我们现在看到，官方编辑的毛泽东早期的文稿，收了三十多封毛泽东的书信，其中萧子升的书信占到近百分之四十。萧子升是与毛泽东通信最频繁的一个人。在毛泽东跟斯诺的回忆中，也提到这一点。新民学会就由萧子升和毛泽东发起。萧子升后来出了国。在萧子升回忆录中，他提到他和毛泽东有一次讨论过杨度。萧子升对杨度搞得那一套阴谋诡计那套权术非常不满，而毛泽东则非常之佩服。后来萧子升和毛主席分了手。在现存的党内编辑的毛泽东一些早期文献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痕迹。比如说，在杨度发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其实毛泽东是支持袁世凯的。具体地讲，毛泽东支持湖南袁世凯势力的代表汤向明。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有民粹主义的情节。长期以来，毛泽东一直有底层情节。
毛泽东更重要的一个情节是法家情节。文革期间，他搞的评法批儒， 我们都记忆犹新。七十年代，毛泽东一直骂孔子，大肆吹捧秦始皇。毛泽东的法家情节是从中学开始，不是后来才有的。早在他中学时代的一篇文章作文中，他就说过，中国四千年以来最有作为的人就是商鞅。他说商鞅建立的秦制是最伟大的。这么说并不奇怪，因为商鞅做过很多事，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肯定商鞅的行为。毛泽东在这篇作文中，提到了商鞅做的他最佩服的事情，并用两句话来表达：尚军工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
第一句比较容易理解，即要建立强大的军队和强大的国家。今天的国家理念是，国家要给老百姓提供社会保障，要搞社会福利。要依靠国家的再分配，来维持一种社会平等。大家如果读过《商君书》就知道，商鞅对国家要救济穷人的思想持最强烈的批评。我认为，古往今来反福利思潮最极端的人就是商鞅。商鞅在商君书中明确讲，穷人饿死是活该的。穷人不是懒汉就是醉鬼。主张济贫对国家是不利的。国家也没有这样的责任。同时商鞅又说，国家就不应该救济穷人，那么就放任自流吗？今天的西方有两种思潮：左派支持福利国家，右派赞成自由放任。左派说，要使穷人得到平等的尊敬。右派就说这个福利国家容易养懒汉。最好鼓励大家自己创业。他们主张不要搞那么多福利。但是要多给一点自由。让大家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商鞅的主张是，福利不给，自由也休想。对穷人而言，国家没有责任去救济他们，但是有权利把他们抓起来劳改。商鞅就说，你们这些穷人在街上游来荡去，是盲流三无人员。我要把你们全部抓起来，送去修长城，罚你们劳改当苦力。这就是商君书中讲的举以为收努。毛泽东的孥贫怠以绝消耗，其实指的就是这件事。秦始皇时代抓捕盲流。1958年以后，我们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把哪些没有户口，在社会上流动的那些人都抓起来。直到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后，中国才结束了惩治盲流的那种做法。因此中国惩治盲流的做法的确有其思想根源。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在这种思想根源基础上的文革，当然有很浓的法家意味。
【文革的基本事实和反思】
文革中有这么一幕：造反派斗走资派。无疑这是不可否定的。而且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幕，因为这种情况在古往今来的专制政权中是很少见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文革十年决不仅仅只有这一幕。而且这一幕在整个文革中占的比重其实远远没有我们后来宣传的那么大。文革中多得多的罪恶是在这之外的。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几张照片，大家可以猜一猜，这几张照片反应的是什么情况。是国共内战吗？是建国初年的剿匪吗？还是二战时期的轰炸？都不是。那是文革期间出动军队镇压造反派的几个场面。
现在揭露文革罪恶的那些东四，造反派斗走资派，给他们戴高帽，游街示众那样的场面。当然这些场面都很不人道，也应该让大家知道。但是更骇人听闻的那些场面，我们都没有看到。实际上当权派和保皇派，对造反派的大屠杀恐怕要百倍于造反派斗所谓的走资派。实事求是地讲，当年的造反派也做了很多野蛮的事。包括对当权派所做的斗争。
在一些走资派得势，而造反派从来没得势的地区，比如说广西，1968年7到8月间，广西的当权派和军方，武装了保皇派，动用官方民兵和正规军，对广西的造反派，当时叫做广西四二二进行了全面地围剿。这一围剿是在毛主席亲自签发《七三布告》后发动的。1983到1987年，广西开展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行动，简称叫处遗。这在八十年代的广西是无人不知的一件事情。根据官方材料，仅仅七到八月这两个月的镇压，就杀了八万四千多人。有人问当时的南宁是什么状况？我说当时没有照相机，没有民间人士可以把这个拍下来。我可以给大家讲，大家看到二战时期斯太林格勒的画面吗？当时的南宁几乎就是这个样子。一片一片的城区被炮火轰平。不管是老百姓，还是那些造反派的成员，都遭到灭顶之灾。七三布告以后的镇压，是在七，八月份，那时天气很热，南宁几天之内就死了几千人。尸体没办法处理，很多就埋在南宁市中心的大街上。广西在那段时间还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吃人事件。19个县加上柳州市，都发生了杀人后还肢解尸体，把心肝挖出来炒来吃的事件。处遗期间，因广西吃人事件，曾经处理过很多人。
广西为什么会发生那么骇人听闻的事呢？广西吃人事件，文革时就有人讲，讲的人很多。但始终没有一个人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只是说发生了很可怕的事。但到底事怎么一回事没有人讲过。 到了九十年代就有一种说法：广西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和少数民族一些落后野蛮的习惯有关。说南方的少数民族本来就有一种吃人的传统。这种说法是最莫名其妙的。我曾经根据广西处遗的档案和广西的民族分布，画过一张这样的地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的部分是汉族居住区。广西东部汉族多，西部是少数民族多。广西少数民族压倒多数的最西部，也是最落后最贫穷的，用某种成见来说也是最野蛮的地方，就是西部的北库河池两个地区。但文革期间那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吃人的事件。所有吃人的事件都是发生在壮汉混居地带。发生吃人事件最严重的地区是广西的武宣县，这是一个汉文化覆盖的地区。武宣一个县就发生了75起吃人的事件。广西大概有四千人是在战场上打死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死亡是屠杀非武装的俘虏造成的。即对那些没有抵抗能力的人就进行大屠杀。根据统计数据，广西这场大屠杀有几个特点：一死在战场上的人少，死在非武斗状态之下，有组织有计划自上而下，利用各级政权机构进行的屠杀，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时间而言，广西死人最多的时候，不是在造反派活跃，两派内斗激烈的所谓无政府状态下发生的，而是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发生的。在镇压造反派和恢复次序这个过程中造成的死人是最多的。按照处遗的文件，南宁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前死了2682人，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死了15960。整个广西大致都是这样。
很多人在清理冤假错案时就受到处理，受害者得到平反，罪犯就得到了惩处。但是按照当时的话语，文革中的坏事是造反派干的，因此对被处罚的这些人都扣了一顶帽子，说他们是造反派。说广西文革大屠杀是造反派所为。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不是造反派搞大屠杀，而是大屠杀就是屠杀造反派。我在这里并不是想给造反派平反和翻案。造反派同样是被煽动起来的，造反派也做了很多野蛮的事，包括对当权派做的野蛮的事。但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讲，起码在广西这个地方，当权派和保皇派镇压造反派的暴力要百倍于造反派斗走资派的暴力。
当然你可以说，广西这个例子是一个非典型的例子。但类似的情况不仅仅限于广西。应该讲，就全国而言，当权派整民众包括造反派远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得残酷。有一个所谓的文革基本事实判断，就是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反对当权派，而邓小平则支持当权派清算造反派。这个说法非常之片面。毛泽东时代对造反派的镇压远远超过邓小平时代清算造反派。不仅在广西，在全国，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前，90%的造反派头头已经被清理了。造反派的基层成员在1969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基本上被打发到了农村。所以造反派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等到邓小平再来处理造反派时，实际上只有造反派中极少数的幸运者。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活到1976年还能得势，一直到邓小平时代才把他们整下去，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参与过对其他造反派的镇压。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扮演过宋江受招安后打方腊这样的角色。如果仅仅是斗过走资派，但是没有镇压过造反派，你这个造反派是不可能活跃到1976年的。
广西的造反派在1968年就被斩尽杀绝了。其他地方的造反派，也许存在得比较长，比如说北京的造反派实际上是在广西之后的半个月之内就被消灭了。北京的五个造反派领袖，邓小平时代把他们判了刑。但他们并不是在邓小平时代才被抓起来的。例如蒯大富，虽然是在邓小平时代判了刑，但是他从1970年开始就坐牢了。这五大领袖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坐的牢。邓小平时代给他们判刑，其中有一条就是，拘留的时间抵押刑期。所以有些人判后不太长时间后就出狱了。可以说他们在邓小平时代受的难远远没有在毛泽东时代受的难多。
谈到文革，我们不得不指出几个被忽视的真相。如果不了解这些个真相，我前面讲的这四种对文革的描述，都失去了基本的根据。文革悲剧的真正主角不是当权派。我不否定很多当权派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他们当然也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文革悲剧的真正主角是老百姓，包括他们中的造反派。造反派得势的时候的确有很多野蛮的行为，包括他们对当权派的野蛮行为。但总的来讲，他们的受难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造反派受难主要在毛泽东时代，不是在邓小平时代。
狠多走资派老干部的确在文革十年中吃尽了苦头，很多人的冤假错案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平反。这些老干部所受的苦，如果仔细分析，其实遭到造反派的迫害只是一霎那。绝大多数时期，他们受的其实是常规党内内斗和迫害。比如最早被斗的彭罗陆杨，这几个人是在1966年5月就被关进监狱的。其中罗瑞卿关进监狱后不久就跳楼自杀。但没有死成，只摔断了一条腿。那是1966年六月。全国当时还没有造反派。造反派是当年的九月才出现的。那么王光美呢？她的确受到过造反派的迫害，蒯大富曾经开大会斗过她。可是蒯大富1970年就被抓起来了，而王光美本人一直被关到1978年。那是谁关的呢？是蒯大富吗？当然不是。实事求是地讲，王光美受的苦应该算到蒯大富头上的应该只有百分之一。起码蒯大富1970年就被抓，而王光美后来还坐了八年牢。你说这能怪蒯大富吗？
中国的这个历史充满着这样的荒诞，就是名实分离，说的和做的相反。直至今天我们还说反右是有必要的，是对的，只是扩大化了。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人，后来只有五个人没有被改正。也就是说，55万右派中，只有五个是划对了。那也叫做基本正确吗，那只是有扩大化吗？从五个扩大到55万。这样的扩大化不是骇人听闻吗？
毛泽东至死还说，发动群众斗走资派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可是在毛泽东时代，其实90%的造反派斗已经被整得一塌糊涂。不仅有刚才讲到的对造反派的镇压，从1969年到1970年，作为文革的一部分，毛泽东还发动了三次大的运动，包括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其实这三场运动既有对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的成分，也有阶级清算的成分。当时各个省的造反派，那些知名人物，基本上在这三场运动中都被整了。当年毛泽东把90%的造反派都收拾了，造反仍然被说成是一场功劳。其荒谬可想而知。
到了邓小平时代，清查三种人也的确是打着清查造反派的口号来展开的。小平很讨厌造反派。小平同志也不会把恢复造反派的公正，当做清理冤假错案的一个目标。实际上当权派的冤假错案没有老百姓的冤假错案多。清理冤假错案一旦成为全国性运动，很多老百姓就搭了便车，也获得了平反，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造反派。今天要谈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时，有一点是必须讲的，不仅许多当权派在改革开放时代获得了公正，很多文革期间被整得死去活来得造反派，实际上也是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公正，包括我刚才讲的广西处遗。
广西处遗给谁恢复公正，就是给冤死的10万冤魂。当时说他们是反革命，对他们的镇压是剿匪。后来全部都推倒了，而且给了抚恤金。屠杀者也得到了处理。虽然当时的政策基调叫做宜粗不宜细，但是最恶劣的一些人还是受到了处分。比如桂林有过习民徳，据说他亲手杀死了40多个人，还吃了几个人。象他这样的人后来就被判了死刑。这个死刑完全是应该的，但说他是造反派那完全是胡说，他完全是当权派，或者是保守派。
邓小平时代，给一大批人恢复了公正，其实有相当一批人就是文革时的造反派。在改革初年，给文革时期的一些遇难者恢复了名誉，而且给他们以很高的评价。其中包括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王申酉，钟海源等。这些人在文革中的政治态度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其中张志新是因为为刘少奇辩护被杀的。张志新当然可以说是保皇派。因为她是为走资派刘少奇辩护。但其他几位都是造反派。遇罗克只所以被杀，是因为那篇针对高干子弟的文章。这篇文章反对出生论，反对血通论，反对那些贵族红卫兵。这种观点显然是造反派的观点。而李九莲钟海源本来就是江西的造反派，他们是在军政府镇压造反派的时候被杀的。王申酉在文革前就已经受到迫害。当时说他是反动学生，开除了他的学籍。由于他的这个背景，文革期间造反派是不会接受他的，其实造反派也要规避风险。王申酉的日记现在也已经发表。从他的观点看，他显然也是造反派的支持者。
这些最著名的遇难者，除了张志新以外，都是造反派，或者是造反派的同情者。邓小平同志否定文革。在理论上讲主要是否定造反派。但实际上，邓小平对造反派的清洗，远远不如毛泽东厉害。而很多在毛泽东时代被清洗的造反派，很多却在邓小平时代被恢复了公正。这是具有戏剧性的一个现象。
前面已经讲过，这场平反冤假错案的运动，初衷主要是为老干部，为走资派而发动的，并不是为造反派发动的。但是这场运动一旦成为大潮，老百姓就搭了便车，其中包括造反派。造反派搭便车不是主要的，但是由于造反派的冤案在各地实在是太多，即使有一部分搭了便车，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文革中造反派斗走资派，毛左认为这是好事，是毛主席支持人民反对走资派，是毛主席的理想主义行为。相反，官方否定文革的理论说，这是一件坏事。如果我们今天要对文革作一个实事求是的反思，我们至少要明白文革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无论造反派斗走资派是好事还是坏事，那不是文革的唯一场景，甚至可以说不是文革中的主要场景。文革中的主要场景其实是老百姓受难，包括造反派受难。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以为，今天我们对贪官腐吏，对上层的腐败，可以用文革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我们不应该把文革理解为下层的狂欢节，是当权派的末日。我们更不会把文革看作是民主运动，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千万不能搞民主，搞民主就会出现文革这样悲剧。文革本来就是镇压老百姓的。文革当然也迫害了当权派，但对当权派迫害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对老百姓的迫害。今天我们不管对文革持什么样的价值判断，首先在这个事实判断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就是我们时隔50年后反思文革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做的工作。我就讲到这里。
读者根据视频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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