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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24日星期四

离开中国 拯救简体中文写作

RFA 20241024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朱丽叶 - 在美国和日本,近期一种"离岸中文出版机构"开始兴起。这些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为主要出版人和读者的私人机构,出版严肃、独立和优质的学术文章,用简体中文科普常识,并正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作者和读者:到海外,完成不受干扰的母语写作;在海外,实现不受审查的言论自由。

张适之拖着一只黑色的行李箱,装着他前一天刚从印刷厂拉回来的中文书,在东京银座的高楼大厦间穿行。尽管刚刚向一位从中国重庆来旅游的大姐成功推销了图书,但站在繁华的银座街头与素不相识的异国人擦肩而过,他又不禁黯然。

秋天徐徐吹过,他在朋友圈里写下:"拉着小推车,穿行在东京附近的高楼之间。来来往往的人群啊,你们可知道,我怀揣着怎样的妄想,无处安放?"

张适之的小推车(张适之提供)
张适之的小推车(张适之提供)

千里之外,美国纽约的荣伟则正紧锣密鼓地抓紧一本新书的出版工作。"是许良英的文集,我找到他的儿子许成钢教授希望能出版。"他在电话中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四年前,因为疫情转行做出版商时,他完全没有料到会过上这样忙碌的生活,"我们已经出版了两百多种书了,未来我希望能成为海外简体中文出版的一面旗帜。"

身在波士顿的罗小虎编辑着她的《波士顿书评》。这份以严肃的学术评论和书评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刊物,从去年年底创刊后,获得了罗小虎意想不到的关注。她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我一个人,没有一分钱,没有推广,全靠读者捐赠和作者投稿,已经有3000多订阅了,真是太惊喜了。"

《波士顿书评》创刊号电子版(蔡霞X)
《波士顿书评》创刊号电子版(蔡霞X)


另一家创刊于纽约的简体中文学术杂志《人文中国》已经在开创自己的英文版。执行主编罗慰年在邮件中向自由亚洲电台介绍说:"一问世,就迅速引起了许多国际上中国研究者的兴趣,这是中国大陆人文思想进入国际思想市场的前站"。

10月23日这天,网络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的政治压迫,助长了流亡写作的繁荣》,巧了,评述的正是张适之在东京出版并推销的《故交半零落》。作者写道:"不管是好是坏,中国当前的发展轨迹,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了中国流亡写作的参与者。"

作家野夫的随笔集《故交半零落》(读道社截图)
作家野夫的随笔集《故交半零落》(读道社截图)


在不可能中发现了一丝丝可能


出国之前,张适之是中国一家大型出版公司的副总,从业生涯贯穿了二十一世纪最初的二十年。他感慨:虽然没有工作在出版最好的年代,但也经历了出版和言论比较宽松的时代。这之后,选择出国,是为了尝试更多的可能。

出国前,他雄心万丈,计划的是打入日本主流出版市场,"当时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真出了国,傻眼了,不懂语言,不熟悉市场,突然又万念俱灰,觉得"全无可能"。很多移民的"前辈"不约而同地告诫他:出中文书没有销路。这里的中文书店主要靠销售功能型产品为生——电话卡,DVD、日本旅游地图或景点介绍等。

他无所适从,靠打乒乓球消磨时间。

转变发生在2023年6月。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东京大学举办讲座,一开始安排了一间小教室,竟然不够坐,只好换了一间大的。张适之去现场看,居然有两、三百人。他惊叹:"都是中国人,哪里冒出来的?"。

8月,单向街银座书店开业;12月,局外人中文书店开张。张适之感受到一种奇妙的场似乎正在形成,"有讲座,有书店都开了,总不能只卖咖啡吧?我可以给他们提供书。"

他找到傅国涌,后者的一句话给了他更大勇气。"傅老师说,全日本有一百万中国人,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愿意看,那就是一万人,也是有价值的。"

张适之将一万人的目标又降级到一千人,每本书首印一千册,"我现在就是想去影响千人之一人"。

他自己也是"千人之一人":一人出版,一人印刷,一人推销,每天拉着行李箱奔走在东京街头,向任何可能感兴趣的人介绍:这是一本你在中国买不到的书。

出版社开张的前六个月,张适之都是在这样艰难的"地推"中度过的。一度有些苦闷,毕竟在中国操持的盘子是大笔一挥就能加印两万册。2024年5月,读道社出版了第三本书,作家野夫的随笔集《故交半零落》。一个月后,销量突然开始上升。就在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张适之的前一天,这本书的销售刚刚突破一千册。张适之开心地在电话里说:"我昨天去印刷厂加印了,加印了!"

张适之所感受到的"一丝丝可能",罗小虎是从创办《波士顿书评》的过程中发现的。

罗小虎此前一直是中国学术期刊的撰稿人。从2015年起,她感觉不能发表的稿子越来越多,"做一次专访我要看一个多月的书,约时间,采访,写稿子,是非常辛苦的",但一句"不能发"就结束了,拿不到稿费还在其次,她感到巨大的不被尊重。

喜欢读书,有作者和学者资源,疫情过后,她"技痒",就想搭建一个线上"读书会",以发表原创文章和书评为主,建立一个作者与读者联接的平台。

2023年末一上线,就获得了巨大的关注与支持。半年后,她已经不用约稿了,每天都有大量作者投稿,还有热心者主动替她约稿。"我的目标就是五千人订阅,现在已经三千五百多了。"

这个巨大的惊喜使罗小虎开始思考原因。她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我的感觉是,现在的海外华人和之前的华人有非常大的差别。之前在美国的华人,一部分是来美国谋生,还有一些是有民运背景。但现在的海外中国人,移民也好,留学生也好,大部分不用为了生存发愁,于是就有了文化追求。"

罗小虎的感受在美国杜鲁门大学历史教授、华裔移民史专家令狐萍看来,正是华裔"新新移民"的显著特点。

她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新新移民"主要是最近十年的移民群体,得益于中国的大学普及率,这个人群的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过去的移民群体,也高于其它移民族群和美国本地人口。这些人无需经历语言、价值观的磨合,而且得益于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新新移民"中,无论是孩子或成人,从小就通过互联网了解世界,不少还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不需要再重复之前移民艰苦的谋生过程,有能力直接参与美国社会生活。

最重要的是,这些"新新移民"普遍拥有"世界公民"的心态。"很多人并不是一定要在美国生活的,很多留学生是要回国的,很多人还是想赚中国的钱。商界、政界、学界甚至普通百姓都在观望'东升西降',特别是'中美博弈'的现象,都在考虑规划自己如何取胜;还有一些人,全世界跑,哪里好就去哪里,用脚投票。在这种世界公民的心态背景下,以及还要与中国保持联系与交流的需要,他们不要只选择一边,他们既要美国的,也要中国的。"

有钱、有闲、有文化,这样的海外华人的增多,与海外的简中出版者们,一拍即合。

正在萎缩的简体中文世界

更多的支持,来自墙内。

博登书屋2020年时,成立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的《戊戌六章》。这本是计划在香港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因为言辞敏感被香港出版社拒绝,荣伟果断要了过来。上架第一个月,就售出五千册,以至于亚马逊的推广经理好奇地问荣伟:你用了什么推销手段?

许章润新书《戊戌六章》封底封面(X截图)
许章润新书《戊戌六章》封底封面(X截图)


荣伟认为,现在的海外中文出版与之前已大不相同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海外中文出版主要是指香港出版,不论是香港的铜锣湾,还是美国的明镜出版社,出版内容也主要是政治内幕或八卦。"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他将出版社取名"博登书屋",就是向"兰登书屋"致敬,以出版"学术思想,独立研究"为主要方向。

中国严苛的出版审查,成为博登书屋的的助力。荣伟建了一个群,名叫"纽约思想者俱乐部",网罗国内各路学术大咖,"他们在大陆都出不了书,研究宪政的不能出,研究历史的不能出,研究小粉红的也不能出",最后都成了他的作者资源。

在博登的出版名录中,有《邓小平在1989》这样的热门书目,也有《宪政中国:迷途与前路》、《国家主义的阴影:学者、民粹与少数派》这样的学术研究;有《刘亚洲:大国战略与中美关系》这样在中国也无法找到的旧作集纳,也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研究著作。

刘亚洲著作《大国战略与中美关系》封面(amazon.com截图)
刘亚洲著作《大国战略与中美关系》封面(amazon.com截图)


"只要不是谩骂,是认真的学术研究,为什么不能出?大家都可以讨论的嘛。"荣伟说:"左中右的观点都能出版,这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

张适之同样感慨于简体中文世界的萎缩,"大家都说现在国内简体中文是垃圾场,没什么可看的,连训练GPT都不够用。"

据Web Technology Surveys网站对全球网站使用的语言排序,2024年,中文在全球网页使用语言数量排序中仅排第13,排在意大利语、荷兰语、土耳其语、波兰语、波斯语之后。而在2013年,中文还是第7名。 这10年间,中文网页数量的世界占比从2013年的4.3%,降低到2024年的1.3%,下降了70%,仅略高于印尼语和越南语。

即便发表出来的文字,也被认为是大量"污染的",充斥了官僚的空话套话,"撸起袖子加油干"这样故作贴近民风的俗语,或以"灵活就业"替代"失业"的新型词语。

汉学家林培瑞2012年在China File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中国使用的语言称为"毛氏语言";中国作家慕容雪村2015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将这种语言风格定义为"粗鄙和残忍"。他认为,其"目的就是要降低公共讨论的质量,……在这种野蛮的话语空间中,许多词语都渐渐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然后,党可以运用这种语言来装腔作势、混淆是非。"

"很多海外华人都拒绝阅读简体中文,或者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中文,都是这种语言污染的心理创伤。"张适之说,"但我们的中文其实是很优美的,很有文化的。我所做的,就是在垃圾场里做些建设性工作,努力保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字。"他将这一系列出版命名为"存",每本书都有一个编号。

傅国涌的《去留之间》便是这种情况。这本讲述了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选择的历史记录,2004年就在中国出版了。2017年时,出版社打算再版。傅国涌为此重新做了修订,重新写了序言。没想到,印刷完毕,"上面来了电话,说不能卖"。出版社几番沟通,回复都是"绝无可能"。所有书籍最终化成了纸浆。

这本书如今就是读道社的"存001"号。

傅国涌著作《去留之间》封面(amazon.com截图)
傅国涌著作《去留之间》封面(amazon.com截图)


《人文中国》走的则是另一条道路。执行主编罗慰年曾在中国南部媒体重镇广州工作多年。疫情中,他被"十几亿中国人绵羊一般被关在家里"的景象震撼了:中国人究竟怎么了?

思考的结果,他认为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社会力量过于微弱,"民族被原子化",社会失去了活力,而"一个社会要有活力,必须要有自由的思想市场"。但中国的思想市场,在他看来已是"孤岛",中国知识分子的写作与世界已经割裂了。和主编陈渐离讨论后,他们决定要创办一本"回到改开、又超越改开时代"的人文杂志。

何为"超越改开"?罗慰年解释说:因为现在有互联网,有到世界各国留学并成为思想精英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还有接受普世价值、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内知识分子。这个时代的《人文中国》,不只面向国内,也立志于成为国内写作与海外的连接,让国内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声音能够被海外听到。

也正出于这个目的,《人文中国》在创办了中文纸质杂志和频道后,又迅速开辟了英文版和英文频道,并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期刊发行渠道。效率之高,离不开AI在出版业的应用。罗慰年说,"过去,一些很有水准的中文作品,由于翻译渠道相当曲折,没有翻译成英文,不为英文世界所知。现在,靠新技术与出版文化的无缝对接,他们与国际的'时差'基本抹除了。"


人文中国第六期封面(世界华语出版社截图)
人文中国第六期封面(世界华语出版社截图)


"不是反抗的英雄,只是想过自由生活的普通人"


张适之不愿称自己的出版物为"禁书",他更愿意使用"在中国买不到的书",表达自己的立场。"我不是什么反抗的英雄,我也不是流亡,我只是想过自由生活的普通人。"

不过,出于种种考虑,在公开场合,他还是使用"适之"这个假名字:是对自己的保护,是对胡适之先生的致敬,也寄予了"适应新生活"的自勉。他在电话中无奈地说:"从个人兴趣上,我也是更喜欢思想和历史的作品。但如果这样我还要受到铁锤的暴击,那我也只能承受啊。"

除了安全考虑,"无趣"是不想成为"反抗英雄"的另一个原因。在《波士顿书评》上,有人物访谈、新书序言、学者旧作,有深圳日本男童遇害事件的评论,还有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专题。罗小虎说,"我就是想做个有常识的正常人,读点儿高质量的书,说点儿有人味儿的话。什么是正常人的生活?就是既不用因为害怕去逃避什么,也不用为了迎合谁去拍谁的马屁。"

相比之下,已颇有声誉的博登书屋觉得自己是有"使命感"的。荣伟说,"我们博登书屋就是要在国内、香港的出版比较艰难的情况下,慢慢扩大成一个平台,树立起一面旗帜,倡导华语世界真正的言论自由表达。"这个毕业于北京大学,多年辗转于北京、深圳、纽约的艺术界与思想界的老人,越说越激动:"难道我们这个民族就这样毁了吗?"

罗慰年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无所不在的时代,问题是怎么涉及政治?是以激烈的方式还是以温和的方式?是以战术对抗的方式还是以战略的高度去介入政治?"在他看来,不与当下的中国政治产生直接冲突,用人文主义的立场,各种生动有效的表达,渐进地推进文明的进程,"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孤岛外的"排气孔"


出人意料的是,当自由亚洲电台提问这些出版物能否反哺中国时,几乎所有人都给予了乐观的回答:当然。

《波士顿书评》创办后,罗小虎收到了超出预期的订阅,从邮箱判断,有不少都是中国读者;还有人免费帮她推广,甚至帮她约稿。她说没有稿费,对方答"不必担心,我来替你付稿费"。深圳男童遇害后,她收到了日本著名汉学家阿古智子主动发来的评论;芝加哥大学教授罗宾森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林明仁,马上就将为罗宾森的台版著作《自由的窄廊》导读免费授权发表。

罗小虎有种突然踩到了"中文领域的空白"的感觉。这使她开始有了"一点点事业心"。她刚刚注册了非营利公司,想着再注册一个独立网站,"要好好做一下"。

《人文中国》的编委会成员几乎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集合。当自由亚洲电台询问是否经历了艰难的说服工作时,罗慰年回答"不必说服,都愿意支持"。他说,中国的学者把他们当成"孤岛文化"的一个"排气孔",否则,他们的写作就可能只是"抽屉写作"。

这样的鼓励,荣伟也收到了很多。许章润称博登书屋为"自由之声的象征";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则将博登书屋比做"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化出版社群",是作者们的"精神战友"。在出版了《高耀洁画传》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对荣伟说,"我相信你们现在正从事的工作是一种对知识和道德资产的投资,从长远来看,也将使中国受益。"

即便已经完成了最初定的一千册的目标,偶而,张适之还是会陷入疑惑,"就算影响了一千人,也很微不足道"。是他的作者、中国散文家土家野夫让他感到了释然。"野夫说,因为不能出版,他早就不想写了。但我这个出版社的出现,让他又感到写作是有价值的。我也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一点点意义和可能性,他现在又觉得,他还可以再写一些。"

更让张适之感动的,是许多在日华人主动帮他卖书,有开饭店的,有开中华特产店的,在网上与他结缘,就在自己的店里为读道社辟出一席之地,帮忙向客人推销。


日本华人在奶茶店帮忙买书(X截图/读道社)
日本华人在奶茶店帮忙买书(X截图/读道社)
 

一次次送书,成了网友见面,没有"见光死",张适之反倒发现大家个个"身怀绝技"。比如在一个奶茶店讨论导购海报时,店主说:我就是搞广告设计的,等我想到合适的灵感和文案,我就给你做一个。

这些都让张适之受宠若惊。他说,"我还是要坚持,反正我的目标就是百分之一嘛!我可能不知道哪一本书是最后一本,但有一本书,就出一本书。"

他的下一本书已经策划好了,是中国作家吴思分析"官家主义"的一部分,取名:顶残——来自顶层权力对中国市场的残害。"封面设计是把'顶'字砍上几刀的感觉。"

(罗小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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