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中國已經掉進「前蘇聯陷阱」

王丹 / 上報 20241022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長期的高速增長，然而近年來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近日來，中國政府不斷召開經濟刺激記者會，但並未公佈具體的經濟刺激方案或措施，引發了外界的激烈討論和臆測。中國的經濟問題不僅僅局限於增長放緩，而是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危機。從失業問題到消費疲弱，這些問題讓人不禁聯想到蘇聯在崩潰前所經歷的困境，中國是否也正在走向「前蘇聯陷阱」？

蘇聯的解體有多重原因，其中一個關鍵因素便是財政資源的枯竭。當財政壓力不斷增加時，蘇聯領導層試圖以節約和增產來度過難關，卻忽視了體制內在的問題。蘇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曾推行嚴格的節約措施，要求工人延長工作時間，削減物資分配，試圖挽救經濟。然而，這些政策非但沒有起到振興經濟的作用，反而加劇了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社會的不滿逐漸累積，最終導致了體制的崩潰。

與蘇聯相似，中國目前也面臨著財政壓力和內部矛盾。中國政府試圖以大規模基建和刺激消費的方式來挽救經濟，但效果有限。由於過去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依賴於出口和房地產市場的擴張，當這些引擎停滯時，國內消費不足的問題暴露無遺。這與蘇聯後期經濟過度依賴資源輸出的情形如出一轍，當全球市場需求下降時，國內經濟便失去了動力。早在李克強擔任總理的時期， 中國政府就提出要節省支出， 顯示出掉入「前蘇聯陷阱」後的焦慮。 前不久， 有地方政府傳出為了挽救地方經濟， 要「砸鍋賣鐵」， 更進一步證實了中國已經踏上前蘇聯的覆轍。

另一個使中國與蘇聯有相似之處的現像是年輕一代的無力感。蘇聯解體前的社會氛圍充滿了對未來的焦慮和無奈，年輕人陷入了無意義的競爭中，最終選擇消極應對或離開體制。中國的年輕人也正面臨類似的困境，這種狀態在當今的中國社會被形容為「躺平」現象。許多年輕人發現，不論是教育背景還是能力，似乎都無法保證一個穩定的未來，導致他們對社會制度產生深深的懷疑。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躺平」不僅存在於普通民眾中，也在中下層官員中蔓延。一些中下級官員因為無法解決實際問題，選擇了怠政，這加劇了政府在基層的無效運作，從而進一步削弱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另一方面，年輕人的政治參與度極低，他們對制度的信心嚴重不足。這種現象與蘇聯解體前期的社會情緒極為相似。1985到1995年出生的中國「泛90後」一代，是中國成長於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的年輕人。他們有著較高的受教育水準，但卻面臨著極其有限的就業機會和房價壓力，未來還要承擔養老和撫育的重擔。在這樣的環境下，年輕人選擇將注意力轉向互聯網，通過吐槽視頻等方式排解壓力，這種現象也與蘇聯解體前社會的娛樂化有一定相似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 失業問題不僅威脅著經濟的穩定，也可能動搖政治體制的根基。雖然目前年輕人對政治體制的抵抗較為消極，但這種情況能維持多久尚未可知。歷史上許多動蕩和革命的導火索，正是由失業和經濟困境引發的。如果政府無法有效解決民生問題，年輕人可能會將不滿情緒轉化為對政治改革的要求，從而成為動盪的力量。隨著中國社會老齡化加劇，年輕一代將不得不承擔越來越多的社會負擔，而這些負擔可能最終會壓垮他們的耐心和信心。如果中國無法為年輕一代提供足夠的機會和出路，這種積累的不滿情緒最終可能會引發類似的社會動盪。

毫無疑問， 今天的中國正面臨著嚴峻的經濟挑戰，這些挑戰不僅僅是經濟增長放緩的問題，更涉及到整個社會結構和政治體制的穩定性。蘇聯的崩潰為當前的中國提供了一個警示，當政府無法有效解決經濟和民生問題時，社會的不滿情緒可能最終會轉化為對政治制度的挑戰。如何避免掉入「前蘇聯陷阱」，將是中國未來的關鍵考驗。 這可不是以「大水漫灌」的方式拉抬股市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的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