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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唐琪薇說，「蘇曉康先生認為：八九屠殺的罪責，百分之百在中共，然而這並不能替代民間一方的真相釐清，和對失誤的反思......」，自是呼籲「反省八九」的一種聲音，然而三十年過去了，世間依然等不來這種反省，究其緣由，也是中國社會發育遲緩、低劣的一種表象，其反映正在「八九」當年中國人覺得李鵬是一個白痴，這種「輕敵」觀念甚至是八九慘敗的導因之一；不料三十過去，中國人還在「輕敵」，今天大家也覺得習近平是一個弱智、二蛋、白癡、小學生，可是習上台以來，已有440個省部级和中管官员（包括军级）被查处，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就高达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有134万名官员因腐敗而被整肅，部长或副部长级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职、大多数投入监狱，他整肃的中共中央委员比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还多。习近平不僅成功的以「反腐集權」，而且，如果說「發財」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後六四），那麼「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後開放），第二個顛覆了第一個，習近平把這麼荒謬的政策也實施成功，他是個白癡嗎？我看恰恰相反，中共和中國吃瓜大眾才是白癡。大家都不懂，這不是人的問題而制度，而這個制度一直在贏。此文原題《李鵬政治智商析疑——兼談八九年的一個錯覺》，亦收入我的新書『晨曦碎語』。】
二十年前，天安門廣場最響徹雲霄的一句口號是：「李鵬—傻Ｂ！」萬眾逞口舌嘴癮之快，莫過於此，大概只有文革除外。中國人之討厭李鵬，以這句口號為經典，可以不必多著一字。當年天安門，罵翻李鵬，是標語口號一大主題，其中還有民謠味的幾句如下：
李鵬，李鵬，缺少水準，去收酒瓶。
鄧媽媽，快把鵬兒領回家，再給兩個大嘴巴！
開除李鵬，出口南非。
治蛔蟲藥，兩片；治感冒藥，兩片；治李鵬藥，兩片。
但是二十年下來，雖然討厭他的「人民」一敗塗地，卻無人反問過一句：李鵬真傻嗎？李鵬的顢頇、強硬，連同其面部肌肉的僵直，給人印象深刻，很難得地在共產主義崩潰大潮前夕，被雲集北京的全世界攝影機拍攝下來，幾乎是一個「極權主義」的最後留影；這副尊容，跟「六四」血光之災，一道凝固在世界和中國的記憶庫裡。八九年危機中的共產黨，李鵬衝鋒在前，鄧小平「垂簾」於幕後（他卻要說學生幕後有「搖羽毛扇的」），中國民間視李鵬為「弱智」，或許正是一種無可救藥的幼稚。
不過，共產黨雖有李鵬式的強硬，對歷史卻沒有信心。劉少奇有句話很著名：「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但人皆明白，「歷史」還得你自己寫。於是，對「六四」人人都要留下說法，人人不甘寂寞，已是一股風氣。掐指算來，「楊家將」老大乃始作俑者，生前已表示「無力糾正六四事件」的遺憾，他乃鎮壓執行人，等於撇清責任。這廂趙紫陽原無意願自己寫，老部下們竭力相勸：「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寫出來，留給後人，是你應盡的歷史責任。」（杜導正《改革歷程•序》）
近來網上流傳的一本《李鵬六四日記》，香港出版又叫停，說明李鵬有些慌張，鄧曾「垂簾」、楊要撇清、江胡把自己摘得一乾二淨，趙紫陽已寫出「歷史」，那麼「六四」血債，難道要拿他這個「總理養子」頂缸不成？
指證鄧小平責任、拉江澤民墊背
這本《日記》毫無掩飾地彰顯了李鵬的智慧。他每次見鄧小平，都有「當場筆記」，他援引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下午鄧小平的原話，那是在地安門大街前沿米糧庫胡同的鄧府裡說的：「實行戒嚴如果是個錯誤，我首先負責，不用他們打倒，我自已倒下來，將來寫歷史，錯了寫在我帳上。」李鵬並在此話前面特別加了一句修飾「小平同志以大無畏的精神指出」，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六四」這筆帳，你們要找鄧小平去算，別找我李鵬。
緊接著是五月十九日上午的常委會，李鵬又引鄧的原話：「準備流點血。動亂分子搞打砸搶，也有暗藏武器，他們要反抗，阻撓戒嚴。如果我們提出『絕對不用殺傷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於捆住了自己的手足。」——全世界不是一直在追問「六四」開槍令是誰下的嗎？李鵬出版他的日記，只要達到一個目的就夠了：白字黑字指認鄧小平下令開槍。
趙紫陽錄音談話面世以後，坊間傳說李鵬也要出書，卻被胡錦濤封殺了；此前據傳是楊家將背景的那本《六四真相》流落海外，也曾令江澤民怒不可遏。江胡二人，視「六四」為身外之物，彷佛「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雖然他倆都是最標準的「六四產兒」。李鵬恨此已極，卻也無奈，思來想去，大概自己出書替自己「造歷史」，是唯一選擇，連鄧力群不也是這麼幹嗎？
所以，張良彙集一堆「中央文件」，梳理造冊，編成一部秘史，是一個現成的模式，何不拿來？如此召集一幫秀才為自己編一部《日記》，對李鵬不費吹灰之力。這本《日記》的真偽，要看其中史料、記載有多大水分，而不在於是否作者親筆。通篇《李鵬日記》，皆枯燥的中共官式文件語言，脈絡中卻有兩條灰線，一貫到底，一則是詳細引證鄧講話，另一則，是絕不遺漏江澤民在上海的每一步動作，詞語間還帶上一點阿諛，用意昭然。
李鵬日記填補了哪些空白？
江胡不對「六四」做官史，便給野史預留了極大空間，但民間修史對暗箱操作的高層決策，又似無奈，即便如趙紫陽錄音回憶，自他被廢黜，五月十七日之後便一派茫然，形同空白。
李鵬亦不會「和盤托出」，但他要摘淨自己，就躲不開敍述過程，從他的日記裡，我們倒可以找到趙紫陽規避、未明之處；再就是五月十七日之後，他們磨刀霍霍、國家機器運作的嘎嘎之聲，躍然紙上。
最值得一議的，是五月十九日上午、即當晚於總後禮堂召開「首都黨政軍幹部黨員大會」的那個白天，鄧小平竟還召集過一次會議，以往所有關於「六四」的回憶、史料中，皆未曾出現過這個紀錄，這次卻由李鵬公佈出來，內容之敏感、尖端，前所未有，鄧小平若地下有知，一定大罵李鵬爆料他，比趙紫陽更甚；而就憑披露這個「鄧講話」，胡錦濤就有理由封殺《李鵬日記》。
「上午十時左右，我們應邀到小平同志處開會，參加會議的有陳雲、先念、尚昆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鵬、姚依林、喬石，人民解放軍三總部的遲浩田、趙南起、楊白冰，還有秦基偉、洪學智、劉華清三位老紅軍參加。鄧小平同志在會上講了六點意見……」主要是三點：「準備流點血」、籌備罷免趙紫陽、確定江澤民接總書記。這次會議，不僅議題至關重大，李鵬記錄下來的此次鄧講話，也將是研究八九歷史的關鍵史料，舉其要者：
——開禁「殺傷性武器」；
——借鑒臺灣戒嚴的前例，「戒嚴要多久時間，現在定不下來。總之，要到一切恢復正常為止。臺灣不是戒嚴二十多年了，也沒有說哪一天解除」；
——認定戈趙談話是「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我。廣場放起鞭炮，打倒鄧小平。打，我也不退，要鬥到底」；
——承認選錯了胡趙二人；
——不否定「改革開放」，「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對的」，從這裏可以接續到日後的「九二南巡」。
另一樁事，是趙紫陽訪朝第二天， 四月二十四日晚李鵬召開常委碰頭會，除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之外，列席的還有楊尚昆、萬里，書記處的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政治局委員田紀雲、李錫銘、宋平、丁關根等，「大家意見空前的一致。認為學潮背後有人操縱，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李鵬提出三個方案：人民日報發社論、中央和國務院聯合向各省市發通知、在北京召開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並由喬石、胡啟立、李鐵映組成的處理學潮的領導小組。
由此可見，鎮壓學潮的模式，早在此刻（四月下旬）已經出籠、定型，後來的鄧講話、「四二六社論」、鄧府決定戒嚴、廢黜趙紫陽、總後禮堂大會等等，不過是走形式而已。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李鵬牽著鄧小平的鼻子走，還是鄧在幕後指揮這一切，李鵬不過是個前台的一個皮影兒？有沒有吳國光所鉤沉的一個「鄧小平四二三密令」？李鵬在此究竟隱瞞了什麼呢？
五月二十日「沒有想到部隊進城受到極大阻力，可以肯定，戒嚴消息事先被洩露出去了」，也是李鵬日記精彩的一筆，「西面來的部隊被人群圍堵在八寶山，南面來的部隊被圍堵在南苑，東面來的部隊被圍堵在通縣，北面來的部隊被圍堵在北太平莊。戒嚴指揮部曾設想，西面的主力部隊經過地鐵運送到天安門，也因為走漏消息，復興門地鐵施工洞口被一群動亂分子佔領，堵塞了地鐵的通道，部隊調不進來。惟一成功的是從河北沙河縣乘火車到達北京車站的兩千餘人。這是根據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同志的請求，我下令鐵道部長李森茂執行運送沙河部隊的命令，他執行了。但部隊一下車，就被動亂分子包圍，困在北京車站動彈不得。」
涉及趙紫陽的兩處，亦耐人尋味。李鵬說楊尚昆向他透露五月十三日趙紫陽見鄧小平情形，「小平對趙紫陽說，我現在感到很疲勞，腦子不夠用，耳鳴得厲害，你講的話我也聽不清楚。」查趙錄音回憶，一字未提鄧的態度——很明顯，鄧裝聾是一種政治表態，對陳雲也一向如此，趙紫陽對此是很熟悉的，這次竟未能解讀，那廂楊尚昆卻及時通報了李鵬！另一處是，五月二十一日部隊進城受阻之際，李鵬給王瑞林打電話，請示近日內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罷免趙，鄧小平答復：「要等大軍進入北京後，再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樣可以避免衝擊和干擾，才能開得更有把握。」顯然，這是鄧怕兵變的一個旁證。
「李鵬策略」解讀
「八九」這場廝殺，無論是官民對陣，還是黨內角逐，結局仿佛大家都輸給了一個白痴，聽上去很慘。其實，決定因素是鄧小平的理念，而支配他當時心理的，是來自波匈巨變的強烈衝擊，《李鵬日記》對此均有充分的展示。這個大氣候，決定了在權力結構上，趙紫陽與李鵬並不處於均等的地位，雖然他倆同時處於鄧小平與柴玲、地安門（鄧住所）與廣場、老人與學生的夾縫之間——但趙需要勸慰、安撫鄧小平和學生兩方，李鵬則只需踐踏、侮辱學生一方，就能贏得老人一方。
李鵬在《日記》裡寫了一個因果鏈條：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讓他栽了——「為什麼非要向我遞交請願書，而不是向趙紫陽遞交？」他以陰謀論判斷，有人要以文革手法搞臭他；同時他對民間怨言趙紫陽的兒子「官倒」，又幸災樂禍。兩人誰會成為這次學潮的「替罪羊」，李鵬有非常清晰的意識。四月二十三日他卻若無其事地去北京火車站送趙紫陽訪朝，還說「今天我來送你，可以顯示中央的團結」，心裡大概已在狂喜，天賜他一個絕佳的機會：他要先下手為強——這應該用來解釋前述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碰頭會的原委。李鵬擁有的優勢，是老人幫和鄧小平的恐懼心態，但他缺少一個時機，來把生米做成熟飯。我們可以斷定，李鵬洞悉鄧小平的理念——痛恨「紅衛兵」、將文革與東歐變色一鍋煮、恐懼民心浮動、除了武力之外不知道還有其他手段，等等，他只要讓常委會通過一個極端的應對方案，鄧小平和全黨只有照單全收。
在策略上，李鵬使用「袁木談判模式」，持續地激怒學生，有一石三鳥之效：令趙紫陽疏導學生、力挽狂潮的努力化為烏有；令學運從靜坐向絕食逐步升級，其領袖「理性受冷落、激進得擁戴」；令鄧小平越來越陷入一種「鎮壓衝動」。何東昌也配合李鵬，在北師大說趙紫陽的態度不代表中央。五月十三日常委會上，趙紫陽怒責此說，李鵬則保護何東昌，反唇相譏：「要李鵬下台，這些傳言由誰來闢謠？」此後「對話破裂，絕食開始」，沒幾天趙就對戈氏撂出了鄧「掌舵」。後人研究這段歷史會發現，趙紫陽步步落空，李鵬招招得逞。
米（萬里）有愧於糧（紫陽）？
歷史是個多面體，每個當事人只能映射某個單面，李鵬說「六四」，其價值也在於此。從他的記錄中，我們也能看到其他當事人的某種側面，有時候竟是令人詫異的。
楊尚昆就不必說他了。李鵬筆下的萬里，也叫人「跌破眼鏡」。四月二十三日趙紫陽赴朝第二天，「下午五時，萬里同志打電話來，說北京市領導反映，形勢非常嚴峻，中央態度不明朗，他們很難工作。萬里建議立刻召開常委會討論對策。我同意了萬里同志的建議，決定晚八時開常委碰頭會，擴大到有關同志參加。」照李鵬的說法，他那個先發制人的「四二四常委碰頭會」，竟是萬里起的頭！趙紫陽錄音回憶中的說法則是，「萬里上了陳希同、李錫銘的當」——其實，京津兩地的首腦，陳希同、李錫銘，包括李瑞環（原北京市的木匠），是一個宗派，大佬就是萬里，這個宗派八九年力主鎮壓學潮。另據宗鳳鳴引李樹橋談，趙赴朝後，李先念要李鵬通知北京市委強硬對付學潮。
萬里被趙紫陽反反復復地引為「志同道合」者，說他是中央領導人中「堅定支持改革的人物」，並提及那些著名的事例：八七年不贊成「反自由化」、學潮初期不贊成北京天津兩市委的「階級鬥爭意識」、預定召開人大常委會討論從法制軌道解決學潮，等等。萬里後來在壓力下沉默了，鄧小平去世後，趙紫陽又呼籲萬里站出來，「小平在時不可能有別的說法，小平不在了，我覺得萬里不應該再有什麼顧慮了。誰能怎麼樣他？」但萬里依然沉默，其實他已噤若寒蟬。一九九七年九月趙紫陽給十五大寫信，再次要求重新評價「六四」，宗鳳鳴請張廣友將這封信送給萬里，據說萬里看到此信後，神情緊張，叮囑不要外傳……。
「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這個傳世佳話，後來被「六四」陰影所蒙晦，象徵著一個時代的死去。時光不能挽留，人格卻永存歷史，趙紫陽不玩陰謀，沒有私黨，對後果承擔到底，且毫不畏懼，堂堂正正地做個現代政治家，在中共他是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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