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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11日星期五

黃宏吉:美國政府對中政策的歷史脈絡

2024 年 10 月 10 日


隨著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的接近,兩黨總統候選人的中國政策再次成為焦點話題。然而在川普與哈里斯9月10日的電視辯論,兩位候選人對中國問題的著墨不多,川普指稱中國晶片都是台灣製造的言論反倒成為新聞話題。由於外交問題向來不是美國選民最在意的議題,因此要從候選人的競選言論勾勒出未來當選後的中國政策並非易事。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美國之音縱深視角節目近期舉辦中國問題討論會,邀請美國海軍學院教授、前國務卿蓬佩奧的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博士,以及威爾遜中心季辛吉美中關係問題研究中心(Wilson Center's Kissinger Institute 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主任戴利博士(Robert Daly)與談,從兩人的對談之中,約略可以從中解析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歷史脈絡。

在這場對談中,余茂春博士強調美國政府不應該對中國共產黨抱持幻想、認為可以與中共合作共同管控台海情勢。余博士認為川普政府與拜登政府外交政策最大的差別,在於川普政府是以事前的「阻嚇」(deterrence)來防止戰爭的發生,拜登政府則是多半在事後再進行損害控管。戴博則認為美中進行對話以管控局勢有其必要性,拜登政府尋求結合盟友的力量以對抗中國,反觀川普政府則是一味單打獨鬥。由兩人的論述,可以很清楚看出,川普所代表的共和黨對中鷹派採取的是贏得美中冷戰的強硬路線,拜登政府所代表的民主黨建制派採取的是管理美中冷戰的路線。

這場對談也有提及《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今年七八月發行的特刊What Does America Want from China: Debating Washington's Strategy-and the Endgame of Competition,其中包括四篇不同立場的文章,顯示美國對華政策的不同光譜。當然這個特刊在中國也引起關注,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發表專文〈對華政策辯論:世代交替背景下美國對華戰略與競爭終局之辯的三足鼎立〉,依據這四篇文章的立場,將美國對華政策分為「制勝派」、「管理派」和「合作派」。

「制勝派」的代表是川普政府時期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與美國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前主席蓋拉格(Mike Gallagher),主張強化美國在美中零和競爭的主導地位。「管理派」的代表是拜登政府國安會前中國事務資深主任杜如松(Rushi Doshi),主張管理美中關係以避免衝突升級。「合作派」的代表是康乃爾大學教授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歐巴馬政府副國務卿James Steinberg與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Paul Heer,強調美中共同利益與合作解決分歧。這篇專文在結論中指出:「中美是否轉危為機,不但取決於戰略選擇的智慧,更在於雙方是否能夠準確理解對方的意圖與限制。」

事實上,美國出現這樣的外交政策重大分歧並不是第一次,而是有其歷史脈絡。長期研究美國政府中國政策的作家孟傑慕(James Mann),在其著作The Rebellion of Ronald Reagan: A History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提到:在1981年1月雷根總統剛就任時,共和黨(事實上也是美國內部)在對蘇聯政策上分為兩派,一派以尼克森前總統為代表,強調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主張不改變現狀,降低與蘇聯的正面衝突,以防止美蘇冷戰失控,但是在此同時與中國結盟以抗衡蘇聯。

另一派以雷根總統為代表,主張美蘇冷戰的本質是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歧異,因此美國不需要和共產中國結盟以對抗共產蘇聯,只有美國贏得冷戰才能結束冷戰。尼克森在雷根剛當選時,曾多方嘗試讓雷根政府採行他和季辛吉制定的對蘇政策,為雷根所拒絕,雷根決定向共產主義宣戰,誓言將共產主義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最終奠定美國贏得冷戰的重要基礎。

冷戰結束後,中國取代蘇聯成為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從老布希到柯林頓到小布希再到歐巴馬,美國政府基本上採行的是與中國交往(engagement)的政策,試圖將中國納入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然而隨著中國經濟力量的崛起與對外擴張,美國已無法忽視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潛在威脅,但是在如何因應此一威脅上,美國內部再次出現歧異,余茂春和戴博在美國之音的對談即是反映這種歧異,這樣的歧異與其說存在於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更貼切的說法是存在於「變革派」(rebel)與「建制派」(establishment)之間。

曾任哈佛大學教授的建制派思想導師季辛吉,醉心於十九世紀歐洲的權力平衡政治,尤其推崇建構後拿破崙時代歐洲權力平衡體制(Concert of Europe)的奧國首相梅特湼(Klemens von Metternich)。事實上,梅特湼式的權力平衡體系主要存在於法奧普俄等歐陸王國之間,各個王國有著相似的君主專制政治體制,這樣的權力平衡體系的首要目標,對內在於維持君主體制不被推翻,對外在於避免主宰歐洲的侵略性強權的興起。然而,這種體系存在的基本前提並不存在於二戰後的美蘇冷戰體制,更不存在於現今的美中冷戰體制,因為共產主義本身就具備階級革命的擴張侵略性,要透過權力平衡來抑制共產政權的侵略野心,無異是緣木求魚。

筆者認為,變革派與建制派更根本的差異,在於對美國立國精神與共產主義本質的基本認識。變革派擁抱以自由與信仰為根本的立國精神,認同雷根總統的美國是「山巔上的閃耀之城」(a shining city upon a hill)的信念,認為違反人性的共產主義是人類文明的威脅,主張中國共產黨不代表中國,更不代表中國人民。

建制派主張以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重塑美國立國精神,認為共產主義只是左派社會主義思潮的一個分支,承認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正當性,認為中共政權是可以用理性對話打交道的對手。

基於上述的歷史脈絡,鑒於民主黨向來主張管控美中關係以避免失控,因此很難想像缺乏外交經驗、主張價格管制的哈里斯如果當選,會採取對抗共產主義的變革派路線,而是比較可能繼承拜登政府的管理派對中政策。至於若是川普當選,雖然外界多以商人性格看待其外交政策主張,但川普卻比較可能繼承雷根的變革派路線,事實上就是在其總統任內開啟了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

然而,另一個比較為人忽略的層面,是川普如同雷根一般,對共產主義有一定的認識。川普在總統任內曾宣布2017年11月7日為「共產主義受害者全國紀念日」(National Day for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也曾在2018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指出共產主義給人類所帶來的禍害,在此略加引述:

「社會主義或是共產主義所到之處,實際上都帶來了苦難、貪污與腐敗。社會主義對權力的渴望導致擴張、侵略與壓迫。世界各國都應該起而抵抗社會主義,以及它所帶給每個人的慘痛。」("Virtually everywhere socialism or communism has been tried, it has produced suffering, corruption, and decay. Socialism's thirst for power leads to expansion, incursion, and oppression. All nations of the world should resist socialism and the misery that it brings to everyone.")

美國兩黨的中國政策主張或許不會是決定大選結果的關鍵因素,但是對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卻有著重大影響。對中國而言,瞭解美國兩黨對中政策的意圖與限制,並依照中方的期望重塑美國政府的對中政策,是其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對台灣而言,雖然影響美國對中政策制定有其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充分理解美國對中政策背後的基本假設,也就是美國兩黨如何看待美國的自由民主體制與共產主義的侵略本質,同時以此為基調與美國各界進行對話,藉以凸顯台灣作為新興民主國家與反共堡壘的存在意義。

作者是台灣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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