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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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官定教科書的年代起，斷代通史就往往被當作教學和考試的工具，各種條框限制多，給人的印象也總是枯燥呆板；學者們則覺得通史不如専題研究更能顕示本身的専長與功力，所以對這類撰述不太熱衷。其實一本出色的通史同樣需要功力，它不僅能總結一個時期的研究趨向與成果，而且用淺顕平易的方式把這些介紹給社會大眾，對連接象牙塔內外有很大的貢獻。
在各種斷代通史中，中國近代史又占了一個特殊的地位。老實説，任何一個國家的本國近代史書冩與閱讀，都是「愛國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史不但能譲年輕一代通過了解過去而建立國族認同、形成群體共識，還能培養他們對本社會的情感。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國近代史的功用在於加強臺灣民衆對中國（大陸）的歸屬感，其中心思想是近代的中國經驗等同於臺灣經驗，因此中國近代史的書冩和教育必須承襲大陸時期的基本論調。國民黨統治結束以來，臺灣的族群認同、社會發展和世界地位都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臺灣與中國的關係尤其進入一種曖昧微妙的狀態。在這個新環境裏，臺灣 – 特別是臺灣學者 – 如何看待中國近代史？他們的觀點又如何反映今日臺灣的自身地位？這是筆者在讀吳翎君的新著時，特別關注的一點。
吳翎君的新著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今年推出的九册《聯經中國史》（王汎森主編）的近代史部分，名為《跨國交織下的帝國命運》，綜述中國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的百年巨變，以一般讀者為對象。
吳教授是臺灣新生代學者的翹楚，她接受了完整一流的臺灣本土史學訓練，又和歐美學界透過研究講學保持著密切的聯繋，由於本身専長是近代中美經貿關係，她對西方的研究資料與成果更有一手的接觸與認識，最重要的是，她的研究和教學經驗大部分在臺灣解嚴之後，「舊包袱」相對來説少些，由她執筆中國近代史，當可展現臺灣的新視野。
這本新著涵蓋的史實與敘事的順序與以往近代通史大致相同，但有幾點獨特之處：首先，本書在陳述過程中大量介紹西方的有關史料，有時還直接引用史料原文。國內一般近代通史引用中文史料的頗為常見，但如此呈現的偏重中方觀點，對重大歷史事件或情勢的理解容易流於片面，本書提供的西方史料，如廣州單口通商期間英、美商人和傳教士在華的回憶，西方社會有關鴉片問題的討論、中英一系列衝突與英國國會黨爭之間的糾葛，乃至西方目擊者對太平天國和太平軍的觀感等，都能使人在讀這些耳熟能詳的史事時，經常發現新知識、得到新認識。對於在這些史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西方人，如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巴麥尊（Lord Palmerston)、呤唎（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傅蘭雅（John Fryer）等，本書更著重介紹其背景與影響，凸顯中國的近代變局中隨處可見中西互動的痕跡。已故美國史家史景遷最擅於描寫西方人在近代中國的經歷，筆者以前讀他的《To Change China》一書時，深惜國內通史著作未能採用他筆下的精彩故事，如今吳教授作到了。
除了西方史料和人物之外，本書還注重國內外研究的介紹與評析，如徐中約和王曾才對英國要求公使駐京問題的不同看法、劉廣京對「晚清督撫權重」之説的質疑、美國新清史學派有關滿族帝國與中亞關係的觀點、中外學界對義和團起源及其被後世「神化"的各類探討、黃宇和對孫中山倫敦「蒙難」一事的考證、美國經濟學家在近現代世界經濟體系方面的宏觀論述，乃至張玉法、張朋園有關清末立憲與革命的研究、徐國琦有關中美早期交往和中國參加奧運的著作等等，真是例不勝舉。當然，由於本書不附註釋，作者此舉也是為了指明出處，以示負責，但它的另一種效果是呈現了史學界在諸多問題上推陳出新的論辯，隨時提醒讀者歷史不是年代和人名的堆積，而是對過去的不斷思考與詮釋，這恰好扭轉了以往通史教科書給人的刻板印象。
本書的另一項特點，是深入探討中國與近代世界在制度、理念和社會文化上的逐漸接軌。全書八章中，有一整章描述清季中國如何認識到國際法與外交關係的意義與功用、如何經由知識分子的譯介和政府的摸索試探，慢慢建立起中國在世界上被認可的地位，作者並不否認當時國際關係受制於強權的現實，但她冷靜的敘述只指出一事：除了了解並接受「遊戲規則」之外，别無生存發展的途徑。該章還從奧運會和世界博覽會的例子裏，看出中國如何嘗試參與國際性的文化活動，可見「愚昧清廷」並不只是拼命與英、法、俄、日交戰的失敗政權。這個主題延續到書中最後兩章，分別介紹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內外貿易和市場，以及城市生活的演變。作者對這些題目學有專長，縷縷道來，引人入勝；她對買辦、銀行、公司和商約等新異事物的描述，表明中國在西方強大勢力的滲透下，努力接納工業革命後的經濟活動模式，從競爭與合作的交替中慢慢融入全球貿易市場。至於社會變遷， 作者首先提及近代中國的人口成長和移民現象，這是西方學者相當關注而國內通史每每忽略的問題，其實它比高層政治鬥争更貼近一般民眾的生活。在描述城市（包括租界）的發展型態時，作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西方法律、建制和各種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的影響上，這自然是本書主題之導向所致，但書中因而對近代中國殘留的傳統社會層面 – 如會黨、同鄉會、地方信仰等 – 著墨不夠，難免是個遺憾。
藉此筆者也想一提本書的辛亥革命一章。該章題為"清帝國的落幕：立憲與革命"，明白點出立憲與革命是當時試圖改造中國的兩種平等選項，而立憲更代表著精英階層的主流共識，章中透過對梁啟超、孫中山二人生平經歷的考察，看出兩個政治活動者（political activists）如何由於背景、教育和認知的差異，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此一手法別出心裁，讀來極富興味，也打破了國內一般近代史的「革命正統」八股。但由於作者強調孫中山所受西方文化的洗禮，故未充分注意他身上的傳統成分，譬如他對會黨的重視和利用。孫幼時在家鄉的聞見（「長毛往事"）及後來在海外與華僑的交往，都使他深信會黨可以成為革命的重要力量，這和立憲派以仕紳為主體的傾向格格不入，或許也是康、梁輕視孫的原因之一。其實孫從興中會、同盟會到中華革命黨，始終以會黨模式組織政黨，後來看到蘇聯的列寧式政黨竟與會黨有異曲同工之妙，於是混合兩者而改組中國國民黨，可説其來有自。這當然已不在本書範圍之內，筆者不過借題發揮，但會黨（乃至幫會）之類的傳統勢力，的確是本書在討論社會變遷與城市生活時不應忽略的。
這本新著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特點，乃是心平氣和地看待清季中西交會以來，百年之間中國掙扎適應、步入「新世界」的艱苦歷程。長久以來，中國人眼中和筆下的近代史，是段充滿屈辱、憤慨的悲情歷史：帝國主義與不平等條約、「寜赠外人不予家奴」的清廷、壯烈失敗的太平軍與義和團……在這種「悲情史觀」的感染下，中國人覺得彼枉我直、天下負我，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國被全世界打壓的歷史。在國勢衰弱的時期，這種「愛國教育」或能喚起年輕人的憂患救亡意識，事實上它也達到了如此效果；但當國勢不再衰弱，中國已成為國際社會重要一員時，「悲情史觀」只會加深本身的「受害者情結」，使人無法冷靜地面對他人，也無法誠實地面對自己，還容易產生「還治其人之身」的復仇者心態。更重要的是，「悲情史觀」不符歷史實際，它的「孔見」（tunnel vision）只看到他人對自己的加害，看不到他人行為背後的邏輯，更看不到自己對他人、甚至自己對自己的加害。本書力圖克服這種悲情，因此在敘述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時，認真探究英國每一步的考量、目的以及當時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其中有理性也有不理性的因素，正如當時清廷的應對也兼具理性和不理性的因素，只是雙方限於本身對環境的認知與經驗，都無法遏止衝突。談到太平天國，作者指出在這場持續十多年的內戰中，雙方相互殘殺和屠戮平民，堪稱世間罕見，如湘軍攻陷安慶、南京時，「男子髻齔以上皆死，婦女萬餘俱為掠出」，「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入於湘軍」，所以太平天國之亂的死亡人數是同時發生在美國的南北戰爭的三十倍，也至少是對日抗戰的兩倍。中國人在痛心髪指於火燒圓明園或南京大屠殺之際，對毀於本國人之手的無辜生命和婦女尊嚴，似應懷有同樣的悲憫。再論十九世紀末的中俄、中法及中日之戰，作者從「海防」、「塞防」的爭議入手，回顧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征服帝國，對周邊地域的倂吞控制（傳統中國史家筆下「開疆拓土之盛世」），至滿族建立清帝國而達到巔峰，即使十九世紀面臨歐洲強權來自海上的挑戰，「帝國初心」仍未終止，這是新疆、越南、朝鮮等地引起一系列中外軍事衝突的重要背景。本書從此一角度審視這些戰爭，並専列一節談〈夾在清國與日本國之間的朝鮮悲歌〉，不再用「喪權辱國」的悲情筆觸慨嘆周邊「藩屬」的斷送，想能予讀者以極大的啟發。
告別悲情的努力，其實在全書導言中已見端倪。導言末段談到上海外灘公園「華人與狗不得進入」告示牌的傳說。這塊告示牌是長久以來中國人視為奇恥大辱的帝國主義象徵，五十年代還曾在上海歷史博物館公開展覧，近來學者考證為子虛烏有，但以訛傳訛，傳說依舊。作者坦言，像這樣的歷史記憶（或應稱為歷史想像），「在在呈現中國人自憐自愛的矛盾內心」， 固然有助於催生愛國自強的心理，但極端的反帝情結又容易走向「仇恨的創傷症候群」，形成對世界的扭曲印象。只有擺脫「帝國主義侵略的黯黑史」，跳出帝國主義VS民族主義單線史觀的死胡同，才能清晰地認識近代中國的複雜面貌，也才能冷靜地梳理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過程和經驗。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進入二十一世紀已二十餘載，是重新書冩中國近代史的時候了。吳翎君教授的這本中國近代史，的確反映了新生代史家對清季「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另一種詮釋，它融匯中外學者的研究心得，史料與史論並重，對中國的曲折道路展現關懐但保持客觀，更不時從全球的角度探討西力東漸的意義。然而這本新著是在臺灣編撰出版的。臺灣社會多元的聲音、臺灣學界豊沛的活力、臺灣與「中國」在心理與實質上的距離，似乎使這種新史觀的産生十分自然。筆者不禁好奇：像這樣突破過去的大胆嘗試，是否也能在今日民族主義高漲的中國出現？
作者：王克文，美國佛蒙特州聖邁可學院榮譽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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