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毛的悲剧与中国的悲剧

• 张伦
• Role,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 BBC中文网  2013年12月24日

毛的一生是出跌宕起伏的戏剧，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息息相关，他在中国悲剧性的历史中成长，获取权势；亦参与制造了无数个个人和家庭乃至整个民族巨大的悲剧，最后，亦悲剧性地走进历史。对走向新世纪的中国人来讲，如果不能很好地体认毛的悲剧与中国的悲剧的成因与关联，戒惕警醒，悲剧或许就会再度上演。因为，造就这些悲剧的诸多因素依旧，而这或许才是今天我们要认真思考毛的现象的意义所在。

个人的悲剧

一个人一生的悲剧或许最能用他晚年的境遇来说明：在其权力看上去达到无可比拟的强势、被人奉为神明的晚年，真实的毛却象许多专制独裁者一样，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病弱不堪。因担心背叛和身后被清算，疑惧和猜忌噬啃着他的心灵；对自己孤注一掷发起的事业能否得到历史的认可也满怀焦虑。

这是一个一生追求权势，却被追求到手的权势所侵蚀、毁灭了的人。他过度的自信和性格上的自恋，加上他那些早先的同志后来的臣仆们的吹捧，让他相信具有神启的德行和能力，代表正义，能够按照其意志改变中国和世界。

从这种混合了中西、传统和现代的某些思想资源而成的意志主义出发，他试图改变人性，建造人间“大同”，“六亿神州尽舜绕”，将以康有为为滥觞、嫁接了西方粗俗的左派思潮而成的近代中国乌托邦思想付诸实践。但到头来，他却连自己的人性也丝毫未能改造，相反，深谙人性阴暗一面的他，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上，利用人性的丑恶纵横捭阖，恩威并用，夺权固势，不仅毒化了他自己的心灵，也极大地败坏了中国人的道德。

他生活在现代，却悲剧性地缺乏对现代文明的了解；他曾是五四青年，也学习了一些新鲜话语，但思想的底色却只是中国的传统，甚至是底层传统；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夺取权力的成功，强化了他思想的落后；对现代文明的无知，反过来成为他反现代的论证。

这种种他有关人性和世界的认识上的矛盾和问题，决定性地形塑了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他主导的造成中国的悲剧的各种政策和实践的认识论上的根源。

中国的悲剧

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精神、政治和社会的世界逐一崩解，毛作为一种现象是在这种巨大的转型中产生。一方面是礼崩乐坏，传统的政治和价值权威不再，巧取豪夺，尔虞我诈，争强斗狠，可谓司空见惯。

另一方面，重建国家的富强，文明的秩序，民族的地位成为人们不断探索的主题。超越的价值被民族主义的目标替代，病态的敏感自卑和虚幻的骄狂自大并存，自诩文明却常常举措野蛮；对旧文明爱恨纠结，明弃暗守；对新文明即羡又厌，欲纳还拒。这些都成为文明秩序崩解后一种普遍的集体心理表征。

毛是这时代产物，是这种文明危机的一种体现。他混霸气、流气、文气于一身，以超出他人的意志力、狡诈和权谋，不仅消灭了党内的挑战者，也最终战胜了蒋介石这依然格守些儒家训条的政治对手。一出大变动时代典型的野蛮战胜文明、氓痞凌驾君子的旧戏。

不同的是，毛不仅回应了人们对传统时代的稳定和光荣的怀恋，同时也利用了人们对现代文明的渴望来成就其现代帝业，统驭人民。 他高声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事实是，在他的治下，能站起来的只有他一人，乃至他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的堂堂总理周恩来，都要奴颜婢膝地跪下来为他指示行车路线。

而早在他宣示前的数年，在“开罗宣言”发布的那一刻，中国人在全世界人面前已完成其庄严的站立，那是亿万国人浴血抗战的结果。而没有日本人提供的这机会，中共和它的领袖毛，却是注定要消失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的烟尘中的。

靠千千万万农民的牺牲得了政权，毛却在执政后将其变成现代农奴，让他们在现代再领教那种人肉相食的饥荒惨剧；以自由和民主的承诺，赢得市民和知识阶层的拥戴，却调转头来剥夺其财产和自由甚至是生命。人民只是他用来装饰的辞藻和驱使的工具，成为他满足内心浪漫冲动、画“最新最美图画”的廉价画料。

对文化，他抱一种虚无主义和工具主义态度，缺少基本的敬重，以自己的偏好和政治需要亵渎文化，文明等同粪土，雅致让位粗俗，才有“不许放屁”入词，那亿万人必须学习背诵的领袖名句。文化践踏的后遗是，至今，一种痞子文化依然在中国大行其道。

毛的遗产与中国的未来

今天，人们越来越清楚，由毛主导的用最新的名义展开的革命，内里却是一个很老旧的改朝换代的故事；构建的制度，是一个数千年已存的体制与现代极权的嫁接。他靠牺牲数十万中国军人维持的小兄弟朝鲜至今还在时时刺激我们有关这种制度的记忆和思考。

毛自认成就的伟业“请日本人回家”，早已成为一种贪天功为己功的笑话；“赶蒋委员长去岛上”，事实上也只成就了某一集团、某一些人的功业，历史证明，国人得到的却是几十年的困苦、创伤和奴役；至于“文革”，那是连其后继者都不讳言的灾难，遗下的是许多物质和精神的废墟，以及人们的痛悔和思索。

用所谓“动机是良好的”来为其开脱，不管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是源于某种认识上的模糊，逻辑上都是荒唐，道德上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如此，所有罪犯何人不可做无罪自辩？谁又需承担行为后果？希特勒难道不能以此方式来要求历史赦免？

毛的功勋只相对于某个集团，某些人，不属于全体国人。但毛造成的悲剧却属于中国历史，遗下的影响却需全体国人认真对待。毛是一种病理表现，当他被记起或引发争论之时，常常传递着社会病症危机的征候；毛也是一个指标，从一个侧面量度着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迈向现代的进程。

“毛的孩子们”有两种：继承者与批判者。前者即使受尽虐待，却无法也不想挣脱其阴影的笼罩和对其病态的依恋；毛是他们全部的青春和生命的意义。后者从幻觉的破灭，从国人的苦难中觉醒，开始为自己和国人挣脱毛造就的政治和精神枷锁而奋斗。至于那类内心不认可毛，外表却权谋地崇拜者，事实上与前者大同小异。

不难理解在巨大的文明的崩解和再造过程中，那些精神、政治和社会上无以寄托的人们试图抓牢某种依靠、投射某种寄托和怀恋的心理。但切记，毛所制造的稳定和平均，都是以巨大的奴役为代价的。而 以阶级斗争为政纲，一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也绝不应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导师，除非这个民族想再坠地狱。

当中国真正进入现代社会，中国人真正争得自我，赢得一个现代人所具有的精神自主和尊严，当主张爱的宗教在中国获得信仰自由，当中国的社会公正因法治和民主的建设得到长足的进展，毛终将会从人们的话题中淡去，留给历史学家去谈论那段悲剧及其教训，而未来中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一天能否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