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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教授日前辭世，消息傳來內心淒楚。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一生勤勉致力於科學研究，取得震驚世界的輝煌成就。在他後半生，又用大量精力幫助發展中的中國，培養新生科學人才，一生不求聞達，而英名長留人間，這樣的人，可謂完美了。
大約本世紀初，有一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林道群打電話給我，說他手上有一部書稿，但因題材比較敏感，牛津大學無意出版，問我天地圖書有沒有興趣。我一聽說是李政道先生的著作，不假思索就說有興趣。
我與老闆陳松齡先生商量此事，我認為雖然這只是李政道一家之言，但資料很珍貴，對於李楊關係這宗懸案，自有一種說法，出版成書當然有價值。至於介入他們的私人恩怨，雖然有一點風險，但我們的立場只是事實陳述，如果楊振寧有一本書專門反駁李政道的說法，我們也可以坦然出版。
出版社沒有義務為事件定調，我們的責任只是提供給當事人一個說話的平台，至於其中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書稿文字不長，內容也不涉及深奧的學術理論，出版後也沒有引起太強烈的社會反響，楊振寧也沒有通過關係來交涉，一切都很正常。
應該是書出版的當年或次年，我和陳松齡以及另一位同事到北京參加國際書展，其間李政道也正在北京，於是通過他主持的一個中科院研究中心安排，李政道先生和我們吃了一次飯。李先生身量不高，臉色紅潤，人很隨和，也相當健談。他和我們合照，介紹研究中心的科學家讓我們認識，吃飯時海闊天空隨便交談，令人一見如故。
那天吃飯來了一個貴客，便是剛退休不久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宋平，研究中心的負責人事先不敢透漏宋平要來，及至見了宋平，我們不免都有點不適。李政道先生在席間有意沖淡緊張氣氛，談笑風生，我們受他感染，慢慢也放鬆心情，放言無忌。
奇怪的是，一餐晚飯一兩個鐘頭吃下來，宋平居然不動如山，人家吃菜他也吃菜，人家敬酒他也喝酒，但從頭到尾眼觀鼻鼻觀心，正襟危坐，一言不發。更奇怪的是，李先生和研究中心的人，也對宋平的表現不以為怪，大概他們和中共高層吃飯多了，明白他們共產黨人的「修養」，都是我們尋常人不可企及的。
事後我才想通，因為我們是海外來客，不知底細，宋平作為國家最高領導層，若說了什麼不妥當的話，都會有政治後果，因此寧肯閉嘴。他當我們透明，我們也當他透明，兩相方便。
那次吃飯後，就沒有機會再見過李政道先生，但其後好多年，他每逢聖誕新年都會給我寄賀卡，我生性疏懶，都是收到他的賀卡後才回一張卡問候。李先生業餘也畫畫，他用粉彩，畫一些抽象意味的隨興之作，後來他的畫作結集成一本畫冊，他特地交代研究中心給我寄了一本。以上就是我親炙李先生風采的一點瑣事。
關於李楊關係的前因後果，因時間太久，大多已經忘記，只記得李楊之所以合作，是有一次楊振寧去李政道家作客，李政道提及他的研究方向，楊振寧對他的學術課題突然來了興趣，提出要求要和他合作，因此就促成了這個載入人類科學發展史的傑出成果。
兩人合作的過程當然太學術化，一般人無法理解，但他們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後，李政道比較低調，倒是楊振寧經常接受訪問和演說，可能在楊的言論中，過於宣揚自己，導致李政道覺得對他不公平，於是慢慢產生齟齬，導致最終的決裂。
學術界和政界很多人都想調解他們二人的關係，據說周恩來也曾親手介入，但都不了了之。我相信這中間不單涉及一些學術聲譽上的長短，還有為人處世上基本準則的不同，到後來勢同水火，當然就回不了頭了。
與楊振寧不同，李政道一生都留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但他每年總撥出相當的時間回大陸。當年正是中國經濟與科技崛起的時代，萬方多難，急需外援，李先生用心為中國拓展科學研究的空間，倡議建立博士後研究，又推薦年輕學人到美國深造，他默默做事，成果實實在在。
海外中國學人，對中國基本上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愛自己的國家，一種是愛統治這個國家的黨，當然，也有堅決反共和甘願充當中共代理人的兩極。在中共統治大陸的現實環境中，要愛國就不能不與中共打交道，但能否保持個人的獨立性，能否胸懷天下，而不為一個黨所驅策，其間還是有立場與分寸的區別的。楊振寧屬於哪一種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李政道屬於前面那一種。
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你不負生命，生命也必不負於你。李先生仙去了，他們這一代學人的人格，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產物。人的價值都是在比較中產生的，人格也都是通過比較來呈現，今日懷念李政道先生，不只是因為他的光輝學術成就，更因為他就是這麼一個令人仰之彌高的人格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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