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J王明远 阜成门六号院 2024年08月27日
作为全球现代化历史坐标轴上的邓小平时代的改革，为何发生？做对了什么？哪些没有做到做好？
本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每当逢五逢十，我们都要庄重纪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与他诞辰100周年、110周年时不同，随着时间和社会环境逐渐远离邓小平所处的时代，我们今天可以更清晰观察、评价那个时代。本文就邓小平时代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做些抛砖引玉性质的研究，让我们更清晰了解那个时代，以及更好思考怎么做好未来的改革。
在本文的讨论开始之前，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一下“邓小平时代”起止时间。笔者认为，从权力更替角度上讲，邓小平时代应该起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1992年的“十四大”。虽然在1989年11月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了军委主席一职，但是我们通过邓小平年谱和文选可以看出，他仍在直接指导国家大政方针，并且有扭转方向的能力（“南方谈话”），直到“十四大”完成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交班，邓小平才算正式退休，完全退居幕后。从路线、思想上讲，笔者认为邓小平时代应该是始于1978年，而终于2008年左右。这是因为，虽然“十四大”完成了权力更替，但是邓小平执政期间的改革任务，即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仍未达成。1992年“南方谈话”后，中国大概又用了9年时间，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随后中国利用经济体制转型，以及加入WTO的红利，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并于2010年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大致以2008年为转折点，随着中国工业化初步完成，以及国内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党和政府治理思路出现了明显有别于邓小平治国思维的新特征，此所谓邓小平时代的真正终结。邓小平时代改革是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主导的历史的一部分。自从新航路开辟之后，中国史逐渐成为世界史的一部分，并且由于西方掌握了历史的主导权，中国历史演进归根结底受全球史，尤其是西方史前进方向的左右。整体而言，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全球开始了“向左转”的洪流，自由主义衰微（其原因有二，一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让工业化在西方世界纵深发展，先发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工人阶级空前壮大；二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是重化工业主导的工业革命，钢铁、化工、重机械等都是重资产、重资本型产业，需要加强国家的投资和调控能力）这期间不但在资本主义薄弱链条上爆发了十月革命，西方国家也普遍放弃传统自由主义模式，强化对经济的干预，社会政策上也逐渐采取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壮大，及至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计划体制，都是全球“左转”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不过，进入7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各模式（形形色色的计划体制或凯恩斯主义）的弊端都逐渐显现，自由主义再度兴起，全球重新“向右转”，后人将这些一时代普遍减少国家干预，增强市场自主性，降低税率，完善私有产权保护的改革，谓之为“新自由主义”，其核心主张体现在“华盛顿共识”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影响力与当年社会主义一样广阔，除了伊朗、朝鲜、土库曼斯坦等极少数国家采取了相反行动外，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了顺应这个潮流的改革行动。比较典型的有：美国的里根新政，英国的撒切尔改革，东欧苏联剧变以及随后的私有化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印度的1991改革，智利的皮诺切特改革等等。（1984年邓小平会见里根夫妇，80年代东西方各自最具有代表性的改革家聚首）
中国的改革无疑是这些改革中最成功的一个。中国在没有发生社会或经济大的动荡情况下，就破除了原有的计划体制，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可谓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体制转轨的；并且又是发展中国家中，以最快速度实现工业化的，这不能不说这是个奇迹。1978年中国GDP的全球占比仅为1.8%，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不及晚清和民国，2021年这个比例已经达到18.37%，中国从经济弱国一跃成为成为具有全球性领导力的经济强国。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银行所统计的155个经济体中居第148位，是最贫困国家之一，比多数非洲国家的排名都要落后；2021年，中国人均GDP第一次超过全球平均水平，排名第79，成为中高收入国家或准发达国家。因此，邓小平时代的改革，不仅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根本上重塑了全球经济政治秩序。进入2008年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与以往任何模式一样，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大流行后，弊端逐渐显现，全球开始向逆自由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首先是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继而特朗普主义兴起，欧洲发生英国“脱欧”及右翼崛起，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都同时出现了对过去经济模式的重大修正，甚至是抵触反动。与此同时，中国也逐步告别旧的发展模式，步入崭新的一个阶段，都体现了中西历史发展的同步性。现在经常看到有人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放在中国整体历史上来说是不是一种例外，或者说是反常态？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大家也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未来的事情，我们无法精准预测，不过对于刚刚过去的这段历史，笔者可以肯定的是：过去我们把中国改革的成功视做一种必然，其实这高估了人类的理性和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性，现在重新审视的话，中国改革成功具有很大偶然性，是众多稍纵即逝的国内和国际机缘的结合促成了这个成功，如果中国浪费掉了这些机缘，今天仍在处于贫困的半农业社会。从国际来说，随着技术信息化和经济资本化的来临，全世界工业化先发地区，先是美国、西欧（70年代），继而是日本和当时仍处于英国统治的香港（80年代），接着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90年代），发生了持续的，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产业转移浪潮，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火种和充足剂量的助推燃料。像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只靠承接某一个经济体的技术和资本，是无法完成工业化的，只有这种全局性的、持续的产业转移，才能提供足够多的产业资源，完成工业化过程。【图略】（上海通用汽车工厂，中国利用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进行制造业合作的最成功典范之一）这个时期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优越的外部条件。中国鸦片战争以后的现代化进程的屡次失败，跟外部条件险恶有关，所谓洋务运动毁于甲午战争，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毁于八年抗战。二战后西方平权运动和去殖民化，促进了国际关系的进步一步民主化、平等化，同时，东西方领导人吸取二战和冷战的教训，主动淡化意识形态和文明的分歧，求同存异，为中国获取西方支援创造了历史上再好不过的环境。此外，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俄罗斯、日本的同时衰退，也为中国崛起创造了百年不遇的好时机。中国近代化屡遭坎坷，外部原因主要是俄罗斯和日本蓄意阻挠，试想如果苏联-俄罗斯转型成功，日本保持继续崛起态势，中国不可能从西方获得如此多的产业资源，这两个国家也会用各种方式干扰中国崛起，90年代它们严重衰退、自顾不暇，中国现代化之路才会如此坦平。从国内来讲，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一批具有历史眼光、改革决心，又具有很强领导操作能力的“打江山”一代领导集体的存在，也是至为关键的因素。在中国这样保守惰性极强的大国推行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风险极高的工程，眼光、决心、经验、权力操控度都缺一不可，邓小平这一代领导群体也恰好是历史上几百年不遇同时具备以上素质的。可以参照的反例是苏联-俄罗斯改革，它的领导者雄心有余而经验、能力不足，最终社会代价高而效率低。中国在经历了建国前三十年人口高速增长后，让中国劳动力资源极为充足，劳动年龄人口长期保持7亿以上。同时，一直令人忽视的是，经历了人口高增长后，中国政府立即采取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又使得劳动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变得超低，邓小平时代平均水平在42%左右（估计是人类历史上最低的抚养比，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至少15%，发达国家至少25%，尤其是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平均低于10%），形成了一个约40年的超低抚养比窗口期，社会抚养负担达到最低化，极其有利于快速实现资本积累，完成工业化。改革开放前，中国一个多世纪所尝试的艰辛现代化转型，都是因为国内条件与国际条件不匹配，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匹配而失败。邓小平时代改革成功，委实是各方面机遇都达到完美衔接，并且形成了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窗口期，才催生了这个巨型后发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奇迹。最近社会也都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过去的改革做对了什么？笔者去年和今年曾经写了两篇文章，做过一些总结。最近的一个心得是：邓小平时代的领导集体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坚持对外开放，加入全球化，这其实是改革成功的前提和基础。首先，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历史来看，其实是开放早于改革。从1972年后，中国就开始大规模引进外国设备，1974年中国外贸总额已经达到1959年的二倍，这说明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密度，已经超过了当年与苏联阵营高峰时期，所以，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的起点应该是尼克松访华。从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看，开放也是为先，比如1978年、1979年已经开始更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后来被批评为“洋跃进”），并且批准设立了深圳、汕头、珠海、厦门等四个特区，而这期间农村改革还在艰难中起步，直到1982年的“一号文件”发布后，包产到户才获得准生证。稍后，当对外开放已经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的成熟梯度时，经济改革还在为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而僵持不下，直到1992年才解决这个问题。其次，从改革的演进历程来看，每次改革的深化，都是源于开放的扩大。经济开放，让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立于计划体制的资源循环体系，削弱了计划经济的统治力（详细可以参考傅高义所著的《先行一步》）；同时，外来的先进生产方式和技术，带来的先行先试效果，从实践层面直接否定了计划体制的效率合法性，这些都有助于形成改革的压力，不断解体旧体制。比如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产生，最直接源于邓小平等核心决策者视察深圳特区后，所感受到的震撼和刺激。再比如，90年代大幅度的经济体制改革，相当程度是满足“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进行需要；加入WTO后的史无前例的开放，进一步大大加速了国企改革、政府经济治理模式改革和社会管理模式改革。再次，中国早期现代化所需的技术和制度，主要源于吸收外界，而很少系内生自创，对外开放、加入全球化的深度，决定了改革的效果。从区域上看，我国最发达的地区是东南沿海以及北京等一线城市，这都是加入全球化最深的地方；从行业上讲，中国目前的优势产业是通讯、电子硬件、汽车等，也都是开放程度最高，加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最深的行业。虽然参与全球化会有一定风险，但仍旧是根本塑造产业生命力的关键一招，而那些行政保护最强大的地区和行业，往往都是四十多年来变化最小的地区或行业。从策略上来讲， 对外开放，加入全球化的关键是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因为，虽然全球是一个多极化世界，但是毫无疑问美国主导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以美国-日本-四小龙为梯度轴心）和金融体系（以纽约-香港-新加坡为梯度轴心），是最有影响力和最有活力的。二战后，工业化成功的仅有几个非西方体系经济体，无疑例外都是妥善处理好与美国关系，加入了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的经济体。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一个重要起点就是高层领导于1978年至1979年访问东南亚、日本和美国，表达学习先进技术和开放投资的意愿。此后，中美关系深化，中日密切活动（产生了中日关系蜜月期），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对台提出和平统一、三通方针，在东南亚放弃“输出革命”，中韩建交，实质都是服务于一个目标：与全球最活跃的产业、资本体系成员搞好关系，加入它们主导的全球化，尽可能多得引进技术和资本，快速实现工业化。（1984年10月中英签署解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从实践上看，邓小平时代的这些战略是非常有效的，中国通过对外开放，从1978年至2008年，中国累计利用外资8200多亿美元，积累外汇储备近3万亿美元，为工业化积累了充足而必要的资本。没有充分开放，中国改革很可能会像朝鲜或古巴式的改革一样，行而未远就夭折。第一，承认西方某些价值和制度的普世性，承认自身文化和制度的不足，以向西方学习，建立西方采用的某些体制为目标；同时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而不迷信西方权威，顺从西方一些理想主义者的指指点点。第二，向下赋权，增加社会空间，尊重基层政府和民间的首创性。如果详细考察改革开放开展、逐步深入的过程，它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个团体规划出来的，而是在宽松的氛围下，由一线的干部群众自发创造出来的，领袖和中央主要起认可、总结和推广的作用，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讲，邓小平不是“总设计师”，而是“总批准师”。尊重基层创造性，是改革成功的根本，也是那个时代改革充满魅力的原因所在。【图略】（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手印和顺德乡镇企业：改革开放是人民探索出来的）第三，建立专业化的官僚体系和咨询体系，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以体改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社科院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团队，尊重专业化团队的作用，实质也是放弃对权力的迷信，而回归对常识的尊重。第四，以富民、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为基本落脚点之一，而不是乌托邦式的制度理想，或者单纯以强国为目标。尽管改革开放的结果并不是公平的，但是它的确是一场全面普惠的变革，即便是最贫困的地区，收益最小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水平与改革前也有根本的变化。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后，我国在这漫长的五千余年时间，始终处于农业社会。从先发地区历史经验来看，现代化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工业化，二是社会权力民主化、科学化。工业化实质是社会运行机制的一次根本重塑，从经济逻辑、社会结构到个人生活方式、价值观都发生根本变化。所以说，国际社会通常认为工业化国家才是发达国家，中东石油富国只能称为“高收入国家”，因为这些地方没有实现工业化洗礼，社会运行方式根本还处于前现代阶段。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大致让4.4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从农田转移到工商机构，而后十年，中国又有2.1亿人口进入城市，这意味着40年内中国约有6.5亿人口从类似中世纪的传统生活方式，步入现代生活方式，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国从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成为非农产业占大多数的国家。经历了邓小平时代改革的中国，经济活动的主体已经不是小农或听从于行政指令的国营工厂，而是数千万个初具现代特征的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企业具有很强的创新组织能力，走在世界前列；我们的青年人初步完成高等教育普及化，并且我们的国民开始更重视自我，即便是乡村的Z世代，也在追求更自由的价值，更个性化的生活方式。总之，与改革前相比，我们社会和个体力量有了根本性的成长，我们社会内生的创造和发展能力有了根本变化。
因此，现在很多人对中国的未来非常悲观，笔者倒是持乐观态度。因为未工业阶段社会的文明，往往遭受创伤后就万劫不复，但是工业化社会的文明，具有顽强的抵御风险能力、再修复能力。最明显的例子是德国、日本都可以从战争废墟中短时间恢复繁荣。我们也可以说，邓小平时代的改革，不仅让中国实现了繁荣富足，还奠定了长期繁荣富足的基础。最后谈一谈如何客观认识邓小平时代的改革。笔者认为，目前大家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呈现两种极端化：一种是我们过去比较熟悉的、完全否定改革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才是最公平、最正义的社会，改革完全是破坏性的、倒退性的，是一种充满道德负面的变化；另一种是最近一些年新出现的，过分美化这个时代的认知倾向，周围不乏很多知识分子、企业家、高级专业人士，开口闭口就是那个时代多么英明伟大，认为当下的社会问题，都是背离了那个年代的改革模式导致的——貌似只要是遵循了那个年代的改革教导，就不会有经济低迷，不会有中美冲突。其实这是另一种历史虚无，笔者和诸多读者都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深知那个时代改革本身有诸多明显的不足，在此仅罗列其中三四。其一，制度转型的滞后性。中国现代化的使命，一是前面讲的经济的工业化，另一层面是制度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更深层的要求。从那个时代的改革内容上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速度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速度，导致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脱节，当下群众所痛心疾首的腐败、分配不公、缺乏财产安全均等问题都与之密切相关。制度建设不足，不但会严重掣肘社会进一步发展，过去的经济建设成果也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其二，没有彻底反思和清除“左”的错误。“文革”结束后，党内以胡耀邦为代表的领导人，以及广大知识分子，曾经希望彻底反思和清除极“左”思想错误，在社会思想意识的核心问题上正本清源，彻底铲除“文革”这样历史悲剧重新发生的思想土壤。但是由于阻力重重，这种尝试最终没有进行下去。时至今日，很多极“左”思想元素以新的方式改头换面出现，并且在青年人中颇有市场，这些都加剧了中国未来发展改革的风险。其三，正因为我们的制度转型滞后和思想解放不彻底，导致了我们没有建立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尽管我们在这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取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成就，但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依然存在某些方面的严重扭曲，国企的市场化改革也没有完全到位，法治建设滞后，这种非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会滋生民营经济“增长天花板”，消费低迷、内需不足，金融市场波动性大（最明显的是股灾频繁）等长期困扰经济发展问题。其四，改革中社会底层的利益，一直被忽略，甚至被牺牲，没有建立一个公正的改革成果分配机制。除了改革之初，农民处境一度改善外，其他时段仍均处于利益被牺牲的角色，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农民负担不断增加，甚至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虽然工业化过程中，先后数亿农民工脱离乡土进入城市，但是政府长期维持二元机制，压低他们的福利待遇，剥夺与城市户籍工人同工同福利的权利。在城市改革中，很多城镇国有职工在改革中利益没有得到合理保障，最明显的是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中，约有3000万工人被下岗分流。我国在改革前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经过了三十年改革，一跃成为亚洲基尼系数最高国家之一。此外，高房价、土地财政、地方债等问题也都是当初政策设计不周遗留的。因此，最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困境和新矛盾，并不能归结为脱离了过去的发展模式，反而某种程度上讲是过去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以上讨论的几项改革的不足，也并不是站在上帝视角苛责前人，这些问题都是改革过程中诸多干部和学者反复被呼吁，一再提醒，但是依然没有收到重视或改正的，相当程度是人为原因导致的历史欠账。这些不足严重异化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初心，影响了人们的改革获得感，也过早透支了发展红利，后人为了解决当初的改革欠账，不得不付出多得多的成本。总之，认识到那个时代改革的不足，跟认识到它的成绩和思想遗产一样重要，只有科学评价过去的改革，未来才能更好继续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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