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二零一四年，佔領運動爆發前一週，各大學剛開始罷課，有從中國大陸來港的學生說想去政府總部「罷課不罷學」的現場聽演說，但又擔心安全。我想他們在大陸長大，相信都沒參與過群眾運動，在新聞聯播上看到的都是剪裁過的外國騷亂場面，維穩話語下成長難免會對參與有戒心。當時我安慰他們說，香港的群眾運動都很和平，零三年的時候五十萬人上街也沒有打翻一個垃圾桶。
沒想到，和平的共識就在佔領運動中被打破。數天後，因為警方的七十九枚催淚彈，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佔領運動爆發。而讓我更意想不到的，是公務員獨立專業的神話在這場佔領運動中完全破滅。「旺角黑夜」期間暴徒帶同利器攻擊和平集會的市民和學生，警察卻沒有把他們繩之於法。其後，警察失去了市民的信任，警民衝突不斷升級，香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傳統也受到動搖。
這些年來，我在大學教香港社會與政治，最大的感觸是事物越來越變得違反常識。很多過去以為不用討論、與香港社會不相關的東西，忽然變得重要。例如討論司法制度的那節課，以前主要介紹居港權釋法案，也就是法庭的問題，放在檢控和警察的時間不多。近年來，先是佔領運動，又有「銅鑼灣書店」事件，然後是「一地兩檢」爭議，還有最新近的《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和警察鎮壓公眾集會時所犯的暴行……關於香港司法需要討論的內容大幅增加，原來安排的課堂時間變得嚴重不足。
又例如談到民主化的時候，過去要講香港選舉的不足，主要集中在票值不均等的問題。至於學術文獻中談民主選舉時常提到的「恆常、秘密，和安全」準則，以前只會輕輕帶過，說是落後國家才會有的問題。現在的香港，這三點都成為現實爭議。
這些改變，當然不止在課堂上感受得到。社會輿論近年常常提及的一個說法是「禮崩樂壞」，也就是說許多過去大多數香港人默認可信的社會制度，正逐一瓦解消失。曾經，香港人以為無論你是支持或反對政府，在暴力面前會得到警察的公平對待。曾經，香港人以為無論你的立場如何荒謬絕倫或離經叛道，只要你找到一百個簽名支持和交得起五萬元的選舉按金，就可以去選議員。這些，都已不再能視為當然。
香港病了。治病，得分開病徵和病因。有些病徵，表面上很煩人，但其實是身體發出的善意提醒，叫你是時候注意一下。強行壓下病徵去而又忽視病因，固然不能治病，而且會帶來更大的傷害。可惜，病徵總比病因容易看見。議會亂象、街頭衝突，還有它們所代表的社會撕裂，成為許多人談論香港時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關注。接下來，就會有人開出各種藥方，聲稱只要把在議會抗爭的人趕出議事廳，把在街頭鬧事的人都關進監獄，社會就會和諧，香港才能得以發展。這些想法，當然是太簡單、太天真。特區成立二十二年了，這些藥方使得香港越病越重，卻還有人繼續推銷，看起來更像是推卸責任。
關於香港各種社會現象背後的歷史和制度因由，前文已說了很多，不贅。這兒我想提出兩點猜想，作為這個寫作計劃的結語。
第一，如果制度問題總是一環扣一環，推而廣之，整個社會的崩壞本身又是否一環扣一環？
回到八十年代，當時的香港和今天的中國大陸一樣，以各式各樣的城市建設自豪，政府宣傳片常見地鐵、海底隧道和東區走廊等當代大型基建工程。但近年來，基建卻成為香港社會之痛。地鐵沙中綫和港珠澳大橋工程不單接連超支，更爆出嚴重工程監管問題，令曾經迷信專業至上的香港社會頓感錯愕。相對於民主普選，專業精神可能更應被稱為香港人最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當偷工減料和質量做假的醜聞接連發生，恐怕對不少香港人來說比各種政治爭拗更能預示「香港之死」。
這倒退是如何開始的呢？專業操守要穩住，既要外在監管也要專業自律。專業自律要發生，首要用人唯賢。如果各專業的領袖本身能力或名望不夠，又或不能做到公正持平，專業自律就會事倍功半。特區成立以來，社會流動階梯越見忠誠先行，而非唯才是用。從行政長官算起，當每一個位置的任命都建基於對上級的服從多於個人能力，專業失效便遲早會發生。
那為什麼忠誠先行會變得越來越赤裸裸？因為權力制衡的基礎改變了。香港雖然沒有普選，但港英時代的香港處於中英二元權力結構當中，港英政府有壓力維持香港的善治。英國人離開了，中國強大了，二元權力結構消失。如是者，權力的邏輯變成由上而下，無論是政府官員或是社會領袖，擔心的只是更有權力者是否相信他們的忠誠。與此同時，專制政權例必不能接受任何獨立於自己的權力來源，德高望重卻又不聽話的民間領袖自然要被換走。如是者，一場劣幣驅逐良幣的浪潮便會捲開，有能力和講原則的只好離開社會上層，甚至離開香港。
一般市民未必天天關心各種政治爭議，卻同樣會被牽連其中。當政府失去管治能力，市民只好自行解決生活所需。政府做不好長幼照顧，就自己請外傭；高等教育學位不足，就去上補習班或者出國留學。然而因為只有擁有財力或社會資本的才能自己解決問題，社會變得更為不平等、更為撕裂。而當大家都習慣把責任個人化，要求在制度上解決問題的壓力會反而降低。市民對政府失去期望，也就不參與公共事務，反對政治也就難以壯大。選舉的時候不投票，親政府的力量更能壟斷議會，會議規則被改得更為自我閹割；議會變得更無用，於是大家更懶得出來投票。當各種原有撐起香港的社會制度都變成鬧劇，絕望之下重建這些制度就更為困難。惡性循環，變本加厲。
以上，我稱之為香港的系統性敗壞。說是系統性，是因為出問題的地方，不是某個個人、團體、政治派別或勢力所做成。是整個香港一起病了。
第二點猜想關於中國大陸。我記得曾經有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同學在學期末的時候跟我說，上了我的課之後對香港感到很同情。其實同情不同情，從來不應該是重點。我在乎的，是同學有沒有通過研討香港問題，養成良好的答問習慣。畢竟，很多事情今天在香港爆發，可能只是比中國大陸早了幾步。同樣的問題，可能很快就要在中國大陸以困難百倍的方式發生，而我很擔心中國社會尚未準備好回答這些問題，甚至未能提供探索的空間。
事情往往以驚人相似的方式發生。中國大陸現在的急速發展，讓很多人過上比之前更好的生活，也為很多人帶來了當中國人的榮耀感。同樣的過程，香港比中國大陸更早發生，也為香港人帶來很多榮耀感。香港的經驗是：高速發展可以舒緩很多問題，但也會隱藏很多問題。到了高速發展結束的時候，這些問題就會一一浮現。
近年中國大陸的經濟成就，讓很多人變得有自信。自信很重要，但過多的自信會蒙蔽自我，這也是香港的經驗。今天的中國，浮游著一種唯經濟、唯發展、唯技術、唯實力的決定論，以為它們可解決一切問題。但香港的經歷說明，這只是特定時空下的產物，終有一天會到達瓶頸。當社會流動開始減慢，當各種問題已不能再通過發展來解決，就不得不面對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價值觀的問題、制度的問題，甚至是上面提出的系統性敗壞。
讓我們暫時放下繁華外衣，平心靜氣的問一問：今天的中國社會，有沒有專業失德的問題？帶來了怎樣的社會危害？原因和做不到唯才是用有沒有關係？後面和中國當前的政治和社會結構有沒有關係？當民眾發現政府不能解決他們的切身問題時，他們是選擇團結起來要求制度上的改革，還是把責任個人化各自去托關係找出路？如果是後者，又有沒有進一步加深社會不平等和無力感？
這些問題，得交給比我懂的人回答。但答問之前，我想無論在中國大陸或在香港，都離不開一個前設：要為回答留下空間。答問需要空間，因為任何權力本質上都不喜歡受到質疑，專制政權尤甚。答問是一種異議，因為專制只能容許他們認可的答案，不容其他解讀。專制審查外，也得認清自身局限。香港人經歷過太多次的自我欺騙，並因而損失許多光陰。現實是我們都是經驗有限的個體，面對越宏大的問題，特別是國家民族或者各種思想主義等的問題，不應輕易確定已有簡單圓滿的答案。
不停和其他人的回答對比，是保持謙卑和守護答問空間的好方法。我比較幸運，在寫上面十多萬字之前，已有大量前人留下來扎實的香港研究可供參考，讓我不用抽象瞎扯。
相對來說，過去數年的中國大陸，援引不同意見的空間卻越見收窄，社會變得一言堂。我擔心在這樣的環境下，大家都變得自信滿滿，中國會很容易會走歪路。我懷疑，今天中國面對逆轉的國際處境，持續改革開放遇到巨大阻力，反映中國過去數年確實走了歪路。而中港關係近年的急速惡化，只是這條歪路帶來的眾多問題的其中一例。
中港政治關係應該變成怎麼樣，我沒有很好的答案。但無論你對中港政治關係未來的希冀為何，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香港沒有期望中國變得更保守的本錢。我不是說香港人能主動做什麼去改變中國。我甚至懷疑，香港能繼續存活下去已是一個很大的貢獻。因為香港的存在本身，對中國大陸也好，對台灣也好，都很寶貴。
我在中國大陸聽過不少聲稱香港人沒有國家視野的批評。我其實頗同意這觀點。在中國大陸長大的年輕人，不少會想像整個中國都是他們打拼的舞台，會問自己應該到何處發展，香港的年輕人則極少會有這種想法。但沒有國家視野，不一定是件壞事。
中國大陸近年流行說「國家在下一盤很大的棋」，香港不少親中權貴也喜歡指點香港人沒有大局觀念，不懂得從國家的立場來思考香港定位。不過，人和棋子，總有些分別。棋子只管執行任務，隨時準備犧牲，必要時棄車保帥。所以，棋子不能有思想。但人有思想，而且應該要有思想。就算人選擇要做棋子，要為集體利益付出，也得最少問一問下棋的那隻手是誰，為甚麼他有資格，而我又可不可以參與決定下一步棋如何走。這些問題，香港人喜歡問。
我接受現在在中國大陸問這些問題的人不多。當發展的速度快，大家都好像得到發展的好處時，很少人會介意那個集體其實是什麼。反正只要餅大了，自己那一份應該也會變大，何必質疑自己有沒有權力參與決策過程，特別是這種質疑會為自己帶來麻煩。大家甚至會開始為這個所謂的集體辯護，如同為自己辯護，心甘情願地去說項。至於個人對集體的付出應否永遠不計條件，誰有權決定甚麼才是集體的真正利益，不必深究。但總有一天，當發展的速度沒有那麼快，不能再讓大家都分得到好處，當制度性的不平等和不公義變得不能迴避時，一些艱難的價值觀問題就變得必須面對。
而這些，我懷疑就是這個「沒有國家視野」的香港在中國應扮演的角色：為答問一些讓人不舒服的問題，留下一點空間。當全國各省市區都在努力走同一條路的時候，香港對中國的意義就在於保留一個不同的可能。至於這個不同的可能最後用不用得著，合不合適，有誰知道？但留一扇窗，本身就有價值。
最後，我想借用中國研究的學界泰斗科大衛教授的一番話作結。除了在新聞與傳播學院任教社會分析，我也有在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任教中港關係，而科大衛教授正是我們的課程總監。記得有一年的開學禮，現場也有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科教授這樣說：「你們來自中國大陸，為什麼還要來香港學中國研究呢？我想我們和在中國大陸的同行有一個分別：香港有異議的傳統。你們來香港，只會留一年的時間。我不期望你會在一年之內完全改變，這也不應該發生，這會很可怕。但我希望我們可教曉你們問問題的重要。」
我想，這就是探討香港眾多問題的意義。香港很獨特，但香港不孤單。身分該如何理解？歷史該如何記憶？權力是否必須服從？制度該如何改變？面對系統性敗壞時能如何力抗？這些問題，不止香港人在面對，也不止香港人在嘗試回答。對香港的未來，我不敢盲目樂觀。但如果香港的故事能激發更多人勇於問問題，不急於下定論，慢慢去找答案，容許不同意見的存在，也算在世上留下了一個難能可貴的印記。
（《香港第一課》已連載完畢，在此感謝 Matters 團隊的支持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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