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歷史匆匆，白云蒼狗，而人物輩出，世代交替已經不給中國預留評品人物的空隙，人傑抑或奸雄，皆任其張揚，昨天我還在說：「習已壞到令中國人懷念江澤民，甚而鄧小平了」，便是典型一例。鄧及其「改革」，包括大開國門任外資劫掠中國資源，後患無窮，極為彰顯，還不去提貧富崩裂、倫理解體兩項更大禍害。鄧之匆匆「過海」，給習近平留下復辟「社會主義」的伏筆，這筆帳究竟找誰去算，而習乃鄧下的另一隻蛋，還有疑問嗎？我這裡先來疏理一下「近三十年里中国如何走向海洋」？】
邓小平有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是他的改革开放思路，我改一个字，用来归纳这三十年中国的一种例外，即它从封闭、落后，走向发达、富裕，却维持了一党专制，甚至可以说，中共创造了一种经济开放条件下的升级版的专制体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冷战之后的一个例外，是一条跟俄国和东欧不同的道路，也是对欧美所提倡的民主体制的一种挑战。
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實行"对外开放"，但他并沒有什么海洋意識，他最大的想象力是"開放沿海城市"，在1980年最開始还只敢開放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區，黨內保守集团陈云等人还反對他。邓小平这一步，跟一百四十年前清朝政府被英国军舰轰开广东的通商口岸相比，走得并不算太远。
邓小平提拔赵紫阳当总理，负责对外开放，而赵紫阳也不过是借鉴"亚洲四小龙"六、七十年代的现成经验，搞"来料加工"，他自己创造了一个说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也就是原料、市场都是外国的，中国只出廉价劳动力，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诀窍，所以有人说，赵紫阳才是"改革总设计师"。
1984年邓小平胆子大了一点，他讓谷牧一口氣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不出五年发生了天安門屠杀，這個進程就停下來了，執行鄧小平開放政策的趙紫陽下台，邓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面對"六四"和"六四"以後的蘇聯解體，用了八個字﹕"韜光養晦，絕不當頭"。
1、今天人们都说，"廉价劳动力"让中共占了大便宜，是它的"改革红利"，但是中共从那个时候起，必须扔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这两个东西，才能使用"廉价劳动力"。所以邓小平、赵紫阳"摸着石头过海"，摸到的第一块石头，就是资本主义，而且必须配套低工资、低劳保、低人权，以及大量产业工人下岗、失业，才能维持"廉价"优势。这第一块石头，就埋下了日后中国发生贫富迸裂、社会对立、道德滑坡的深刻危机。邓小平结束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却制造了另一场新的阶级对立。
2、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当时陈云重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把他叫去训话，说"特区"等于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引进外国资本很危险。陈云看上去很迂腐，可是他当年担心的，就是今天中共肆无忌惮泛滥的腐败；但很讽刺的是，最腐败的集团和阶层，正是他们自己的子弟，也就是今天在中国占有了二百个行业的二百个权贵家族，而就是陈云主张由他们来接共产党的班。
3、邓小平最缺乏想象力的地方，是想不到经济开放必定带来社会、政治、文化的开放，也必定出现思想活跃、政治异议、示威抗争。结果不出十年，天安门学潮爆发，中共不仅没有应对大规模街头抗议的丝毫经验，甚至没有非杀伤性的防暴武器，只好调动野战军攻进首都沿街大屠杀。从此这个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必须永远压制对它的任何非议，所以很难讲，开放对中共是一件好事。
六四镇压，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意外，它向西方大开国门、大举引进外资，疯狂地把中国变成一座世界大工厂。所以我说它是"跳海"。
到1992年，鄧小平發動第二次改革，我發現他的政策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鄧小平忽然说了一句話："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因为蘇聯垮掉了，以前它對中國是最大的威脅。那時中國的導彈都對著北方，軍事部署也是對付北方的。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與幾千年的格局沒有什麼大變化﹕威脅來自北方，目光還是對著北方；對東面的太平洋，沒有、也不想有什麼作為。蘇聯垮台，態勢變了，中國的導彈不再對北方了，也开始提出要"走向大洋練兵"，想有遠洋海軍，也想去買蘇聯的航空母艦，但蘇聯沒有賣給它。
其实，真实的原因，还是因为六四屠杀，邓小平对杨尚昆、江泽民说，你们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就会忘记天安门；他也对李光耀说过：杀二十万人，稳定二十年。接替赵紫阳的朱镕基，不惜一切代价加入WTO，又任凭"圈地"卖地、国企"断奶"私有化，都是为外资进入而"改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是更彻底地抛弃"社会主义"，教育、医疗、住房三波"商品化"，国内老百姓称为"新三座大山"——民间有谚云："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最后落实到中国外汇储备达658亿（2005年），以及三十万个"身价千万的富豪"，只占总人口的0.023%。
所以邓小平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获益的只是西方国家和中国的极少数人，百分九十的中国老百姓，只能算将将获得温饱，而西北地区和闭塞山区依然是穷乡僻壤；不仅如此，数千万至上亿的农民工进城，形成"北上广"等几个畸形都市圈，而广大农村被抛弃，急剧地荒芜和破败，令中国城乡二元对立更趋恶化。
另外还有一个可怕的代价，就是"世界工厂"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场，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污染，四亿城市居民生活在重度污染的雾霾底下；中国出现一个"毛派"，喊出了抗战时期的一个口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邓小平 "摸着石头过海"，最初想过代价问题吗？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自然资源的枯竭，才变成它走向海洋、进军全球的需要。《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王小东，后来又写了一本《中国不高兴》，归纳了几点：一是，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在国际分工上是"低技术"一端，此种经济体的科技发展、国家安全皆受制于人，因此中国要使用国家力量向高技术一端转移，不惜跟美国等发达国家发生冲突；第二，低技术又伴随高消耗，即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于是"中国崛起"的题中必有之义，就要问鼎这个行星的资源分配：凭什么美国人均消耗的自然资源，是中国的近百倍？他那个时候还没想到第三点，即中国过剩产能和资本的出路，那就是后来出现的"一带一路"战略。
邓小平的开放，一开始只有沿海三个小城市，今天走到所谓"一带一路"，涵盖了60个国家、数万亿美元投资、44亿人，世界经济体量的40%，据说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经济项目。我不知道，这是中国的一个成功还是歧途？但毫无疑问，它是世界的一个新难题，至少福山（Francis Fukuyama）预测，"一带一路"不仅将使中国向沿途国家"输出"污染工业，中国的独裁政府也将获得这些国家的肯定，对全球民主化乃是一个挫败。
"一带一路"这个巨大的中国野心，受到区域不稳定和各国自身利益的挑战，是目前议论纷纷的话题。我这里只想谈谈中国自身的限制。
首先，中国是一个内陆型国家，华夏民族诞生在黄土高原，在第一个千年里，不知道海洋是什么；到唐朝中期才发生一个重大转变，即文明中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才开始面对太平洋，但是各朝代的中央政府，依旧恐惧海洋，一贯实行禁海政策。费正清写《剑桥中国近代史》提到，当海上已经出现了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後，整个中国政府的注意力，财政、军备，重点还在对付西北──那时西北正在发生太平天国後期所引起的捻军和"回乱"。中国政府的主要力量还在西北，没有海军，也没有真正懂得海战的人。左宗棠率军征西，清朝政府都没有钱给他，他是靠中国买办去向西方人借银子。中国当时有内陆的麻烦和压力，一直没有处理好海上来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教训。
第二，今天中国面临的麻烦，首先不是它和国际、它和太平洋的关系，而是北京与边陲的冲突。中国与新疆、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统独矛盾，还有所谓"生存空间"、领土资源的矛盾。但是在中国与香港、台湾之间，只有严重的制度矛盾。只要中国不解决独裁制度问题，它跟这四个边陲地区的所有矛盾都无法解决。所以，习近平跟清朝一样，也面临着他的"回乱"——新疆的抗争和分离，这正是北京设计"新丝绸之路"的基本动机；而西藏、新疆两地，囊括中国四分之一领土、大部分矿产和战略资源。其實上疆藏问题，也就是內亞问题，都不是民族問題，而是汉族正統性的失敗和地緣政治的緊張，但是北京至今不肯设计一个平等的联邦制方案。
第三，南海问题。前面提到，九十年代初中國認為，東亞地區在二十一世紀將有高度發展，歐洲已經衰落，北美也要衰落，東亞經濟要噴薄，中国在東亞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一定要保持與東亞的良好關系，就能贏得改革開放的非常好的機會，当时有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1992年邓小平发动"第二次改革"，也强调八個字"韜光養晦，絕不當頭"，这是一个明智的政策，但是后来北京没有处理好台湾问题，将导弹对准这个岛国，台湾海峡形势非常紧张；再后来，又废除香港"一国两制"承诺。到习近平上台，对台湾、日本、东海南海，都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抛弃了"韬光养晦"。
宋代以後，中國文明向整個太平洋地區發展，特別是明清以後，开发了南洋。虽然，内陆取向的中国政权一向是禁止海外开拓的，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也只因为篡位的明成祖要找失踪的建文帝，但是传统的中国内陆文化，特别是家族组织和勤劳节俭的工作伦理，成为开发南洋的主要文化力量，这實際上就是中國的海洋文明。現在南洋諸國的早期歷史，都跟中國的移民、中國的海洋文明有關，那时并没有中国炮舰的海外殖民，南洋史是一部和平的文明史。这个历史经验也很重要。
附：
RFA 20240813
鄧小平畫像多年來一直放在深圳。 路透社
8月22日將是鄧小平誕辰120周年，周一（12日）中共理論刊物求是網，發表了4800字長文，題目是「鄧小平科技思想的歷史貢獻」。文章來自最新一期《紅旗文稿》，作者是賀欽、 袁若南。作者強調，文化大革命後科技得以發展起來，有賴於鄧小平「撥亂反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文章第一段就提到，「鄧小平同志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創立者。」
之後詳細闡述了鄧小平對科技發展的看法，形容「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為發展生產力、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作者特別指出，20世紀 70年代末，中國科技水平不僅總體上落後於發達國家，甚至在某些方面落後於一些發展中國家。當時中國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低於西方發達國家，直至1973至1975年，「文革」後期復出的鄧小平同志主持了包括科技領域在內的全面整頓。
直至第七段，文章才提到了現任總書記習近平的新質生產力理論。文章這樣說：「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堅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並依據新時代的發展需要，提出了新質生產力概念。」 而全文就只有這段提過習近平名字一次，跟一般官宣文章不斷重覆提習近平名字及放在顯眼位置，有著明顯分別。
２０２２年1月，鄧小平南巡30周年紀念日，《深圳特區報》當天發表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的紀念文章，文章強調實現共同富裕，而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不過，除了《深圳特區報》，其他官方媒體並未發表紀念鄧小平南巡的文章，官方也無相應的紀念活動，而《人民日報》只轉發了一篇六年前、中國《黨的文獻》的文章：鄧小平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北京如此低調處理，當時已引發各方猜測。
文章讚揚鄧小平「撥亂反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求是網文章又提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鄧小平再次復出後，以科技和教育工作為重心，全面推動黨和國家思想路線和發展綱領的「撥亂反正」。在他的直接領導下，「黨和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和教育政策，使我國科教事業迎來嶄新春天，進入跨越式發展的歷史新階段，全社會形成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風尚。」
在鄧小平高度重視和肯定知識分子的系列政策，解開了廣大科學工作者的歷史心結，奏響了科學春天的序曲，為後來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奠定了積極的輿論基礎。
文章最後引用鄧小平1992年在南巡講話：「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對包括科技在內的人類一切文明成果，要採取批判繼承的態度，吸取精華，棄其糟粕，洋為中用。學習外國文明成果要結合我國實際，同發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
當局未公布鄧小平誕辰120周年活動規格
當局仍未公布如何紀念鄧小平誕辰120周年，但過去十年，中國一直低調紀念鄧小平誕辰紀念。
《南華早報》8月13日發表署名文章說，發行一套新郵票和在中共報刊上連載相關書籍，是中國準備紀念已故領導人鄧小平誕辰120周年的兩個跡象。同時，正如十年前那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將發表講話。
鄧小平於1997年去世，享年92歲，中國每10年都會舉行一次重大活動來紀念他的誕辰。中國國家郵政局日前表示，將發行兩枚新的紀念郵票。
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上周開始連載一本關於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歷的書。這本書於2014年首次出版，描述了文革十年政治動盪的後期，當時鄧小平在被降職和排擠後重新崛起。中共經常用鄧小平政治生涯的這段跌宕起伏，來強調他的堅韌和為國效力的堅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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