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流亡者的塞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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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巴黎奧運從塞納河中起步，一幕幕遊河的陣列，经过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协和广场、大皇宫等建筑，直達埃菲尔铁塔对岸的特罗卡德罗广场，那「流動的盛宴」，乃是我極熟悉的。巴黎的大美，實在不是幾句揶揄所能撼動的，無論來自美國人還是中國人；而我對那些後現代的玩意兒也絲毫沒有審美感。我只在三十年的記憶中回眸巴黎，就像发黄的报纸上还留着我们滚烫的情绪。八九年被中共追殺的我們，當時只有法蘭西慷慨收留，我們是法國的政治難民，手持通行歐共體的藍皮難民護照，所以，我們也有一條塞納河，流亡者的塞納河，但是它在巴黎嗎？】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那晚游塞纳河，夜色里，法国辉煌的历史在两岸暗暗流动。逰艇上都是中国人，可大伙儿都好像故意不去议论那些著名的殿宇、雕塑，偏偏聚在甲板上齐声高吼"妹妹——你大瞻地往前走哇"。歌声溅落在河水里，仿佛永远不会得到回应似的。

我伏在栏干旁，被河上的凉风吹得直哆嗦，很想也跟著吼一聲，却不知为什么吼不出来。但我听得出来，逰艇上这吼声意味著某种深深的压抑。大陆流亡者和海外留学生们在"六四"以后都染上了一种屈原似的亡国苦痛，据说发狂般的宣泄是经常发生的。

几天后，我们几个流亡者无意之中走到蒙马特高地上的圣心教堂里。虽然在北京我也多次走进过缸瓦市教堂，但总是带着欣赏者的心态品味那里面的宁静和圣洁，却从未有过跪下去的冲动。然而，在这里我却身不由己地跪了下去。我想祈求些什么，一时竟想不出来。出来圣心教堂才听人说，它乃是梯也尔在镇压了巴黎公社后修筑的，法国人颇为鄙视它。梯也尔便让我们想起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坦克和钢盔，于是我又暗暗有些后悔。

坐在教堂前的山坡上，綠草地上落满了不知道怕人的灰鸽子。我们几个都默默地瞅著这些鸽子不说话。顷刻转身一看，一路上说话频率最高的老木已是泪流满面。

我想，我们不必羡慕法国的历史，因为我们本来拥有比他们更悠久的历史。然而我们却不能不嫉妒法兰西蓝天下的自由。说实在的，无论是凯旋门还是艾菲尔铁塔，都没有让我特别激动，可是偏偏那些自由自在的灰鸽子，香榭丽舍田园大街两旁酒店里悠闲的巴黎人所投射出来的那种散漫而不经意的目光，却让我们这些从一场大屠杀、大逮捕中逃生的中国人受不了。

过去，我曾由羡慕西方人的自由精神而至羡慕西方文化，总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未能涌出这种自由精神而不能原凉它。《河殇》或许正是这种想法的产物，而它的偏颇可能也由此产生。港台和西方的不少学者每每指出这种偏颇，认为当今中国的问题，主要在制度而不在文化。对此，我曾不以为然，觉得他们不过是太偏爱中国文化罢了。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恨自己的落后，总是从文化上找根源，本来曾经认为，这总算找到了病根，慢慢来医治它就是了。这十年的改革开放，大家也总认为只要观念改变了，老百姓都懂得争自己的利益，中国就有希望。大家都在做一种"文化救国"的梦。

在巴黎想起菜市口

绕开制度而去清算文化，自然有它的道理。我想这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们的深谋远虑，倒不如说是他们的谨慎和善良。即使有一九五七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大陆知识分子依然没有对导致这种灾难的政治制度彻底绝望，相反，由于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大家甚至觉得这制度似乎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大家善意地帮助完善这种制度，而决然无意推翻它。这情形，颇像当年的维新党人，协助光绪改良而决不想推翻大清王朝。无论是直接参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智囊团"，从学术领域里论证各种改革难题的精英分子，或是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为改革而呐喊的作家们，哪一个不比常年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做得更谨慎小心呢？

然而菜市口的悲剧却重演了。学潮之初，便认定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操纵，绝食发生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哭天抢地的清求，都被视为是"煽动"、"火上浇油"；及至"六四"开枪后，明令"坚决打击"的首要对象，果然正是知识分子。掐指算算，这十年改革以来涌现的较有成就的各学科各专业的杰出人物，有几个不被通缉、逮捕、批判、审查？

知识分子依然被视为這个制度的头号敌人——这是我在"六四"后才恍然悟到的。什么"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等等，原来都不过是些假面具。回过头来看看，自文革结束后大陆搞过的两次政治运动"清除污染"和"反对自由化"，对象都是知识分子。说这次"动乱"找不出"幕后"便拿知识分子出气，这是一种解释。但依我看，自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后，除了拿知识分子作为"敌人"外，实在也找不到其他任何"敌人"。这便分明是制度问题而非文化问题了。中国传统社会里，除了末世昏君，很少有以仇视和虐待儒家文人而能成功统御天下的王朝。而共产党在这方面恰恰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反傅统倾向。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极为病态的反智主义文化的话，则我们更需要从导致这种文化的那个制度上去寻找根源。

大陆当局并未因为《河殇》反傅统而饶恕它。相反，他们却认为这部绕开制度而去清算文化的作品"煽动"了这次民运，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把它同色情录影带和色情书刊一道碾碎、焚烧。这恰恰证明他们才不在乎知识分子反傅统呢。这件事本身便提醒人们：不要再奢谈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对这个制度。

中国知识分子同这个制度的历史很值得反思。一方面，这个制度早从它在延安的雏型時期，就以王实味祭刀来表明它与知识分子势不两立；另方面，它在四十年前恰恰又是靠广大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戴才取得政权。这个制度一旦確立以后，便肆无忌惮地对知识分子实施"去势"手术。问题在于，大陆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手术。这样，他们便失去了审视和批判这个制度的能力，除了趋附它，就只有逃避它。"六四"以后， 这种状况应该结束了。

自由的巴黎收留了我们这些流亡者。她那无处不在的自由精神对我们不应只意味著庇护，而应成为一种刺激和鞭策。因为没有自由而残疾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在里舔净流血的伤口，再生为健全的自由人。

拉雪茲神父墓地

三十年前我在巴黎，就住在拉雪茲神父墓地不遠處﹐靠近它的那座教堂鐘聲﹐常常在清晨殘夢中傳來﹐令我會有人生原本不幸﹐只是我多僥幸﹐而僥幸只是一場春夢﹐夢醒了無路可走之傷感。

幾天後忽然收到寄自香港的一封信﹐厚厚一疊﹐抖開滑出幾張照片﹐兒子一張緊繃的臉﹐沒有笑容﹐傅莉卻沉靜如故﹐看不出變故的一絲痕跡﹐只有媽媽更見其蒼老﹐令我落淚。此信系由一個在北大留學的美國學生轉寄。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家書抵萬金」。

就在拉雪茲神父墓地，我終於也被拍進電視，同幾位流亡者，按英國女導演的鏡頭設計，俯身將「六四」的鮮花，放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國徇難者靈前。

BBC的電視導演露茜來找我拍片子。她到巴黎尋訪了許多大陸流亡者，逢人就問：

「你們要的民主究竟是什麼？」

人們大凡會對這位導演大講一通如今連西方人都不大聽得懂的民主理論，那情形好像是我們中國人在啟蒙盎格魯·撒克遜人。露茜每每聽得極認真，但末了還是不懂。

不過她總是知道不要讓這些中國人失望，裝出一副很能理解的樣子來。盡管露茜多次向我誇耀，她奶奶本世紀初在上海待過，但她對中國的知識彷彿只限於那座天安門，尤其令我驚訝的是，她竟知道那地方在七十年前發生過一場「五四」運動，也知道那場運動也是一群大學生折騰出來的。中國對她來說，大概除了末代皇帝、毛澤東和鄧小平，就剩下從「五四」一下子跳到「六四」這樣一種撲朔迷離的歷史斷層。

難題來了。「怎麼什麼事都發生在這個天安門？」露茜的藍眼珠子充滿了好奇，「怎麼什麼事情都是中國大學生鬧的？你得向西方人解釋清楚這些問題！」

我舔舔嘴唇（這是我的一個毛病），驚異露茜能夠如此抉刀斬亂麻地把中國人熬了七十年的苦難史，簡約到這般精粹的地步。我心裡在揣摩，過去我們對西方人講中國的事總是過於曾彎繞繞，不得要領；循著他們的思路，或許倒能談得明白些。橫豎這片子是拍給西方人看的，不必像我們在大陸搞「啟蒙」那樣，凡事都得從古希臘民主制、盧梭和伏爾泰講起。露茜如此快捷的思路一一從「五四」到「六四」，頗像我們搞電視片時的江洋恣肆一一從藍田人頭骨一下子侃到黃河漂流勇士。我預感我們的合作準能默契。

為啥總是天安門大學生？

我認認真真地準備了劇本。三個星期後，露茜領著攝製組從倫敦匆匆趕來。天公不作美，巴黎那幾天淒風苦雨，沒一天好日頭，弄得我心情極壞。

露茜穿了件黑色毛料連衣裙，幹起活來很瘋狂，每天把我們弄得精疲力竭。我為每一位叫到鏡頭前面來的人都設計好了「台詞」，但露茜卻全然不理會我讓他們按本子講了些什麼，她默默坐在攝像機旁邊，等一拍完，她就會跳起來，讓攝像師重新打開機器，向每個人連珠炮似地發出一連串問題：

你當紅衛兵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真覺得很幸福嗎？

毛澤東死的時候你多大？當時什麼心情？

在不能說真話的社會裡，你意識到自己是天天在說謊嗎？

民主難道就是選擇一個好領袖嗎？

民主對你們來說，是不是有點像宗教？

中國老百姓真的擁護你們的民主嗎？

鄧小平為什麼覺得沒有退路？學生是不是太不給他面子？

做翻譯的南希小姐已經面露慍色。她對我說過，一個翻譯的有效時間是兩個小時，露茜卻毫不留情地讓她五、六個小時不歇一口氣。

我在一旁也很惱火。原來露茜根本不要聽我們講民主的大道理，她壓根兒認為我們天天掛在嘴上的那些理論，BBC的觀眾不會感興趣。而她要的那些東西，我們總覺得很「膚淺」的，彷彿同我們流了血、死了人的那樁煞是悲壯的天安門義舉不大搭界。但露茜根本不管我是否高興，纏著每個人刨根問底，並且一再讓南希提醒他們：

「請用最簡單的意思表達。你就只當我露茜是個白痴。你是在對一個英國的白痴說話！」

我的天，我這才發現，我們的世界離他們的世界隔得多麼遙遠。

我們七十年來所拚命追趕他們的那個目標，竟然是我們向他們理喻不清的一件事情。難怪去年五月份北京天安門廣場如火如茶之時，美國《時代》周刊上有篇文章發出這樣一個皺著眉頭的「傻冒」問題：

「中國人要的民主究竟是什麼？」

我們和他們，究竟誰是白痴啊？

不但露茜，對每一個普通的西方觀眾來說，要想讓他們明白毛澤東為什麼讓人這麼崇拜？ （我還自作聰明地用拿破崙來做一個蹩腳的比擬）「文革」是怎麼回事？林彪幹麼要坐飛機逃跑？ （這事在西方人看來就像上帝的弟弟跑了一樣）大躍進煉的那些鋼都哪裡去了？（我只好說那時是把整個社會都扔進爐子裡去煉的，露茜滿臉燦笑）天安門廣場從哪裡殺出來一支摩托車隊？ （我一急，說那是「小萬潤南」即個體戶，露茜高興得蹦了起來）如此等等，縱使我絞盡腦筋，到頭來發現好像都是在荒誕的層面上才足以同露茜溝通。當她明白了的時候，我卻糊塗了。

一禮拜下來，露茜要走了。我很憂慮地告訴她，這片子如果讓英國人看得懂，那麼中國人就恐怕看不懂了。她聽了以後若有所思，接著說：

「本該如此。」

——引自《晨曦碎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