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仍然记得1998年左右的一次阅读噩梦。当时我在读希腊学者波朗查斯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译本。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因为翻译得不好还是作者本人文笔极晦涩，总之阅读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寸步难行。大多时候完全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偶尔似懂非懂又觉得作者基本上是在胡说八道。有时候枯坐俩小时只能翻四页，速度相当于从沼泽里往外拽一辆马车。等读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杀人的心都有了。
类似的读书经历，我有过很多，从福柯到哈贝马斯，从亨利·詹姆斯到奥克塔维奥·帕斯，读着读着就有把那些死去的作者从坟墓里拖出来揪住其衣领大喊"Why? Why? Why?!"的冲动。
后来我想，与其问别人，不如问自己：既然读得这么痛苦，为什么要读呢？
在年少缺乏自信的时候，一旦不能读懂一本书或者读懂了但完全不知道它好在哪里，多半会很心虚，觉得责任肯定都在自己身上：这么经典的书，我都不知道它好在哪，肯定是我笨极了。既然如此，不但要接着读，还要在餐桌上不经意地讲到："其实福柯对知识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具有一种意指共生的关系，而罗兰·巴特晚年对欲爱的诠释，构成了对这一关系最好的回应……"
世上本没有经典，装得人多了，也就有了经典。
上面这句话过于傲慢，我的意思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当下的世界与自己。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要么是你的功力真的还不够，要么是它真的其实也没什么。用我一个朋友的话来说，其实肖邦也没有什么，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周杰伦嘛。
所以我现在主张的，是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而不是从"死去的古代白人贵族男子视角"出发的读书态度。比如，如果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我就老老实实去读Przeworski、Inglehart、Huntington等做相关经验研究的人，柏拉图、黑格尔等"大师"估计也帮不上多大忙。15年前你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打开我的书包，发现的可能都是《规训与惩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样的经典名著，而现在你要是碰到我，可能我从书包里掏出来的仅仅是《印度简史》、《小议台湾土改》、《菲律宾的腐败》、《民国的四次选举》之类一点也不高深莫测的书。
这个转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那个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的问题的回答与思考，那么要真正读懂它并且读得心领神会，只能是因为：第一，你对他所处的时代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第二，你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有相似性，而且你能理解其相似性以及不同性在哪，由此批判地理解他的思考对于当下的意义。但说实话，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往往不知道很多"大师"的具体问题意识是什么，其思想的土壤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那个土壤和我今天所处的世界有何异同，那么我为什么要去读呢？仅仅因为它们被放在了书店的名著架上？当然我如果一定要绞尽脑汁去体会这些经典的深意，肯定也能若有所悟，但你要绞尽脑汁去思考任何东西，它都会有深意。电影《黑客帝国》里，先知使劲盯着一把勺子，都能看出宇宙的秘密。
这个转变还基于另外一个认识：大多哲学和社科经典都写作于"实证"几乎不可能的时代，比如，在二战之前，基本上不存在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完整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数据、科学上严谨的统计技术等等，所以大多数经典的写作方式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推断到推断，从灵感到灵感。这种写作方式往往能创造出很多很漂亮很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很难校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又因为不能校验它的有效性，即，没有"证伪"它的可能性，知识很难有效积累。
比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会不断趋于贫困化，这是一个经验判断，很容易通过数据来检验。比如，托克维尔说丰富的民间社团有利于民主的健康发展，这在当代政治研究中也完全可以通过经验素材来校验（事实上就有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社团是不是有利于民主取决于社团的性质）。同样，新教是不是像韦伯所说的那样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从经验研究中找答案。既然我们现在有条件读很多更严谨、更扎实、更细化的经验研究作品，为什么要拘泥于那些从概念到概念的东西呢？
所以我的读书历程，基本上是一个不断从"经典"堕落为"经验"、从"意识形态"下降为"实证主义"的历程。不是说我对经典失去了好奇心，而是我希望引导我去读经典的，是问题的箭头在不断指引，而不是餐桌上的虚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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