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美國和西方大國的民主政治出現的複雜局面，讓我不禁想到，在美國和西方的這個困難時刻，習近平若能利用中國國力，全面支持烏克蘭，迫使普京接受戰敗的現實，豈不是既維護了正義，又幫助中國走出嚴重的經濟困境？當然，直覺告訴我，習近平不會做這樣的選擇。問題是，為什麽習不會做出這樣明顯符合道義也符合「理性」的選擇，而偏要選擇與「天下」為敵，與正義為敵呢？
簡單化的解釋就是，習近平要能做出這樣的選擇，當年就不會被中共選為接班人，或者，他若真選擇正義，很快就會像胡耀邦、趙紫陽那樣被趕下台。我接受這個邏輯，但問題是，這個邏輯背後的邏輯又是什麽呢？這是當下許多人都會思考的問題。
我注意到，曾經對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有過尖銳批評的英國學者格雷（John Gray），近年發表了不少著作和演講，對全球反動潮流湧動的人性和文化背景，有比較犀利的剖析。最近，我更看到了他與福山的一場精彩辯論。
格雷的基本觀點與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相當一致，也就是說，他認為西方把自己獨特的歷史經驗做了過於「普適」的解讀，特別是福山代表的傾向，即認為「新自由主義」將終結歷史的論斷，存在嚴重的認知缺陷。因此，今日西方文明和世界秩序面臨的嚴重危機，與西方文明的認知錯誤是有關係的：沒有西方文明的天真和自負，今天的世界或許不至於這麽危險。
格雷勸告西方文明要準備打核戰
格雷對自由的西方文明提出忠告，一方面要準備接受不同於西方文明的制度安排，同時，也要準備應對包括打核戰爭這樣的對抗和災難。也就是說，自由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放棄自由主義，而這必然意味著沖突乃至災難。在這個背景下，辯論主持者提出了一個許多人都在思考的問題，那就是（文明沖突）最好的可能性是什麽？這是格雷無法回答的問題。他只是含蓄地指出，核武器的存在，是二次世界大戰沒有的風險。
事實上，習近平的中國作何選擇，對全球地緣政治可能的風險，是最大的變數。也正因如此，習近平正在超過毛澤東，成為世界最知名的中國政治人物。而我們知道，如果毛澤東擁有今日中國的實力，是不怕死人的。那習近平呢？我相信習近平與毛澤東不一樣。他今年已經反覆向美國和西方傳達了一個重要信息：他不會打台灣。這或許與他沒有毛那麽「心狠」有關，但也與他治國無能有關。人們看到，他已經放棄了重振經濟，並繼續清洗不忠誠於他的高級將領，不惜令全軍都無心作戰。
也就是說，在這個歷史關頭，習近平的無能給西方民主政治提供了一個自我調整的「窗口期」。這個「窗口期」可能不會太長，因為中國的內部危機是否會失控，誰也無法預料。但這個「窗口期」對於美國和整個西方民主政治重建共識，重拾信心，非常寶貴。西方民主能穩住陣腳，第三世界的經濟就能繼續成長。這既減少了中國經濟徹底崩潰的風險，也減少了整個世界地緣政治沖突惡化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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